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民主:自由\低效与腐败并存|2019年印度大选
时间：2020-08-17 07:23: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民主的制度成本 印度所有地方的马路上跑的一种小三轮车叫“斯古特”,就是中国的“嘣嘣车”,2000年印度政府决心淘汰这种污染严重的车型。但是,淘汰令颁布三天之后,印度政府在游行和罢工的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决定。四年过去之后,我们依然看到“斯古特”跑在大街小巷。这让记者想起前不久武汉作了同样禁止三轮车的事情,短短的十几天内三轮车从城区完全消失。印度同行者睁大了眼睛说:“在印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印度,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文木博士总结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
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力的原因是什么?
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今年的竞选中,除了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会上喊了几句“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好”的口号外,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提过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19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 Plan’(真实的计划)。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
一位驻华的印度大使在中国工作了三年,三年后回国,发现三年前就动工的一座立交桥还没有修完。而北京在三年之内修了很多立交桥。他感叹中国人的只争朝夕,中国人会挑灯夜战。
印度为什么效率如此之低?他们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首先,因为印度宗教和民主很多,建一条高速公路要经过无数次辩论才能做出决策,任何一个决议都要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达成民主决策非常不易。第二,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百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第三,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
“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
印度人说,印度要超过中国有几个“Big If”(重大假设),其中一个“If”是进行土改。学者王绍光说:“二战后有一个规律,凡是经过土改的地方,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如韩国、日本、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等,没有经过土改的,到现在都是大问题,如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王绍光认为,印度在现有的民主制度下进行土改的可能性比较小。
印度经济学家也不明白为何当今有如此之多的人如此推崇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一言以蔽之:印度民主制度具有双面性,其中包含个性自由的发展,代价是什么都干不了。
一位叫伽兹博的印度人说:“印度每个人都要发言,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一点。但却阻碍了印度的进步。”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在评论印度的政治制度时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取得共识的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像印度这样一个多人口、多语言、多宗教冲突、贫穷而庞大的国家,结局只能更糟,正是民主制度使印度幸存、发展,并改正自己政策的失误。
“大口袋”与“逮总统”
依我理解,民主国家应该是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有完善的监督体系,为什么民主制度会如此失效?为什么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系统腐败?制度优势体现在哪里?当我们听完另一个印度司法腐败的“故事”,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印度,商人们为了相互报复,经常贿赂法官或律师,扰乱司法程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不久,在一名记者的4万卢比(约850美元)的“金钱贿赂”下,古吉拉特邦的一名法官竟然开出了四张逮捕令,捉拿包括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克雷、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的4名政界要人。不过,由于逮捕令是通过“设局”签发的,而且罪名也是莫须有的,所以逮捕令最终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这一“金钱换逮捕令”的案件可谓印度独立以来司法界的一大丑闻,使司法界颜面尽失。克雷在主持召开的一次司法界高层会议上愤怒地指责说:“连法院的受贿现象都这么严重,其他部门的腐败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一些司法人员为什么执法犯法?一位通讯业内人士说:“被人买通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制度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在印度有钱是可以办成任何事情的。虽然这是一条潜规则,但是在印度表现得如此直白、如此淋漓尽致,还是难以令人置信。
在斋普尔机场,同行者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印度女孩喜爱无比。扎胡告诉记者说:“只要有钱,这个孩子就是你的,甚至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证明这个孩子是你生的,这就是印度”;在新德里的自由市场中,当问到卖水果的小商贩是否交税时,回答:“当然交税,但不是交给税务部门,而是交给警察”;“在印度没有驾驶执照也可开车,当警察盘问时,100卢比就可以OK”。一位叫大雷(Da lee)的印度朋友介绍他的经验。
优势的民主体制、悠久的法律传统,健全的法律体系,他们在哪里?王绍光认为,讨论印度能否追上中国,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给一点激励,这样说也不是坏事。但要说印度因为民主、法制这些原因能够赶上中国,我觉得没有说服力。“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过去50年没有起大的作用,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今后50年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今后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能有什么大的区别?”“现在有些人一味强调印度民主制度的优势,说得好听是无知,如果说得不好听是有意误导,也不排除某些人期望影响中国选择某种模式。”张文木博士说。
我不知道说印度法制优势的人到底想要说什么,印度有法制,但它的法院和警察其实非常Corrupt(腐败)。菲律宾也有民主、法制,也说英文,50年前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富国,当时所有人都看好它的“软件”――美式民主制度。然而它在过去50年的表现如何?现在有谁会说菲律宾是下一个中国?
请别拿印度的民主说事儿。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有删节)
推荐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