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与中国革命 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又名查尔金，在中国工作时曾用名吴廷康，俄罗斯人。1923年至1927年在华期间，他对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中国工农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确立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传播十月革命思想和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1893年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一个森林工厂管理人员的家庭。1920年他刚满27岁时，便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这期间，他表现出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工作专心致志、顽强勇敢，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在出色地完成了共产国际最初交给的任务以后，又担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
　　1920年3月，苏俄和共产国际得知中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亟需了解中国革命状况以求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互相支持与结合。经共产国际同意，1920年4月，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分局派遣，维经斯基率领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到中国，随行的还有翻译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及其夫人马迈也娃，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维经斯基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的国内状况，并同中国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其时，苏俄政府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也传到了中国。宣言郑重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东北等地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等等。这正与不久前中国在“巴黎和会”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举国为之轰动。各界人民一致赞扬这是人类的“空前创举”、“正义人道之先驱”，纷纷表示要和苏俄人民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一起共同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当维经斯基到达北京后，很快就通过北京大学的两名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凡诺夫的介绍会见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
　　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维经斯基一行，并召开座谈会、演讲会，邀请进步人士与革命青年出席。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通过座谈，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苏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通过与维经斯基的接触，以李大钊为首的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更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
　　维经斯基同李大钊和北京大学少数进步学生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内讨论了建党问题。维经斯基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并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李大钊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无产者众多的地方，很多知识分子聚集在这座城市里。同时，这里也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集中的焦点，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地。帝国主义在这里的统治手段十分残酷，因而这座城市里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一有时机，便会以极其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此外，上海地处长江口，对外联系也很方便。因此，维经斯基决定选择上海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活动据点。4月下旬，维经斯基到达上海，立即会见了《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并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布）党以及苏俄的情况，建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后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在此期间，维经斯基还与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副评议长狄侃、程天放以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帧等人接触过，并和一部分人士进行座谈。不久，张东荪、戴季陶因政见不合先后退出座谈会。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很快，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8月，在维经斯基的参与下，在上海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任书记，同时出版工人刊物《劳动界》，它以通俗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
　　
　　与孙中山约见未能
　　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联系
　　
　　维经斯基一行来华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帮助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还为了要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1920年秋，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同孙中山会面，这是共产国际的使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
　　会晤时，孙中山先后询问了俄国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情况，维经斯基一一作了介绍。维经斯基后来回忆：“可以看出，他(指孙中山)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能使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与遥远的俄国之间建立联系，把两地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不允许我们同俄国建立联系’。”
　　这次会见未能使共产国际同孙中山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联系。尽管孙中山表达了十分迫切的愿望，但共产国际的代表对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是认识不足的，他们选择的目光仍然离不开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
　　历史告诉人们，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无论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还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远东共和国都曾经全力从事于对北京政府的外交，所实行的是接近吴佩孚的政策。
　　包惠僧在《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中说:“维经斯基第一次来中国期间，就主张联合吴佩孚以发动民主运动，他认为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因此，维经斯基于1920年10月9日前去访问了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和他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并向他介绍了苏俄的情况。”马林也回忆说：“在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梦想家，而他们宁愿支持吴佩孚。
　　这年12月，维经斯基从上海启程回国。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
　　
　　1922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并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一起参加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的讨论。鉴于此时苏俄政府同中国北京政府的谈判已走向失败，而同孙中山的联盟则接近形成，所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把国共合作问题提高到了战略决策的高度，深入地讨论并制订了东方各国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按照中国情况找出贯彻这一总策略路线的具体道路，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所依靠的工人运动的力量、规模、发展速度以及潜在的可能性。
　　参与制订和实施共产国际的这条策略路线的维经斯基，既反对中国共产党内过高地估计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实际上拒绝统一战线策略的“左”倾宗派主义，又反对过低评价工人阶级力量、夸大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革命性的那种右的倾向。维经斯基把工人运动的高涨看作中国政治生活中新产生的“真正本质的因素”。他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努力判断这个因素对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进程所能够产生的影响。维经斯基认为，工人运动给中国的政治形势带来双重影响，它“一方面是重新改组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因素，另一方面又是聚集和团结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民族力量的因素”。正是由于后一种作用，也就是从工人运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动力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工人运动有着美好的前景。他认为正在成长着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应当在争取中国民族独立斗争中迅速发挥着大作用”，因为，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次工人的大规模罢工，不管组织者和参加者最初的意图和要求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换言之，民族解放和一般民主主义的使命是历史发展过程必然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这是不以领导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维经斯基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正在开始走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工人组织依然是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创导者。
　　维经斯基在分析工人阶级同参加反帝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有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工人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极为复杂的策略问题。他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有远见的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不仅支持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尽力利用工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使工人接受自己的影响。同时他还明确指出：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又反对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也反对民族资本。这种分析，实际上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所具有和不可克服的两面性。
　　维经斯基虽然主张在统一战线范围之内推行国共两党合作的政策，但他开始时仍对国民党抱着警惕和慎重的批判态度。作为共产国际执委的工作人员，维经斯基直接参与制订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重要指示，特别是参与制订了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这个指示第一次指出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后来，这个草案在农民问题上经过重要补充，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准。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阐述了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共产党员加入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政党的国民党中去”。
　　《决议》同时提出“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之合并，也决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会议还决定要维经斯基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发出了十三点指示，指出在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建立工农联盟，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掌握领导权，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中心”。但是，这个指示几经辗转，直到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才收到，而此时，党的“三大”已经结束。这次代表大会在讨论进一步改组国民党及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陈独秀与马林的意见分歧很大，依然不相信能把国民党改组成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维经斯基在莫斯科知道这一情况后，便写信给张国焘，希望他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不要“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
　　11月16日，张国焘给维经斯基复信，谈了争论双方的观点，对马林等人认为“国民党代表国民运动”和“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的观点，表示怀疑。党的“三大”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12日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大会讨论中，既批评了对国共合作持怀疑态度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但是，党的“三大”宣言又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并号召社会上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中来等思想，也是不妥当的。不过纵观全局，维经斯基参与制订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仍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践证明，党的“三大”成了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迎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1923年11月初，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奉调离开中国返回苏联。同月，维经斯基第二次来华。来华后，他由北京到上海实地考察国共合作情况。途经北京时，他曾约张国焘在华俄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斯列帕克家里会谈。针对张国焘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思想倾向，维经斯基向其说明，共产国际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使国民党革命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为国民党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左派，反对国民党中的不革命分子。随后，维经斯基去上海，和中共中央一起工作。12月底，维经斯基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并商讨关于国民党的方针政策等有关问题。
　　1924年4月，维经斯基第三次来华，准备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5月上旬，在中央全会召开之前，陈独秀和张国焘一同拜访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在和他们会面时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上。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促进国民革命。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克服实际工作中的右倾保守倾向，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14日至16日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维经斯基在会上重复了会前同陈独秀等人所谈的意见。
　　1924年6月，赤色职工国际在广州召开了太平洋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会议，维经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被指定为这次会议的领导人。会后，他在《国际通讯》上发表了《太平洋运输工人第一次会议》的文章，强调工人要加入统一战线，组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左派组织。
　　
　　参与领导“五卅”运动，但在国共两党组织问题上妥协忍让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帮助起草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决议案》分析了各个阶级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态度，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革命运动中须取得领导者的地位。”“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得到胜利。”同时，这个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的地位。”《决议案》在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同时，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右”的危险，同时也要提防“左”的倾向发生。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参与指导分不开的。但是这次大会对于怎样去夺取革命领导权，还没有具体、明确的认识。
　　同年2月，维经斯基从中国返回莫斯科，代表远东殖民地委员会出席了3月份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五次扩大全会。他在会议期间，于3月1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国民党军队战胜陈炯明的意义》等文章，论述了中国南方的胜利对全国革命运动的意义。
　　5月，维经斯基回到中国。月底，上海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反帝运动。维经斯基亲自参与了这一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领导。在这前后，中共中央经常在维经斯基住所召开会议，参加的人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有时开会，除上述4人外，还有新任的中央委员彭述之、中央青年团书记任弼时、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以及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向警予等。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分析形势，制定政策，积极慎重地引导工人运动。
　　6月5日，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少共国际共同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与东方被压迫人民，一致抵抗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施的残暴压迫。6月7日和14日，维经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进攻》、《上海事件震撼着全中国》两篇文章，对“五卅运动”的作用和意义作了论述。他说，中国最近的事态中，最突出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上海和青岛的无产阶级在同日本厂主的斗争过程中，再次打击了国内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国无产阶级越能经受得住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的一切民族解放社会力量的同盟就越能坚持下去，也就更有把握迫使帝国主义列强让步。”他号召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欧美各国的共产党，立即组织对英勇战斗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支援，“因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站在本国解放斗争的前哨，而且通过整个事件的进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斗争中的重要因素。”
　　10月初，维经斯基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五卅”以来党领导国民革命的经验，确定了以后的斗争方针。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参加全会的中共党团。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张国焘要求大家接受，使这个提案得以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
　　5月底，莫斯科收到了关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电讯。维经斯基此时已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他将情况报告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维经斯基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中国共产党人“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设法与国民党讨论职务上某种分工的可能性；
　　二、“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要从“国民党一切组织机构中撤出来”，但那些“尚未向国民党公开的”则“不要撤出或暂时不撤出来”；
　　三、两党“可能分离”的问题，“在紧急情况下”是应该考虑的。但是，在目前“离开国民党”则完全不是我们所希望发生的事。
　　这些建议被一致通过。
　　1926年6月初，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再次来华。此行目的主要是为了纠正中国共产党人主张脱离国民党的倾向，因为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党国际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在原则上仍然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但因继续对蒋介石采取妥协的让步政策，所谓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也就多半成了空话，而要开展群众运动也就必然失去了可靠的支柱。会议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妥协忍让分不开的。
　　
　　维经斯基等认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结果丧失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时机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这次特别会议全面接受了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对此作了认可。这就表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已发展为路线错误，并且开始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1927年初，蒋介石在北伐途中公开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在武汉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共态度进行了批评，而驻在上海的维经斯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却采取了继续支持和安慰蒋介石的政策。因此，蒋介石从南昌去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而以维经斯基取代鲍罗廷。2月，维经斯基为同鲍罗廷商谈对蒋介石采取何种方针从上海到武汉。鲍罗廷主张联唐(生智)反蒋，而维经斯基则表示“革命阵营不宜分化太快”，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北方军阀及帝国主义。接着，维经斯基又从武汉赶往南昌，了解蒋介石的态度，几天之后回到武汉，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于是又回到了上海。
　　同年初，共产国际派遣罗易来华指导革命。罗易于2月抵武汉，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在他还未摸着工作头绪时，蒋介石已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3日，罗易致电蒋介石，还对蒋介石存有幻想，希望蒋能认识到在帝国主义联合向中国国民革命进行攻击时，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罗易还希望蒋介石将党内一切争论问题提到中央全体委员会议讨论解决。罗易最后在电报中表示：只要蒋介石采纳这一劝告，他便去南京访问，和蒋介石一起商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可是蒋介石一概拒绝罗易的意见。
　　此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处于十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革命的危局，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和《中共接受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等议案。维经斯基参与了宣言和决议的起草工作。
　　中共“五大”以后，按决议应该实行土地革命了，可是鲍罗廷与罗易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鲍罗廷代表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一个侧面，即同国民党保持团结，维护统一战线。为此，不惜向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让步，向唐生智阻碍土地革命的反动势力让步。这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两者间表现了动摇，陈独秀追随鲍罗廷，主张取消土地革命，向国民党让步，结果丧失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时机。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这项决议再次发出了对中国革命的“五月指示”。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上述的指示。当时，中国革命已经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到了失败的边缘，因此，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虽具有战略的指导作用，可是对于挽救中国革命时局已无所补益了。在这种十分危急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时，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表示这个指示一时无法执行，罗易也表示难以实现。
　　1927年6月15日，陈独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决议反共”，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遂以失败而宣告结束。此后不久，维经斯基和罗易、鲍罗廷等人相继离开中国返回苏联。
　　
　　维经斯基深刻检查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调回苏联，从此，他未在共产国际组织中担任职务，而被分配担任全俄农业合作社中央农艺部副主席。1929年后，维经斯基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30年1月25日、29日和2月6日，中国学术调查研究所主持召开了关于“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讨论会，与会者批评了维经斯基和鲍罗廷，认为他们应为“陈独秀主义”的错误负责。
　　维经斯基在会上承认了他没向共产国际报告上海的中共中央在1925年至1926年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此，他负有责任。根据会上的批评意见，维经斯基在《中国问题》第4―5号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一文，对他在这期间所犯的错误作了检讨。维经斯基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担当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1934年以后，维经斯基在苏联科学学会研究机构和莫斯科东方研究所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后来担任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协会公务部主任。1935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在《太平洋》杂志先后发表了《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对中国的进攻及日本帝国主义阵营内的各种矛盾》、《中国抵抗吗？》3篇文章。
　　同年，由于他对经济学研究取得的突出成绩，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担任教授职务。1937年1月，他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中国人民阵线运动与日本军国主义》一文，文章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和迅速和平解决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新的干涉，从中渔利，因此，必须争取全中国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致对外。
　　1947年，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维经斯基为欢呼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城市宣传员》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进步力量争取民主和国家统一的斗争》的文章。6月10日，他在莫斯科作了《中国与列强》的演讲，这次演讲的速记稿在莫斯科刊物上公开发表。
　　1953年，维经斯基因患重病逝世。在他一生中曾撰写了几万篇关于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的学术论文和政治文章，为学术研究领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对研究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

推荐访问:斯基 中国革命 维经斯基与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