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悲剧—再解读《悬崖上》,邓友梅
时间：2020-10-27 13:42: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三个人的悲剧—再解读《在悬崖上》_邓友梅
论文导读:：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有些研究者认为不只是《在悬崖上》。美丽大方的混血姑娘加丽亚的出现。我”的悲剧。关键词：邓友梅，《在悬崖上》，加丽亚，悲剧
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五十年代末出现了一批有关爱情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谓是十七年文学发展中的可贵收获。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然而作品在深刻昭示时代精神的同时也难免会烙上时代的种种印迹。在那个充满着对革命胜利的无限胜誉感，对新中国无限热恋、对前途狂热幻想的年代里，文学不仅负载着沉重的时代责任，而更多的是承担教育认识作用。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这个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在发表之初就受到了热烈的评论。小说发表于 1956 年 9 月号的《文学月刊》，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扩大化中又被打为“毒草”。新时期伊始，此文即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便不断地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和诸多研究者的兴趣。有些研究者认为不只是《在悬崖上》，包括同时期的《红豆》、《美丽》、《小巷深处》等系列作品，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没有摆脱时代的气息，他们只不过是充当了文学必须适应时代发展这一潮流的宣传工具和手段。邓友梅在就本篇小说的创作动机和目的《致读者和批评家》一文中说“有好久了，我想写一篇反映夫妻生活的道德观念、思想品质等
方面的矛盾冲突的作品。”透过作品我们可以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基本上得以实现，小说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确实是极为深刻的，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爱情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也有研究者把《在悬崖上》视为“十七年文学”中“异端”的代表，认为其与十七年主流文学有着不同的精神品格，认为小说所描写的婚外恋情突破了十七年文学题材的禁区邓友梅，并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给予了极高的地位与评价。大多数研究者在认为《在悬崖上》的创作带有明确的劝善惩恶的功利目的上观点是一致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用今天的文化观重新去审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便会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本文将试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以下三方面来重新解读这一文本发表论文。
一、“我”的悲剧 多数评论都认为主人公“我”是克服了自身缺点才没有掉下悬崖，是个典型的浪子回头的形象。但我自己却认为“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我”的失败具体体现在“我”对妻子的误爱（婚姻的失败）和“我”对加丽亚的误恋（爱情的失败）上。我认为小说主人公“我”一直生活在一种无明晰爱情理念的情感世界中，也可以说他一直生活在悲剧里。
“我”对妻子的误爱开启了“我”的悲剧人生之门。“我”是一名刚大学毕业的技术员，由于坐火车来报到却忘记要报销单据，得到女会计员的热心帮助，这第一次见面就对她留下了极深极好的印象。加上她又是团支书，常找“我”谈心，长得也秀气，“我”后来又得知她工作和学习都很积极，又很受人尊敬，更觉得这姑娘和自己不是一样的人，要比自己高些。“我”将她视为青年们的领导人，似乎同她交往自己的人格
也高尚起来。比“我”大两三岁的她“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生活细节也处处操心”，不知不觉，“我”就爱上她了。这时的爱可以说“敬”的成分占的更多，这种爱不仅带有强烈的政治时代色彩，还杂糅着某些对母性依恋的情感因素在里边，这种爱事实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甚至可以说这种爱不是作为技术员的“我”所追求的爱。这点我们可以从小说中“我”与妻子在结婚买家具的简单对话上得以证实，“我”和妻子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我”和妻子从骨子里是不属于同一类人。婚后，“我”认为自己工作、生活都很愉快，别人也说“我”踏实多了，然而妻子给予“我”更多的是社会知识和政治思想教育，很少有感情上的抚慰。很显然，“我”和妻子的这种爱情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人性的自然发展。美丽大方的混血姑娘加丽亚的出现，唤醒了“我”久压的自然人性。对此邓友梅是这样写的：“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了。”我不认为这样的描写是合理的，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判断或评论“我”该向哪个方向走，因为没有人可以预知“我”的选择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邓友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我并不认为“我”忘记了路标的指示，因为任何人都有寻求自己梦想的权利，“我”之所以会不遵从既定的路标走下去那是因为“我”发现了更适合自己的路。不过到此为止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我”和妻子的婚姻从此刻开始已经无声的结束了，也就是说“我”对妻子那种带有时代色彩的、理智的误爱在无形中终止了。作品最后的“我”向传统伦理道德妥协了，使我更坚定的认为主人公“我”在婚姻上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如果说“我”对妻子的误爱开始了“我”的悲剧之旅，那么“我”对加丽亚的误恋则加速了“我”悲剧人生的进程。如果把“我”对妻子的爱归结为是因为受当时国内政治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才产生的悲剧，那么“我”对加丽亚的误恋完全是因为中西文化对爱情观不同的理解而造成的，当然从人性的角度来认识，“我”自然的爱情受到扭曲也是导致“我”追求加丽亚的一个原因。加丽亚除了她的穿戴漂亮，相貌出众而又多才多艺之外，更吸引我们的应该是在她身上所洋溢着的活跃的青春气息。加丽亚是真实的、坦率的，她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出对一个人的欣赏和喜爱，说出对他人的看法，甚至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或者怎么说。加丽亚也是热情活泼的，她一天到晚都是那么的兴高采烈，她的热情感染着所有的人，与她交往都会觉得很轻松。加丽亚更是富于幻想的，她的想象总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浪漫。然而加丽亚和“我”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造成我对加丽误恋的关键所在发表论文。加丽亚认为“爱情，除了性格、志趣之外，还应该是美的结合，两个人都漂亮，不仅自己幸福，对旁观的人也是幸福的……”，她认为结婚“会消褪爱情的诗意”，“会将天才的想象力磨光”，所以她只想寻求激情与浪漫并不想拥有婚姻。而“我”在与加丽亚的交往过程中一直在误读加丽亚给“我”的信息，包括她不去理睬给她留座位的单身男人偏偏坐在“我”的旁边，冬天还给我买流行而昂贵的帽子，还把她自己的围巾送给我取暖，还约我一起跳舞等等……“我”都误以为是她在向我表露真情，以为她是喜欢我，想和我在一起。所以当“我”做好一切心理准备坦白的告诉加丽亚，为了她“我”要和妻子离婚时，加丽亚拒
绝了“我”的求爱，她的拒绝让“我”顿时醒悟邓友梅，也让我明白长期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加丽亚并不爱我，她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可以经常一起玩的哥哥，她根本就没有要和任何人结婚的想法，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单方面的虚构和幻想，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和加丽亚对爱情和婚姻理解的不同而造成的，可等“我”清醒过来时才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
二、妻子的悲剧 妻子身上的理性色彩明显多于感性色彩，这正是我认为她是个悲剧人物的原因所在。当“我”向她表白时，她就劝“我”慎重考虑，因为她自己比“我”大两三岁。她是一个凝聚着强烈时代精神的时代骄子，她也想和丈夫建立起平等、自然、充满情感的夫妻关系，但她所处的地位、氛围在那个时代已经约束了她天真的本性，导致她只能定向且片面的发展。更多时候她在丈夫面前像一个政治导师和生活保姆。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填充“我”内心的真正需求，譬如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不能否认妻子在品质上、在思想上那些值得尊敬的地方，我觉得这对一个革命同志来说是重要的，但不一定适合作我的爱人!”其实这已经暗含了“我”对妻子的不满，侧面也体现了妻子作为一个女人的失败。妻子身上大多时候都是理智战胜情感，比如当她发觉丈夫越来越冷漠后，认为丈夫怕负责任，怕自己怀恨他，不敢先提离婚。虽然她仍爱着丈夫，但却冷静地说：“我并不是要求好坏有个丈夫!我要的是真正的爱情，两人这样敷衍下去都没有好处!”这一段描写现在看来真的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但我们要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妻子所处的环
境去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妻子能这样说实在是需要足够的勇气，从这一点上我很欣赏妻子的勇敢和独立，体现了社会主义时代新女性应有的自立、自尊与自强。所以到此为止我还是对妻子抱有一定的幻想，我觉得只要她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自我真正的理念，最终或许就不是小说后来的结局了。可好景不长，等到她后来发现自己已怀孕时，一向强大的理智在情感面前败下阵来了，她再也抑制不住对丈夫和这个家的依恋，建议先分居一段时间，冷静考虑之后再处理，其实她是在给自己也是给丈夫一条退路。此刻她身上刚刚闪现出的新女性品质又向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屈服了，她在婚姻的危机关头显得有些无能、麻木和萎缩，我认为她是在一味的挽救这份名存实亡的婚姻。其实在本文前边已经讲过了，“我”和妻子的这份婚姻在加丽亚出现时已经无形的结束了邓友梅，所以我认为妻子不应该再继续努力维持这段婚姻，因为他们夫妻之间以前就没有爱现在更不可能产生爱，无爱的婚姻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还要尽力去维护，那么你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记得有位作家曾说过，与并不相爱的妻子生活会伤害两个人，而与相爱的情人结合只会伤害一个人。虽然这段话有些绝对化，(比如离婚还会殃及孩子和其他亲友)，但如果只针对三个当事人而言却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始终觉得小说中的妻子最后在挽救了婚姻的同时也再造了悲剧，因为她得到的是丈夫而并非是丈夫的爱，就算他们以后可以重新培养感情，那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走完婚姻的旅途罢了。
三、加丽亚的悲剧 作为现代意识和先进力量代表的加丽亚的出现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
当时被规训的知识分子内心久压的渴望。小说文本中的加丽亚是追求“美”、追求“自由”、追求“个人的享受”的化身，她的特立独行以及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是因为她奉行的价值标准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她出人意料的拒绝“我”的求爱并不像很多评论家说的那样是在调情、泛爱，而是她对爱情的理解与“我”不同，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不同。包括“我”和加丽亚交往过程中的一些场景描写上也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审美追求，比如颐和园、北海、后海以及单位的舞厅，颐和园、北海是充满了诗情画意、文化意味的浪漫场所，是容易激发知识分子小资情调和趣味的城市空间，舞厅虽然是被规范和控制的单位的舞厅，但它的西方化色彩也不言而喻。这就说明了“我”最后不能和加丽亚走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加丽亚的感情廉价或者是玩弄感情，完全是因为两种不同的爱情观念在作祟，所以很多评论者将加丽亚定位为一个典型的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是不合理的。因为加丽亚象征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我”现在刻板生活的、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正是“我”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因此“我”的越轨实际上跟加丽亚没有必然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