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医生：医疗卫生体改的关键
时间：2021-01-19 12:03: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核心是破除国有医疗体系中僵化的人事制度，打破国有医疗机构对医生劳动力市场的需方垄断，让市场决定医生的劳务价格
一段时间以来，医患矛盾激化，许多人感叹医生群体道德滑坡，“加强医生监管”的言论也沸沸扬扬。一个极端的思路是，把医生的经济收入与他们的业务量脱钩；据说这样能够斩断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利益链，让医生脱离“铜臭味”而回归“白衣天使”。
其实，与任何职业群体一样，医生群体也是“经济人”。如果医生的行为于社会不利，不应归咎于医生群体的道德滑坡，而应归咎于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当前医疗卫生体制的缺陷，不是对医生管制太少，而是不合理的限制太多。对医生职业的过度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国有医疗体系内部僵化的人事管理体制。在国有医院，医生实行准公务员管理，其工资核定、职务提升、工作调动等都按照国家干部管理的程序进行，而不是由医生根据医疗服务市场供求自己决定。这种管理方式可能扭曲医生的劳务价格，工资不能体现其劳务价值，不能满足其合理目标收入。
其次是对国有医疗体系以外的医生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有关政策对行医自由度和私立医疗机构的准入进行了过多限制；有关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更对私人医疗机构加以歧视。例如，以“区域卫生规划”为理由限制私立医疗机构准入，不允许医生同时在两家或多家医疗机构行医等。这些对医生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保护了国有医疗机构的行政性垄断地位。
对医生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扭曲了医生的劳务价格，导致了医疗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脱节。近15年来，中国人均卫生费用迅猛增长，人均医生数量却几乎没有增加。近几年全国毕业的大中专医学生中，只有约四分之一进入了医疗卫生岗位。同时，尽管国有医疗机构给出的工资不能反映其劳务价值，中国仍有90％的医务人员选择留在国有医疗机构。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有医院中的医生在受到过多限制的同时，也依靠国有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掌握并滥用了两种重要的权力：一是稀缺公共医疗资源的使用权；二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医学相关产品使用的推荐权，具体表现即为“红包”和回扣。
斩断利益链能否消除回扣和“红包”的现象，值得怀疑。毕竟，医生手中掌握着那两种重要的权力，如果他们发现无法依靠手中的权力谋取他们的目标收入，就可能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最终，那种政策会因为监管成本太高，效果太差而无法实施。
因此，要解决医患矛盾，与其加强对医生的管制，不如“解放医生”；其核心就是破除国有医疗体系中僵化的人事制度，打破国有医疗机构对医生劳动力市场的需方垄断，让市场决定医生的劳务价格。
从目前的情况看，医生劳动力的“解放”，将会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也许会抬高医生的工资；但是破除垄断后，医疗服务行业将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激烈的就业竞争会制约医生工资的增长。最终，医生的工资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都是医生亲自参与市场谈判的结果，能够反映医生劳务价值的市场均衡价格，因此能被医生所接受。
果如此，从主观说，医生通过非正当行为牟利的动机就减弱了。更有意义的是，尽管这时候医生还是拥有医疗相关商品的推荐权，但由于医疗服务市场中供方主体分化成为许多能够独立决策的医生，竞争更加激烈，医生通过推荐医疗相关商品谋取经济利益的空间大大缩小。尽管这时公共医疗资源还是相对稀缺，但私人医疗机构将对国有医疗机构形成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减轻了公共医疗资源的稀缺性。
总之，医生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医生能够凭借他们所掌握的医学知识，自由追逐经济利益，同时市场竞争的压力又挤压着他们的利润空间。最后，跟任何行业一样，医生也只能够（并且应该能够）获得一份被社会所承认的公平的报酬。
大多数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开放医生劳动力市场，让市场决定医生的报酬是可行的。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医生是自由职业者，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公立医疗机构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自由的医生可以个体开业，也可以通过与国有医院签约，为国有医院服务。
目前，在中国真正实行自由行医还需要做几个方面的政策调整：一是在国有医疗体系内部，取消对医生的准公务员管理，实行工资决定市场化、职称认定行业化、医生基本保障社会化；二是对私人医疗机构执行无歧视的准入政策和补偿政策，让私立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三是不再把医生束缚在一个医疗机构，允许他们作为自由职业者，同时在几个机构行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