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医科学校与医疗卫生管理
时间：2021-01-19 12:04: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人本主义传统的国家。孔子说“仁”者“爱人”[1]，《尚书》将寿考列为“五福”[2]之先，就是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与生活质量。与此相应，同生命、生活质量密切关联的医事制度、医药卫生制度也最早在中国确立。这从《周礼》、《左传》、《史记》、《通典》的相关记载即可看出。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中国政治相对清明，国力空前强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随着唐太宗提出“以人为本”[3]的基本国策，国家上下都普遍重视生活质量，注意提高生命质量，从上古“巫医一体”中分离出来的中国传统医学获得空前发展，使得包括医科学校建制在内的医事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在这期间趋于完备。
一、太医署的分科及教学
隋唐之际，朝廷在中央设立尚药局，由门下省（唐为殿中省）掌管；设立太医署，由太常寺掌管。前者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设有典御、侍御师、尚药监、侍御医、直长、医师等；后者负责国家的医政事务与医学教育，设有太医令2人（从七品下）、太医丞2人（从八品下）、太医府2人、太医史4人、主药8人、药园师2人、医监4人以及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等。在隋朝，太医署共有200余名人员，唐朝（唐太医署设立于公元624年）则扩大至300余人。它不仅是负责全国卫生保健工作的“卫生部”，而且也是国家医科大学——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所医科大学。倘从唐初算起，它比西方最早的医科大学——意大利萨勒诺（Salerno）医科大学（成立于公元884年）要早200多年。不仅如此，它在组织结构、教学内容等方面，也比后者完备与进步。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朝在完成医事制度的同时，还承隋制，对医科设置进行科学划分，在太医署内设医学和药学两部。医学为四科，包括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它们分别由各科博士及助教执教，拥有统一的教材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和相应的考试制度。
具体来说，其医科设医博士1人（正八品上）、助教1人（从九品上）、医师20人、医工100人，学生20人，典药2人。《唐六典》卷十四介绍医科说：
诸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率二十人，以十一人学体疗，三人学疮肿，三人学少小，二人学耳目口齿，一人学角法。体疗者七年成，少小及疮肿五年，耳目口齿之疾并角法二年成。
这段资料说明：医科的学习课目分作基础医学与应用医学两部分。学生在学完基础医学（教材即《黄帝内经》等）后，便分科学习应用医学。其中体疗指内科，疮肿即外科，少小是儿科，耳目口齿系五官科，角法谓火艾烧灸等。学习期限从7年至2年不等。
针科设针博士1人、助教1人、针师10人、针工20人、学生20人。它培养学生运用各种针法，利用经脉、孔穴部位，治疗各种疾病。其常用针法有镵（chán）针、员针、鍉（chí）针、锋针、铍（剑）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等9种，系补泻之法。
按摩科设按摩博士1人、按摩师4人、按摩工16人、学生15人，学习科目主要为消息导引之法，即用按摩推拿治疗风、寒、暑、湿、燥、火、劳、逸等八疾；还治疗损伤折跌等骨伤科疾病，以正骨处理为主。
咒禁科，设咒禁博士1人、咒禁师2人、咒禁工8人、学生10人。课程主要学习祈祷咒禁之方，以驱除邪魅。咒禁科是医学中的最小一科。它显然是上古时期“祝由”治疾的遗存，具有浓烈的宗教迷信色彩；但有些于今天来看，乃与医学心理学相合，也不能一味否定。
医科教学强调与实践相结合，以实践检验教学。以针科为例：为使学生掌握针灸穴位，课堂上挂有绘成正面、背面和侧面三种方位的针灸穴位图，有的还带彩色，以使学生准确掌握针灸穴位、经络走向。课堂讲授后，教师又带学生在病人身上实习，传授具体操作方法。实习成绩也作为对学生的考核内容之一。
太医署的药学实际负责培养药园师。唐朝在京师设有药园，由药园师（相当于今天的药剂师；又擅药草种植，其技能、职责高过药剂师）分管，负责培养学生种药、采药、制剂和用药的知识和技能。学生学成毕业后，太医署会择优留用，升为药园师。药园一般维持在300亩的规模，种植药物达800多种。当然有些药材还需外出采购，经过整治后贮藏于“药藏库”。药园不仅以丰富的实践培养大批药学人才，而且还为唐代药物学的发展，为中国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的修撰与颁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太医署的考核制度
唐太医署的医学生入学考试及录取按“国子监”（太学）规则及方法办理，入学后按照教学进程给予常规考核：月考由各科医学博士主持，季考由太医令负责，年终总考则由太医署的主管单位——太常寺组织。按《唐六典》卷十四的说法，学生的升迁、降黜均由考核成绩而定；倘连续两年考核不及格，则除名退回原籍。
太医署不仅对医学生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而且对一般教职员工也有一套严密的考核办法。太医署的医科按医技分为医师、医正、医工、医生四级职称（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及药园亦如此），医师为最高一级。高级别者还负有指导低级别者的职责。医师等不仅承担教学任务，还要参与治病救人。对其考核，则以后者为主。《唐六典》卷十四说：“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考课合格达一定次数者，可晋升高一级别的职称。其俸禄因职称高下而有区别。太医署的考核制度鼓励上进，注重实绩，优胜劣汰，奖惩分明。这对广大教职员工起了积极的激励作用，从而确保国家最高医科学府的教学与学术的领先水平。
除中央太医署外，贞观三年（629年），唐朝还在各州府分设医学，拥有规模不等的教学机构，由各州府医药博士（开元元年即713年改称医学博士）与助教负责教学，并“掌州境巡疗”。当时，在遥远的西部边地沙州（治今敦煌市西）也设立有医学，既负责当地的医疗卫生保健，又为其培养医疗医药人才。
有唐一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国家医学教育体系。这个官方体系与民间师徒授受的结构方式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确保了中国于以后长达一两千年的时间里在医学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的长足发展，使之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武周长寿二年（693年），朝鲜半岛的新罗学习唐太医署教学方式，设医学博士等职，亦以《素问》、《本草》等中医典籍教授学生。大足元年（701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其中《疾医令》完全仿照唐制设置医事制度、医学教育体系及医药职官制。可以说，唐代的医学教育同唐代的其他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成果一样，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三、重视医学与医疗卫生管理
作为“贞观之治”主持者的唐太宗虽不懂医药，但对治病救人的医师十分尊重。他即位之初，即召见“药王”孙思邈，言“有道者诚可尊重”[4]；又亲访百岁名医甄权，“视其饮食，访以药性，因授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5]。他颇尊重医学，在览《明堂针灸图》，知晓“人之五藏（脏）皆近背”后，“遂诏罪人无得鞭背”[6]，表现出浓郁的人本关怀。
武则天当政时也很重视医学，注意对医方的收集整理。侍御医张文仲是医治风疾的高手，武则天因此诏令他“集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共得“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表上之。”[7]
唐朝还比较重视全民医疗保健，皇帝每年都针对当时情况给药于民，以预防或治疗常见病和流行病。如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便亲制开元《广济方》五卷，颁示天下，以示体恤民疾。天宝五载（746年），又令各地长官就当地情形选《广济方》中适用者公布于村坊要路，颁于通衢路口，广施医药于天下。就连西部相对荒漠贫瘠的沙州及毗邻地区，也沐浴到唐帝国体恤民生的阳光雨露——这从敦煌莫高窟壁画里可以观察到。如在初唐第321窟南壁《宝雨经变》图里，就有病人就医得药的情景；在盛唐第217窟中，则有一幅《得医图》，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医生的出诊情况。
武周时期，朝廷还在各州郡设立“养病坊”，又动员或支持佛教徒设立“悲田坊”与之相呼应，以收养贫苦患者和老年无靠者。《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说：“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
与此相应，国家还注意提高医疗质量，为此颁布了严厉的医药律令。据《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载，当时法律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亦如之。”（按：所谓“不如本方”，指药方、疗法及药物违反古今药方及唐《本草》而致过失害人，不包括以行医、售药为名故意杀人者。）法律的规定，使广大行医者加强了医疗责任，有效地防止了滥竽充数的庸医视人命如儿戏，相对地纯洁了当时的行医队伍，树立起新的医风医德。
注释：
[1]《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2]《尚书·周书·洪范》。
[3]《贞观政要》卷八《务农》：“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
[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孙思邈列传》。
[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甄权列传》。
[6]《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
[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张文仲列传》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医护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