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写作的经验”的演讲记录稿版本差异考*
时间：2022-12-02 09:35: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郑雅馨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在记录郭沫若这次演讲的多个版本的记录稿中，《新青年》版及《国讯》版对《星座》版内容进行了部分删减。其中，与“条件反射”这一例子的相关内容及末尾两段文字内容的不同呈现，是形成各个版本之别的重要因素。
刊载于浙江《新青年》与《国讯》的两版记录稿，对《星座》版中有关“条件反射”的内容进行了两次删减。为清晰呈现这三版之别，笔者将这三个版本中的相关文字节录如下：
在《星座》版中，相关文字如下：
在《新青年》版中，相关文字为：
《国讯》版中的相关内容如下：
由节录的内容可以看出，《星座》版中，郭沫若以举“条件反射”这一例子为切入口，引出他以“条件反射”“无条件反射”为内容写文章却被一位批评家误会的事情。《新青年》版删去了“条件反射”这一举例内容和提及这位批评家的相关表述。而后发表于1943 年11 月15 日的《国讯》版对该段内容再次删减，最终仅留下了第二个口号本身的内容。
由上述三个版本对于同段文字的节录内容来看，这位批评家的存在是影响不同版本记录稿之间形成差异的重要因素。那么，这位批评家是谁呢？在发表于1940 年9 月15 日的《“无条件反射”解》中，郭沫若说道：
《星座》版中的“但给一位批评家把‘无条件反射’与‘条件反射’误会了”，与此段文字中的“胡风先生根本没有懂得‘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这两个术语”高度重合。因而可以认定，郭沫若在演讲中提及的批评家是胡风，而《“无条件反射”解》正是郭沫若为回应胡风对“‘无条件反射’论”的批驳而作。
《新青年》版的《写作的经验》发表于1940 年8月，正值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筹备前期，此时郭沫若与胡风的关系或已因此而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另外，由于郭沫若的巨大影响力及此次演讲的较高指导价值，《写作的经验》自6 月7 日刊发于《星岛日报·星座》第610 号后，必然引起了一定反响，而其中涉及到批评家的内容可能引发了一些讨论，因此《新青年》版删减了与批评家相关的这一部分的内容。1943 年的《国讯》版发表时，编者更为严谨地删去了该段文字中其余容易引起争议的内容。
《星座》版、《新青年》版与《国讯》版之间的差异，还体现于后二者对前者的末尾两段文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减。金传胜、薛婧妍的《郭沫若演讲史料考辨》认为，《星座》版的末段文字涉及到与写作无关的民族形式问题，应是阑入的文字。经过对比多个版本的记录稿内容，笔者认为《星座》版中的末段文字应当不是疑似阑入的文字。与此相关，郭沫若极有可能不是在快到演讲尾声的时候才讲了关于“民族形式”的内容，而是在讲完“唯陈言务去”后不久便讲了该段内容。为考证《星座》版的末段文字是否系阑入，以及郭沫若演讲民族形式问题的准确时间，笔者将《星座》版与另一记录者金叶所做的记录稿（即《青年》版）放在一起来对比分析。
《星座》版的最后两段文字如下：
金叶的记录稿《郭沫若的写作经验——在重庆记者学会讲》中，结尾两段文字如下：
再次，讲到写作的态度，那末要正确。杜甫云：“语不惊人死不休”，韩愈说：“唯陈言务去”，换言之，我们的表现要新鲜，要凭自己所真实见到的写下来，唯写切实的感觉，才能成为艺术的作品，不能随随便便，过去所谓“青山绿水”，其实，山并不一定是青，而水也不一定是绿，主要的，还是您看见的是什么山，什么水。
由于金叶的记录稿篇幅较为简短，属于对郭沫若演讲的概要式记录，并未记载过多演讲中的举例内容，所以我们并不能直接通过对比两人的记录稿而得知郭沫若在演讲中是否提到了与“民族形式”相关的内容。不过在这两个版本中，末尾两段都记载了“一个字不动，才算是文章”这句话，而其言说语境却并不相同。在北鸥的记录稿中，这句话是倒数第二段最后一句，它成为郭沫若介绍“写作应有的正确态度”这一指导观念的部分内容。而在金叶的记录稿中，这句话作为郭沫若介绍“一个字主义”的内涵而单独成段，且它是该文的末段文字。
此外，北鸥与金叶的记录稿中还有一处差异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两人虽都记录了演讲中提及的“唯陈言务去”，但在北鸥的记录稿中，“唯陈言务去”后跟着的是“换言之，就是我们的表现要的当，真实”，而在金叶的记录稿中，“唯陈言务去”后紧跟“换言之，就是我们的表现要新鲜”。“唯陈言务去”是指“写作时务必要除去陈旧的言辞”，这与金叶记录稿中的“新鲜”二字相对应，也与《星座》版末段文字中“所以民族形式要把它活的解析，我们的内容是新鲜的，所以形式的表现也将切合新鲜的”相呼应。这让笔者怀疑《星座》版的末段文字极有可能被郭沫若用于论述“唯陈言务去”的写作态度。
而就《星座》版末段文字的内容来分析，郭沫若讲这些内容是想提出抗战时期应利用民族形式来写作。由于记录稿并不能完全复制演讲者所说内容，我们可能无法从北鸥记录的这段文字中，准确判断出郭沫若为何会在演讲时提及“民族形式”，笔者推测这与当时文艺界对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有关。但我们可以从这段文字中看出，郭沫若认为写作者应以不断发展的眼光来解析民族形式，这样写作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新鲜的。笔者认为，郭沫若的这一主张，与他所讲的“唯陈言务去”即表现要新鲜的正确写作态度更加吻合。因而笔者推测，郭沫若在讲完“唯陈言务去”后便讲了有关“民族形式”的这番话；
北鸥对该段话的记载，与当时演讲的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完全相符。
由于史料的阙失，对于《新青年》版删去《星座》版末段文字的原因尚无从得知。不过，《国讯》版对《星座》版倒数第二段文字中“唯陈言务去”及“不随随便便，一个不能动，才算是文笔”的删减，使得该版文字更加严谨。
郭沫若在1940 年3 月17 日所做演讲的记录稿有多个版本。其中，不同版本对“条件反射”相关内容的删减，能够反映出郭沫若与胡风在1938 年至1941 年间的一段交往史。《星座》版中关于“民族形式”的末段文字，体现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主张的“民族形式”观点。考证郭沫若此次演讲的记录稿的版本之别，不仅有益于了解郭沫若此次演讲的具体内容，还有助于理解郭沫若在1940 年代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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