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理念:江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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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至2002年，国际形势经历了重大、深刻的变化。其间，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矛盾和斗争此起彼伏。在纷繁复杂的外交实践中，江泽民作为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放眼世界和未来，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针和政策，开拓了中国外交理论的新境界。在江泽民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取得显著成就。13年间，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为世人瞩目和赞赏。以大国外交为关键、以周边外交为依托、以发展中国家外交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舞台的跨世纪全方位外交新格局基本形成。江泽民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来自多个方面，其中，崇尚和平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是重要源泉之一。
古老的中华民族历来是二个崇尚和平的民族，在其文化性格中，追求和平是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自古及今，中国人民都把寻求和平作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孔子的仁爱儒学，墨子的‘非攻’政治思想，孟子的王道思想(非霸权主义思想)，孙子的‘不战’战略学，仁爱、忠孝、信义、和平的中华道德和中庸哲学构成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主流体系，这个意识形态体系就是古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灵魂，规定了中国传统外交政策的方向和性质。”(陈洁华：《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江泽民，其外交思想里就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的“和合”理念。
“和合”文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核，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孔子将“和”视为天下大道，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礼记》)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墨子则指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孟子积极倡导“王道”，反对霸道，并提出“以大事小”和“以小事大”的邦交原则，即国与国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大国应该平等对待小国，与小国和睦相处；《孙子兵法》则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见，“协和万邦”、“止戈为武”、“亲仁善邻”、“以德服人”、“兼爱非攻”、“以和为贵”等价值理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积淀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之中，成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文化准则。
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外交是国家权力的头脑”，因为“决定国家权力的所有其他因素都好像是制造国家权力的原料。一个国家外交的素质将这些不同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予它们方向和力量，并通过给予它们一些实际权力而使它们沉睡的潜力苏醒。”(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因此，国家必须依赖于其外交的素质，使之为构成国家实力的各种不同因素发挥催化剂的作用。
对外政策及方式有许多种，既有军事威胁、经济制裁、强加政治文化价值给他国等以强制性和胁迫性为特征的“硬实力外交”，也有以合作和吸引为特征的“软实力外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认为，外交对国家软实力建设非常重要，不可或缺。这些软实力外交包括但不限于：互利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吸引为导向的文化和教育交流、国际机制多边活动的积极参与以及敏感全球问题的协商合作等。国际关系史表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果注重发展和运用硬实力，通常会招致现状大国或邻国的制衡。
对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尽可能地采取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特征、旨在提升其吸引力和影响力(即软实力)的外交政策，是相对明智的选择。事实证明，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运用软实力外交，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牢牢抓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积极应对挑战，展开软实力外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以历史的眼光看，每一代人都生活在前人创造的文化环境中，都要通过认知和理解传统文化遗产包含的信息，将其内化于自身的思想或理念，从而保持民族精神的历史延续。因此，每一代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素养、处事风格、价值理念等，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每个时代的外交总有其时代特色。不同外交家和政治家也具备各自不同的外交风格。相对于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的“革命性”外交思想与和平发展时代邓小平的“不出头”外交思维，后冷战时代的江泽民外交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求同求和”、“全面参与”色彩。他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汲取丰富养分，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付诸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纵观江泽民关于外交政策的报告、讲话、谈话、文章等等，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
1．“和为贵”
早在1994年11月，江泽民访问马来西亚时，就引用中国先哲孔子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详细阐述中国的和平外交思想以及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永不称霸的外交政策。
2000年4月，江泽民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时(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巴以)，又以“和为贵”来概括新形势下中国对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和态度。他指出，当2000多年前《圣经·旧约》在这片沃土上形成时，中国的先贤们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并出现过许多“化干戈为玉帛”的历史佳话。“和为贵”作为经历了漫长岁月考验的东方哲学思想，可以为中东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借鉴。4月17日，在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举行会谈时，江泽民指出，“我阐述了‘和为贵’这一中国的传统思想，强调解决中东问题应提倡和谈而不是武力，合作而不是对抗，理解与宽容而不是敌视和排斥。”(《光明日报》2000年4月18日)江泽民的这一立场受到巴以双方和穆巴拉克总统的高度赞赏。两年后，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亚信”首次峰会上，江泽民再次以中国古代“和为贵”的思想对巴以双方进行劝和促谈。这充分表明了江泽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相处的坚定决心。
2002年2月21日，江泽民和到访的美国总统布什在结束会谈后接受记者采访，在谈到伊拉克问题时，江泽民说，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始终坚持以平等相待的态度，共同讨论，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在伊拉克问题上也应遵循这一原则，中国主张“和为贵”。(人民网2002年2月21日)
2．“和而不同”
2002年10月，江泽民访美，24日在乔治·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