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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的报应下场 [红卫兵的忏悔]

    时间:2020-02-14 07:25: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当年的红卫兵,如今大都已是退休的老人,有充足的时间反思过往。聊起往事,申小珂才知道,“内心一直很痛苦”的人,不止他一个。那些当年曾在家批斗父母、带同学抄自己家的人,格外自责
      
      羞愧难当的心情,差不多困扰了申小珂整整20年。
      11月3日下午,在湖北省十堰市的家里,当年的红卫兵申小珂一边踱步,一边反复陈述这种羞愧之情。他已经63岁,经常咳嗽,说话也不如以前利索。
      这种羞愧感,从1990年开始,在他心中徘徊不散。最终,2010年4月20日,申小珂把纠缠了他20年的感觉装进一封道歉信里,托人带给了87岁的程璧。
      一封信掀起了44年前的往事,也掀起了装在中国许多人心里的波澜。44年前,程璧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党总支书记,而申小珂是该校高二(二)班学阿拉伯语的学生。从那年8月开始,他们还分别拥有了另一个身份:程璧是台上被批斗的“牛鬼蛇神”,申小珂是台下振臂高呼的红卫兵。
      
      那是学生的耻辱,也是老师的噩梦
      
      在那个如今已不复存在的校园里,1964年入校的申小珂待过4年,但他与程璧的直接接触只有两次。这两次的情景,他在44年后写道歉信时仍然记得特别清楚。
      一次是班里几个男同学把程璧叫到他们宿舍,问程璧为什么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指示。程璧回答说“执行了”,别的同学说她“没执行”。而当时在同学中“懂理论爱文艺”的申小珂,也参与训斥程璧,提醒她“真理有阶级性”。
      另一次则发生在教室里。19岁的申小珂教训了43岁的程璧。他事后回忆,自己当年用来教训老师的思想,其实“极左”。
      “现在回想起来,只有羞愧。”在给程璧的信里,申小珂如此陈述这两次接触。
      44年后,他唯一可以拿来安慰自己的是,他没有打过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当时,申小珂的妈妈田绿萍在深夜经常听到附近服装厂里传出有人被打的惨叫声。在北京某大学担任系总支书记的田绿萍一再告诫当红卫兵的儿子,“在学校千万别打人”。
      这也让申小珂觉得自己“犯错不大”,“压力轻些”,也最适合写这封道歉信。写信的过程,是重新审视往事的过程。他回忆,自己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稀里糊涂”,直到后来了解些历史,才发现自己的无知。如今看来,“当时大部分同学内心没把老师当坏人,只是跟着瞎喊,喊得声嘶力竭装样子。”
      也是在这声嘶力竭的喊声中,程璧遭到侮辱和毒打,头发被剃成“阴阳头”;幼儿园女工刘桂兰被活活打死;教导主任姚淑禧在多次遭到毒打后,在女厕所里,把绳子挂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杀了。据后来媒体报道,在北京地区,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
      虽然没有参与打人,但这些往事,依旧烙在了申小珂的心中,在1968年伴随着他到内蒙古插队,在1970年又伴随着他来到湖北。离校后,他便与程璧等人失去联系,直至他写这封道歉信。
      在信里,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过去的事,我不愿提起,因为这是我们――您的学生――的耻辱。我相信,您更不愿想起,因为那是您的噩梦。”
      
      不少人对当年所做的对不起人的事,一直忘不了
      
      在前24年里,申小珂并没有这种“耻辱”的感受。
      他的父亲沈毓珂,自1970年起担任湖北省十堰市市委书记。申小珂也在这一年来到十堰,后来又进入华中工学院半导体专业学习。由于喜欢理论和文艺,在十堰半导体厂和二汽产品处工作了10多年后,申小珂决定不再跟车灯、喇叭和收音机打交道,申请调到产品处宣传科。
      在这个岗位上,他获得了充足的阅读、思考和写作时间。虽然往事一再在脑海中浮现,他起初并没觉得羞愧。他说:“那时候,社会没放开,能看到的历史材料有限,所以对自己当年那些言行的认识,也就非常有限。”
      转变发生在1990年。那一年,申小珂的弟弟准备写一部革命题材电视剧。由于父亲曾担任朱德的秘书,他的弟弟便去拜访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了解一些革命事迹。据说,康克清曾鼓励他的弟弟,写东西时可以再放开一些,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可以有更多思考。
      这些对话传到爱好文学的申小珂耳朵里,对他触动很大。早在父亲担任十堰市市委书记期间,董必武的夫人何连芝曾来家里做客,聊起包括“文革”在内的往事,也多有反思。如今,这些话又重现在耳边。
      这一年,申小珂已43岁,他决定开始认真审视身后的历史。一有机会,申小珂就看各种回忆录,看党的文件。他客厅的书架上,既有马克思的著作,也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丹皮尔的《科学史》、弗拉基米罗夫的《延安日记》等历史书。其中不少,是他从亲友或宣传官员那里要来的。
      据他自己回忆,正是通过这些书,他才渐渐看清了自己身后那段经历和历史的面目。他也开始为自己和同学当年的行为耿耿于怀,感到“痛心”。在2007年退休后,这种“痛心”的感觉日益明显,他身边却并没有太多人可以交流。
      2009年,申小珂得知北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建了一个校友网,申小珂迅速在网站注册,并与不少校友取得了联系。
      他们大都已是退休的老人,有充足的时间反思过往。聊起往事,申小珂才知道,“内心一直很痛苦”的人,不止他一个。那些当年曾在家批斗父母、带同学抄自己家的人,格外自责。
      尽管电脑使用得都不熟练,这些老人在网上还是非常活跃。他们在校友网上发帖子,写很长的反思文章,通过邮件交流认识,较起真儿来,甚至不甘心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这个过程中,申小珂感觉到,“不少人对当年所做的对不起人的事,一直忘不了”。
      有个外地的同学,跟申小珂提起自己当年踹过姚淑禧一脚的事,忍不住在电话里嚎啕大哭。也有人跟他聊起,自己当年曾打过程璧,申小珂动员对方去道歉,对方却不愿去,说“开不了口”。
      看到这些老同学的内心煎熬,自认“犯错不大”的申小珂,决定给当年的老师写一封道歉信。在他看来,那些打人的同学,思想压力太大。“他们与其说自己想写道歉信,不如说希望有人写信,替他们表达道歉的意思。”
      
      我们这些批斗过老师的学生,该怎么面对老师
      
      很快,写这封信的契机就出现了。
      今年校友们要纪念北京外国语学校建校50周年,年初便有校友在网上商量庆祝事宜。其中一个提议,是派一个校友采访组前去拜访老书记程璧。看到这一消息,申小珂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当年批斗过老师的学生,到时候怎么去面对老师”。他顿时有了给老师写道歉信的念头。
      4月20日,申小珂花了一天时间,在电脑上敲完了这封1780字的道歉信。第二天上午,在斟酌修改后,他给平时联系较多、参与校友采访的郁小培发了电子邮件,附上这封信,表示“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就请你打印一份,在你去看她的时候带给她”。
      在邮件最后,他叮嘱郁小培,“我希望只有你一人知道为好。”
      5月31日,在程璧家采访快结束时,郁小培拿出了这封用A4纸打印好的信。为了方便年迈的程璧阅读,她特地放大了字号。校友曹雪寒怕老人眼神不好,把信接过来,挑重要的念给老人听。
      听完信,程璧非常吃惊,她告诉眼前这些60岁左右的“孩子”:“小珂是好孩子,我印象中他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
      这些“孩子”走后,老人激动地拿起放大镜,一遍遍地看信里的内容。当晚,在离开学校42年后,申小珂通过电话再次听到了老师的声音。老师告诉他,“信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
      而申小珂给程璧书记写道歉信的消息,很快便在校友中传开了。不少人要求看这封信。在做了一些修改之后,这封信被发在了校友网上。
      远在国外的胡滨看到信后,也给程璧发了邮件。这位当年高三(三)班的学生,是外语学校“文革”小组组长。1967年到1968年,有一部影响很大的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申小珂和胡滨都是主创人员,在学校里很有名。胡滨在邮件里表示,“诚恳响应并附和申小珂同学致您的道歉信”,并“表示深深的内疚和歉意,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
      程璧算了算,写道歉信的红卫兵虽然只有这两个,但赞成与附和他们道歉信的,有10多个。
      
      认清那个时代所有人的错误,我们才有真的自由
      
      86岁的程璧,看到言辞恳切的道歉信后,则尽力为昔日的学生们开脱。
      “归根结底,他们受骗了,被愚弄了。他们都是好人,现在出来道歉是因为从根本上认识到了过去没有认识到的错误。”她说,看到“孩子们”带来的信,她很感动。
      6月14日,她给申小珂和胡滨写了公开信,并托学生在校友网上发布。她说,“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而申小珂也解释,“我们的道歉,一方面是糊涂人对程书记们的忏悔;一方面是对糊涂人的解脱。”
      这封信成为一把钥匙,把许多人心里紧锁多年的那扇门打开了。9月18日,在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上,当年踹过程璧一脚的一个学生,专门到老人面前表达歉意。老人为了减轻学生心里的负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没事的,很轻的。”
      校庆活动结束后,申小珂带着夫人,去了程璧家。问及那些痛楚的往事,老人已经不愿细说。临别时,看到申小珂只穿着短袖衣服,老人拿出儿子的衣服,给申小珂穿上,又帮他扣上扣子。
      更多道歉还在继续着。10月9日晚上,申小珂把写给雷力的道歉信发给一位校友,托他转交。当时,副校长雷力和程璧被关押,申小珂曾是看管他们的“典狱长”。雷力先前曾对申小珂有很多帮助,但当很多人批斗雷力时,申小珂也给他写了一份大字报。
      申小珂一直想找机会解释这封大字报的意思。但这些想法在心里藏了44年后,他已经没有机会当面作出解释。在校庆纪念活动现场,90岁的雷力揪过申小珂的胸牌,看了看名字。申小珂原本以为老人认出了自己,想跟他表达歉意,结果老人已经不认识他。有校友告诉他,当年饱受折磨的雷力,如今不仅反应迟钝,耳朵也聋了。
      申小珂给程璧的道歉信和程璧的回信,日前也在媒体上被公布,引起人们关注。在赞赏声中,有人指出,该道歉的是那些打人的红卫兵,申小珂和胡滨没打过人,是好红卫兵,不应该道歉。
      对此,申小珂并不认同。他说:“我没打人,但我训过人。如果当年我做的事情有一点点道理,我也不会道歉。我们做得毫无道理。既然自己知道毫无道理,你就必须得道歉。”
      在羞愧和耻辱中煎熬了20年后,申小珂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但他并不认为可以就此停止反思,他觉得,只有认清那个时代所有人的错误,“我们的道歉才道在点子上。我们才有真的自由”。(摘自《中国青年报》第13586期)
      
      四十四年后,历史深处的来信
      
      程老师:
      您好!
      我是1966年高二(二)班学阿拉伯语的学生,我叫申小珂。我现在住在湖北省十堰市。我已经退休。
      在学校时我和您直接接触只有两回,都是在“文革”中。一次是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把您叫到我们宿舍,问您为什么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指示。还有一回是“复课闹革命”时期,我和您在我们教室(南边是梨园)有一次谈话。谈话内容,现在我都忘了。可能还是我用“极左”思想教训了您一顿。
      现在回想起来,只有羞愧。但是我没有打过您,没有折磨过您。1968年春天把您和其他校领导关在男生宿舍一楼时,管你们的“典狱长”,就是我。
      前些日子,一个在宁夏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起当年在打姚淑禧教导主任的时候,他在旁边踹了她一脚。这个同学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十分后悔。
      想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
      1966年咱们学校正处在鼎盛时期,蓬勃向上、秩序井然的美好校园被“文革”打乱了。我们的好校长莫平、教导主任姚淑禧就惨死在那场浩劫之中。记得还有一个女工叫刘桂兰的,因为出身不好,也被活活打死了。
      在这场浩劫中,咱们学校的很多同学也深受其害,很多人的家里受到巨大冲击,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有的因为热爱毛主席,和家庭划清界限,悔恨、羞愧终生挥之不去,受伤的心灵至今不能平复。
      程书记,您今年86岁,我妈妈83岁。我像希望我妈妈长寿一样希望您长寿。您对我有教导之恩,我妈妈对我有养育之恩。对您们在“文革”中受的苦难,我是耿耿于怀的,所以不揣冒昧,给您写这信。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您指出来。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真诚地祝愿您健康、快乐!
      申小珂
      
      程老师:
      申小珂同学的道歉信也引起我对1966年“文革”初期的一些回忆,不知为什么,这些话直到“文革”后1982年我们又一次聚首相见在北京西便门小区的住宅楼时也没有再和您谈起过。
      对于这28年的迟钝和延误,我深感内疚。我记得在您丧失自由,被关牛棚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谈话。我虽然没有对您动粗,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我对您说过的错话,一定深深伤害了您。
      您还记得吗?我曾当着您的面指责过您执行了错误路线,成了此次运动的绊脚石和革命对象,并且勒令您写出认罪书。如果小珂说他那时是您的“典狱长”,那么我作为外语学校“文革”小组组长,负责领导学校运动,可以说是所有同学过火行为的直接罪魁祸首了。除了我们之间那次仅有的谈话,我曾经和几个高三同学在运动初期最早贴出了点名批判您和莫平校长的大字报;我也在革委会里带头同意接受群众要求,对您实行隔离审查,让您失去了自由。
      在今天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您当年那纤弱的身体和备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记忆中,让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奈。在这里我首先要诚恳响应并附和申小珂同学致您的道歉信,小珂的道歉信,字字句句,情真意切,道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愿做您永远的学生,永远不忘您在逆境时的告诫和教诲。
      另外,我也再次把这些当年和您做邻居时都没有向您启齿的心里话说给您听,对“文革”初期同学们对所有老师以及包括您本人在内的所有校领导所说的任何斥责和错话,做的任何武斗、体罚和过火行为表示深深的内疚和歉意,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对于那些在浩劫中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师长、同学,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他们,永远给予我们的思念,为他们烧香祈福!
      高三(三)班胡滨
      
      小珂、胡滨同学:
      前几天,苏平平、曹雪寒、初玉玲、郁小培、舒杭丽、黄禾同学来看我,带来申小珂和胡滨的信。你们不会想到,看到你们的信,我是多么的感激,多么的感动。你们给我的印象都是好学生。
      我曾在高二(二)班呆过一个多星期,不知是在什么形势下把我放在了这个班。我与杜宝莹同学同桌。他对我很好。申小珂、宋威威是班干部,很能干。当时我还没有“解放”,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和同学说话,但却在这个班的同学中感到平安。你们提到那时你们问过我什么话,我说过什么,我早已记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那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被定为走资派。但是谁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蒙在鼓里。
      你们的信,有些同学看后,有的说:“你们带了个好头。”有些同学为“文革”时的懵懂行为自责。还是小四班、小五班、初中的同学,那时他们年龄那么小,懂得什么呢?有些同学在“文革”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那是当时形势所致,我很理解。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小珂、胡滨的信,已代表了同学们的心声。同学们对我的赞誉,我真有些担当不起。
      看到同学们上学时的照片,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我真喜欢。有很多同学向我问好,向我祝福,串串美好的话语,我非常感动、欣慰和幸福。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程璧
      2010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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