任弼时与反对党内“左”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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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反对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其贡献非常独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虽难独善其身，但率先觉醒，成为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先驱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在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的组合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他发现和解决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左”的偏向，是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决定性力量。更重要的，任弼时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政治素养、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取之不尽、长期有用的政治营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左”倾错误；任弼时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7）02-0021-09
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从成立时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不时受到来自“左”的或右的两种倾向的干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干扰来自“左”的方面。对于两种倾向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1]375任弼时对党内“左”倾错误的认识与斗争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曲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熟前，党内连续出现“左”倾的错误时，任弼时既难善其身，又是受害者，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左”倾错误，成为党内反对“左”倾的先驱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熟后，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力量不断壮大，任弼时为反对和清算党内“左”倾错误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时，党内的“左”倾错误再次抬头，任弼时独具慧眼，及时发现并果断处置，是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决定性力量。他在反对和清算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素养、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取之不尽、长期有效的政治营养。
一、中国共产党成熟前，党内连续出现“左”倾错误时，任弼时也难善其身，后又成为受害者。通过实践，他逐步认识“左”倾错误，并成为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先驱力量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幼年的党，是一个不成熟的党。在这一阶段，党内有来自右倾错误的干扰，但主要是来自“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1927年到1935年，党内连续出现了“左”倾错误。与此同时，党内也比较普遍地存在“左”比右好的观点，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生，右是跪着死，怕右不怕“左”。这个时候的任弼时已经进入中央领导层，担任过一系列重要领导职务，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一系列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受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任弼时也难善其身。一方面他对“左”倾错误的理论观点认识不清，如对关于中国革命的“无间断”、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论等观点，认识不清或者说是赞同的。1927年11月14日，任弼时在共青团中央刊物《无产青年》上发表文章，提出：“现在的情形是‘一切争斗皆成暴动’，因此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几乎只有暴动中才有机会做。”“最后的大爆发就在就在眼前……不久，我们就可以把大暴动来建立新的社会”。[2]143另一方面，在實践中，任弼时也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左”的做法。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一系列决定，如撤销毛泽东、彭公达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任弼时作为会议的参与者，而且担任了会前成立的中央政治纪律委员会的书记，对做出上述“左”的决议，应该负一定责任。后来，任弼时非常坦承地认为：“在过去党内领导犯‘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是偏‘左’”。[3]393必须指出，任弼时通过实践发现和认识“左”倾错误后，能及时做出调整和改变。1927年9月毛泽东等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中因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没有继续执行攻打长沙的计划，转而率部转战农村，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本来是代表中国革命正确选择却受到严厉了批评，认为是“临阵脱逃”，并派任弼时赴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任弼时到达长沙后，进行了广泛地的调查，发现情况与以前所掌握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实际情况表明不能继续坚持攻打长沙为首要目标的暴动计划。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及时提出了“长沙暂不举行暴动”的意见。任弼时对长沙暴动的处理，表现出他可贵的事实求是精神和勇气。任弼时也因此受到了指责，并被调离长沙。
党的“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并形成了“无动不暴”的局面。这对打击国民党的气焰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在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举行暴动，就是左倾盲动主义。如果说，任弼时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还是支持“无暴不动”，那么，到了1927年底开始，任弼时就开始反对“无暴不动”。这一年的12月，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提出浙江全省暴动计划。任弼时就明确提出这个计划是不对的，受到机会主义的影响。1928年初，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暴动问题，任弼时明确反对“无暴不动”。1月13日，他在《无产青年》上发表题为《对于暴动的意见》，一方面继续坚持中国革命形势持续高涨的判断，另一方面又强调，暴动是有条件的，不讲条件的暴动，“便是玩弄暴动的冒险主义”，它会“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直等于革命的罪过”。[3]40这篇文章是党内较早反对盲动暴动的文章，对全党认识盲目暴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文章对纠正盲目暴动的“左”倾错误的作用是有限的。
1928年4月，为了筹备召开中共六大，党的重要负责人先后离开中国去了莫斯科。任弼时等留守中共中央，担负起指导全国革命和全党工作。在此期间，任弼时参加了许多会议，起草了许多文件，发表了一些讲话，对各地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错误，但任弼时表现出许多不同之处，对“左”倾错误的认识有独到之处。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顺直省委的信中批评顺直省委不顾形势和条件的盲目暴动，希望他们做“艰苦长期的工作”。在指导河南省委工作的信中，任弼时指出，河南省委的计划“过于空洞”，纠正以前的错误，根据条件选择割据的范围与地点。当广东省委不切实际地决定发动夏收总暴动时，任弼时审时度势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能作一个全省总暴动的决定”。在研究湖南的工作时，任弼时支持毛泽东继续在井冈山地区进行割据，不能冒风险到更大范围内割据，如果不顾条件发动暴动，“即使成功也难于生存”。[4]110任弼时的正确主张和他对各地工作的有效指导，对抑制“左”倾错误和推动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