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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闾丘露薇: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怎么活_闾丘露薇

    时间:2019-04-30 03:28: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闾丘露薇身上有一种极其简单的复杂性。  她因“战地报道”而得名,经常顾不得形象地,像个“爷们儿”一样出入那些充满了危险和脏乱差的地方;但与此同时,她骨子里是个典型的上海女子,对美万般挑剔,坦言“搭配衣服可能是自己花最多的时间来做的事情”,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她会在小学二年级,上海刚流行烫头时就怂恿父亲让她去烫了个卷发,以及会在上大学时在班里第一个戴“金项链”。
      她幼年最大的理想是做记者,而且也有足够的学习背景和能力支持她将这一理想一步到位;然而却因自己的选择让理想绕了一大圈才照进现实,从深圳到香港,从摆地摊到电视台记者,兜兜转转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不过她坚信过往经历可以让她做个更到位的记者。
      她工作起来胆色过人、行事严谨、注重规则,甚至咄咄逼人;但工作之外,她只是一个眼睛明亮,笑容温婉略带羞涩,言辞透着上海人特有的吴侬细软,让人觉得有些柔弱质地的女子。
      她自小父母离异,感情归属上难免有一种不完整的缺失;但并不影响她坚信爱情,直到现在,她还会说“只要自己爱得纯粹,不在乎时间长短,也不在乎厮守或离开。”
      她内心有着岁月如何也磨砺不掉的,属于年轻人才有的棱角和个性;但同时,她又充满善意的包容着眼前这个世界。就像她总在针砭这个社会的“坏”,但提及的目的,只是希望自己的言论能推动它变得更“好”。
      她说自己这些年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她说自己跟过去比,最大的变化是,不再只看到个人的自我成长,而是学会了把自己放在社会里面。
      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就在人人避之不及的战争面前,大众在新闻里看到了一个娇小的女性站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硝烟弥漫的废墟中做现场报道的画面,从那时起,很多人记住了闾丘露薇这个名字,她作为全球首位进驻阿富汗战争腹地做报道的华人女记者而被人们熟知。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军轰炸巴格达,人们又一次在战火纷飞的镜头前看到了这位女性在巴格达市区进行战地报道,闾丘露薇又成为了那一年前往战争现场的唯一一位华人女记者。
      2011年,利比亚内战。枪林弹雨中,她深入利比亚采访长达36天,除了报道之外,还采访了游行的民众以及当地处于战争情势中的司机、记者、翻译、士兵、学生、酒店服务生,写出长达十几万字的日记。
      以上是属于闾丘露薇“标签式”的经历。
      “战地报道”某种程度上成了大众知晓或提及“闾丘露薇”这四个字的主要原因,她的名字似乎总与“流弹”、“炮火”、“硝烟”、“动乱”、“内战”这样的词汇联结在一起。早在2001年闾丘露薇从阿富汗归来时,一个美国朋友就对她讲,“你现在是中国的Christiane Amanpour了。”后者是CNN的一位女记者,曾因报道海湾战争而出名。
      而且由于屡次出入战地,她的安危甚至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对她说,“看你去伊拉克采访,既为你的精神打动,又确实很为你担心”,末了还送给她两句话,“事业要追求,安全也要保证。”而前国家总理朱镕基更是当面赞她,“你很了不起,我佩服你。”
      面对这些赞誉,她表现得有些过于平常,“我自己非常清楚,之所以会出名,或者引起别人的关注,这是因为在很多人眼中,战争报道应该是男人的工作。所以每次别人在我工作中过分强调我的性别时,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甚至有点沮丧。因为决定一个记者好坏的,从来都不是性别,而是专业精神和能力。”她说。
      抛开闾丘露薇身上“战地玫瑰”这个最大的金字招牌不谈,事实上,但凡我们能想象到的绝大多数重大新闻事件现场都有她的影子:比如2003年非典的重灾区北京;2004年印尼海啸受灾最严重的亚齐;2008年“5·12大地震”的震中汶川,以及 2011年遭受9级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几近摧毁的日本仙台……她总是站在第一现场。
      闾丘露薇1995年入行,迄今已做了17年记者。她说自己的“职业偶像是日本电视剧《新闻女郎》里面铃木保奈美演的那个角色。发生了交通事故,死者是她丈夫,她也能把它播下来,我觉得这是很职业的状态。这不单纯是一份工作,这么多年来我确认它是我非常喜爱的东西,因此格外珍惜,我希望自己对得起这份职业。”
      工作态,决定工作的未来
      闾丘露薇之所以能成长为今天的闾丘露薇,也许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工作有态度。”
      她有今天的成绩,未必是因为具备文字或采访方面的天分——最初入行时跑财经新闻,她连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区别也搞不清楚,明明就她一个人堵截到了IMF的总裁,却因为问题没有问到点子上,“让已经停下来听我的问题的他,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
      可是她“足够卖力气,舍得下功夫”,在新闻界,闾丘露薇不见得是工作质量最高的那个,但她一定是“最有工作态度”的媒体人里的翘楚。在加入凤凰卫视的初期,整个新闻部只有她一个财经记者,每天要跑五六条新闻,所以白天她在香港各地来回穿梭,然后乘着采访的空隙,坐在车上开始写稿。下午五六点钟回到公司,配音、找画面、剪片……加入凤凰才两周,闾丘露薇已经是台里新闻产量最高的记者——这便是她的态度,不是“方法笨”,她只是“不惜力”。
      这也是她能成为报道阿富汗战争的首位华人女记者的原因。尽管当时在凤凰卫视说起国外的采访经验,“最丰富的莫过于闾丘露薇”,尽管台里承诺“如果美国和伊拉克真的打起来,第一个派她去”,“但结果我发现,派去的人第一个不是我,第二个居然也不准备是我,问公司为什么,答案是,因为你是女的,我们不想让观众评说,公司太残酷。”
      那时正值“两会”,于是凤凰让闾丘来负责报道,她跟公司提了个要求,允许她在北京期间,把相关签证办下来,“我的打算是,不管到时候公司到底怎样安排,至少我先把所有的安排做好。”
      “伊拉克签证非常难拿,之前的同事用了半个月才拿到,我去申请,接待我的是位大胡子伊拉克人,好不容易见了面,他丝毫不提签证,只问我觉不觉得美国是霸权主义?我说,我知道你想要什么答案,但必须说清楚一点,我作为一个记者,只想告诉我的观众现在的巴格达到底怎么样了,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翻译西方媒体的东西不够公正的话,那你就应该让我去报道自己看到的东西,这也是我希望拿到签证的原因。他看着我,想了大约两分钟——只用了两天,我拿到了伊拉克的签证。就在这时,我同事的签证到期,而手头有签证的只有我和我的两名摄影师,为什么是两名摄影师,因为我觉得需要以防万一,结果证明我是正确的,之后在约旦发生车祸,我当中一位摄影师受了伤,于是另外一名摄影师马上补上。”闾丘露薇说。   闾丘是这样一种人,她可以在穿着套裙高跟鞋拎着小手袋,什么准备都没有的情况下,被公司一个电话就从香港支到江西南昌一个边缘所在去采访一起烟花爆炸事件;她可以承受接连两个星期,每天工作二十小时,且因为水被核辐射污染,所以只能以方便面和可乐度日,最后整个人胖了一圈这个事实;她可以带着睡袋背着干粮在零下二十度的气候里在战地采访,一待就是一个多月。
      没有人愿意深入险地,但闾丘去了,关键是没有人逼着她去,是她的职业态度驱动着她,一定要去现场做报道。“人应该不时问问自己,你工作的框框范围里的职责自己有没有做足?举例讲,我香港和大陆的同事做事的态度就有不小的区别,我们都知道采访的时候,负责拍摄的摄影师会很闷,因为要录很长时间,这时大陆的摄影师就会在架好机器后玩手机,干别的,甚至会睡着;但是香港和国外的摄影师不会这样,他们会时时盯住现场,因为可能下一分钟就有突发状况,可能受访人哭了,或者别的什么要处理,但你会发现这种职业态度在大陆很缺乏。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么做事,你就不要怪自己没有机会,怪公司没有给你可以施展的空间和平台。”闾丘说。
      多年的采访经历让她习惯了随身装着所有的旅行证件、护照、回乡证、信用卡,她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有更多的“忍耐力”,她只是希望“对得起自己在做的这份工作”,这就是她的工作态。“每当别人夸奖我工作的专业或者职业的时候,我会非常感激和珍惜这样的回馈,因为对方看到了我为了达到专业要求,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她说。
      把事情和世情分开,重点是“职业精神”
      “职业精神”是闾丘露薇认为与“工作态度”同等重要的工作人特质。
      前一阵子,网上有两大热点事件:一件是实习小护士恶搞自己看护的婴儿,并拍照发在了微博上,对此舆论的风向是说“小护士行为逆天,虐待婴儿是变态还是道德丧失”;还有一件事是杭州巴士司机吴斌,行车过程中被前面卡车掉落的铁片扎中,死前忍痛平稳停好车辆,让车里乘客平安。他因此被大众誉为“最美司机和平民英雄”,后来还被追认为烈士,葬礼上万人吊唁。
      关于这两件事,闾丘露薇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都是职业精神的问题,我不太喜欢什么东西都上纲上线到道德的高度。就像这个实习护士玩小朋友的微博,我担心的不是护士本身是不是个好人,我担心的是她在护校的时候这些对婴儿的护理细节就没有教过给她,比如‘小孩子不可以做哪些姿势,否则会伤害到身体’等等,职业操守、职业精神,以及职业细则方面的缺失才让我更担心。如果这个行业这些专业知识本身就缺乏,或者不曾好好教育,那么这个小护士发生这样的行为就不能完全怪她。”
      “同样的,宣传吴斌的这个事迹的逻辑我也觉得不太对,他只是在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这的确是该表扬的部分,但这真的就是他的‘工作’,你不能因为我说他很好地体现了职业精神,而不是人性的光辉就说我冷血。但现在国人的宣传基调把很多别的因素都掺杂了进来,实际是对职业精神的一种混淆,这种褒扬有时会对大众认知职业精神带来误导。就好像我们坐飞机都知道,颠簸时应该先自己带好呼吸罩再去帮别人,可按照现在国人的逻辑,这个太自私了,你怎么能在生死一线的时候先考虑自己?所以,我们在评价一个事情时,往往忽略背后应该具备的专业和职业状态,而只看这件事是否符合人情心理,我觉得这些教育和宣扬是非常有害的。”
      她说,“很多人想不通,我和我的摄影师为什么决定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去了巴格达。很多人用了很多美丽高尚的词句来赞美我们。于是每次我都需要和大家解释,我只是做了记者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充其量只是敬业,提升不到其它的高度。就好像身为医护人员,本身的工作就是要救死扶伤,当非典出现的时候,留守岗位是应该做的事情,离开了才是失职。”
      于是,闾丘露薇在一篇谈到“敬业”的文章里写道:当这个社会在不停地赞扬一些本分内的事情的时候,我和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是不是因为,太多的人没有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所以,当有人做好了之后,就变得非常特别了呢?缺乏职业精神,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一个准确的价值标准,我会觉得这样的社会有点不正常。如果有一天,大家对于有人能够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已经不觉得惊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开始正常了。
      人应该“基于现实”来实现理想的转行
      闾丘就是这样一个人,严格恪守“记者”二字的职业精神和准则。也许在外人看来,这样一个时常为了工作“舍身犯险,出生入死”的人,没准儿从小的理想就是“为了新闻事业奋斗终生”。但事实上,她只是“有责任心和专业性”地面对每一份她经历的工作,并且“基于现实”去实现理想的转行罢了。
      很多人不知道闾丘露薇在进入电视台做记者之前做过很多份工作:她摆地摊倒卖过文化衫、干过汽水推销员、做过酒店前台、仓库管理员、国企老板的秘书,也当过“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她为何会做过这么多份前后毫不搭调的工作?莫不是学业不好,所以职业生涯的成长才需要如此“拐大弯”?
      其实不然。她从小就成绩优异,“小学五年,学费都因为我总是能够得到第一第二名而被学校减免,为我爸爸省了不少钱,也为他争了不少面子。”中学上的是华师大二附中,然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这样的履历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无论如何都算是个很“出生名门”的毕业生,何以会“沦落”到摆地摊的地步?
      说起来,这些经历与她的母亲不无关系。闾丘露薇成长于单亲家庭,一直跟随父亲长大,“到了十八岁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在少年时期的我的想象里,母亲是一个神秘而又亲密的人物。于是,当她希望我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到深圳给她帮忙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就去了。”
      她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她提着箱子去到母亲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接下来的日子让我慢慢开始明白生活的艰难。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于是房东就会找我来要房租,曾经有一天,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块钱,我不知道这两块钱用完之后,明天该如何生活下去。”
      为了赚钱,闾丘露薇摆过地摊。还有一次,她母亲不知从哪儿弄来100箱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饮料,弄来之后就又玩起了“消失”,她只好和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一家家去推销……类似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和母亲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实在有太大的差别。“我母亲总是拿一些她身边的年轻女孩给我举例: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港商,或者是谁谁谁做了‘二奶’,而她因此获得了多少多少的房产。”   就这样,她们闹翻了,从此断了往来,就连现在,她依然不清楚母亲到底在哪里,在哪一国、哪一省,闾丘露薇只是每月往一个固定的账号打钱给她。
      “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上海,我不得不在深圳从头开始。”于是她做了各种各样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从酒店前台到会计师,每一份她都做得足够用心,在她看来,“大学毕业养活自己是最重要的,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学毕业还在花父母的钱是个很羞耻的事情——要能够独立地养活自己,这是最基本的生存逻辑。”
      “而且我觉得当时大学毕业去深圳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当时跟三教九流打交道,打工的也有,骗子也有,坐过牢的也有,我当时在一家酒店做前台,遇到一个香港商人,前一周还在一起聊天,后一周打开报纸看到他已经被谋杀了……这些经历会让我对社会有非常快速的认识,这对以后做任何事,其实都是好事。”
      值得一提的是,闾丘露薇最初进入会计师事务所的岗位是行政,开始她觉得很有意思,可是半年之后,她开始问自己,“如果只是做行政工作的话,自己的将来会怎样?”于是她向老板提出申请,希望可以做审计员,老板说,可以,只要你通过考试。她当真硬硬气气地去考了个“注册会计师”的资格回来,从行政变成了一名“四大”的审计员。
      我问她“是否在做审计的时候,心里想着要寻找机会转行做记者”,她摇摇头,“其实并没有,那个时候觉得做审计蛮好的,觉得可以一直做下去,生存是很现实的问题。只是后来因为家庭的关系移民香港,才又开始找新工作。”
      到了香港,她每天捧着报纸的分类版看哪里有适合自己的工作,“一家电视台招聘记者和翻译,要求是会流利的英文和普通话,唯一让我犹豫的是,我应该选择哪一个职位,因为我从小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记者,但是在记者这一栏清楚写着‘需要一年的工作经验’,对我来说,电视新闻是一个空白,所以如果申请这个职位,我似乎连自己也不能够说服。”
      闾丘露薇最终选择了应聘翻译的岗位,“翻译不需要工作经验,我想,如果我进入电视媒体这个行业,其实第一步是如何走进这个圈子,至于一开始做什么,并不是太重要。我在会计师事务所一开始也不是做审计,职位将来可以找合适的机会来转。”这就是她“基于现实”实现理想的转行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她平静地用行动勾兑着“信命和搏命、尊重现实和实现理想”之间的比例,把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
      活出不同年龄该有的节奏感
      现在的闾丘露薇跟11年前挥舞着采访话筒冲到战地前线的那个她已经不一样了。她少了激烈,多了淡然;少了戾气,多了宽厚;少了个人意识,多了心怀天下。
      闾丘露薇说重看七年前自己写的书时,“甚至有点不明白自己,居然会取那样大的一个个标题,动辄就是情感、选择、生存、女人、变化……而当时居然会觉得自己可以驾驭这些。”现在再回过头看,她坦言“断然不会再写这么大的话题,不是自己可以把握的。”或许也是因为这件事,让她发觉,“无知者无畏,也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人都要慢慢自己长大,不要着急。不要20岁的时候就想过人家40岁的生活,也不要期待20岁的时候就用40岁的节奏来做事,不同的年龄应该享受不同的状态。我去学校做演讲,看到十几岁的小孩子,那种深谙世故的老沉持重,让我很是担心,尽管他们可能是未来的社会精英。我觉得,不同年纪,应该享受和体验不同年岁的乐趣,就像谈恋爱,年轻时候该死去活来就死去活来,然后年纪长了,该理性就理性下来。”她说。闾丘的观点与钱钟书如出一辙,“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这就是年龄的节奏之美。
      “我想等我到了50岁,应该又是另外一种状态,我不知道,但还挺期待的,因为50岁会有50岁的活法,60岁有60岁的活法,年纪是一件很有趣的东西,为什么现在有的人会说‘空虚’,可能是因为把那个年纪应该享有的人生的很大一部分过程跳过了,直接到了下一个状态,没有什么东西被经历和享受,自然只剩虚无。”
      她说自己眼下这个年龄,开始想最多的,是自己所做的这份工作“可以为社会做点什么事情”,“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时代的受益者。我无法想象,如果换到现在,我是否还可以拥有这么多的机会。所以,为现在的年轻人创造机会,是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的责任。回报社会,每个人的方式不同,有的人捐钱,有的人去支教,对我来说,就是付出时间和精力,用自己现在的工作和身份,去做一些让这个社会真正变得更好的呼告——光用嘴巴说,好像改变不了什么,但你在那里唠唠叨叨地提醒大家: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理性地讨论,总会有点帮助。”闾丘露薇说,这是她这些年比较大的变化,从关注自身的成长,到关注自身如何回报社会。
      我问闾丘“会否因为看多了社会的伤痕而让内心缺少幸福的温度”,她笑了,“如果心真正打开,会发现这个糟糕的世界仍然是乱中有序。”她说在喀布尔采访时,有一幕很感动她:被炸弹摧毁的墙角下,一个老人认真的享受着下午的阳光,他手里还拿着一朵红色的玫瑰,时不时地闻一下。
      她说,除了从生理上让自己拥有可以活下去的状态,作为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精神上寻求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让自己更敏锐地感知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透过这些美好,得到一种身心上的愉悦,让生存变成一种快乐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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