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风骨 [小议民国报人的风骨与担当]
时间：2020-08-12 07:25: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民国时期我国新闻界涌现出很多才华横溢、风格各异的名记者和报人，比如梁启超、章太炎、黄远生、林白水、邵飘萍、张季鸾、王芸生等，他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风云际会的年代，博学多才，有着迥然不同的胸襟和气度，或狷或狂，或儒或雅，有着“真名士自风流”的风骨。他们秉笔直书，抨击丑恶，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面对强权暴力往往傲骨铮铮，不惜用生命来捍卫真理。有的甚至还献出自己的生命，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
【关键词】民国报人风骨
如果要问中国新闻界最繁荣的年代是哪个时期，那么答案毫无疑问是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中国风云激荡，战乱纷争，植根于这样土壤的报纸，生命力都较短暂。然而，即使在这此起彼落、瞬息万变的“短暂”里，也出现一些才识过人、品格高尚、无愧于“报人”称号的先贤们。在民国那个异度动乱的年代里，他们用他们的笔，唱响了属于他们那一代的时代强音。那是一个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的年代，于是乎，好像一夜之间，人人都开始谈论黄远生、邵飘萍、曹聚仁了，当著名报人们开始纷纷蜕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身上蕴含着一种力量。而属于那个报人的所谓风骨和操守，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五点：
一曰新锐
民国，那是一个纸质印刷型媒体称雄的时代，社会上缺的不是新闻，不是资讯，更不是知识，而是传播它们的载体――报纸，以及解读社会新闻、批评世界资讯和鉴识人类真知的“言论”――一种高于凡夫、超于俗子的明白晓畅的“见识”。
于是，你看到包括《大公报》、《京报》、《申报》在内的很多报刊都有自己的抱负和使命，聘请的主笔多是有才华有激情的资深学者，而社长编辑多为社会名流，他们代表民意，以监督政府为天职。他们或超然党派，或反映民意，一开始就有自己的主张和宗旨，而这种主张和宗旨往往是为政府和旧官僚所不容的，虽经挫折但他们仍然矢志不移。往往他们的新闻也是那个时代具有爆炸性的，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其中比较出格的要
数张季鸾和邵飘萍。
1、“以文论政”、“四不”先生――张季鸾
张季鸾“四不方针”的提出标志着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成熟，“四不方针”强调报纸的独立地位和客观公正原则。这是张季鸾对中国传统新闻思想的一个突破。而“以文论政”则是作为“四不”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集中体现了张季鸾的“言论报国”、“新闻报国”思想，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具有明显的进步意识。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张季鸾在民国初期的一些新锐之举却不为人所知。这位报人，1913年创立《民立报》，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瞩目。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被投入狱。
2、“铁肩辣手”之邵飘萍
民国时的北京新闻界几乎是在北洋军阀的屠刀下生活；北京大官厌见记者，不愿透露人民应知而未知的重大新闻，邵飘萍却凭其大智大慧，甚至以隐性采访的手段抓到独家新闻，及时向读者披露真相。1916年，邵飘萍自创《京报》，提出独特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本报之所作为也”，并奋力突破新闻的一个禁区，将内阁会议内容公之于众，官方欲阻止，但在邵飘萍力争下，阁议秘密得以公开。
二曰狂狷
徐悲鸿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话用在民国那些报人身上确实显得十分贴切。民国时期报人的傲更多的是不畏强权，对权贵黑暗势力的蔑视，是一种高傲的风骨，有着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而更多的是生逢乱世要保持自己“出淤泥而不染”的拘谨。狂狷二字用在章太炎和林白水两人身上尤为贴切。
1、有个“神经病”叫章太炎
章太炎一生都在“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其中伴随他一生最久的就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而章太炎也确实对得起这些“馈赠”过来的称号，做到了真正的名副其实。
民国三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在龙泉寺，悲愤已极，常书“袁世凯”三字并以掌击之，也曾写“死耳”二字赠人。其五月二十三日家书，满纸牢愁，不堪卒读。中有句云：吾死以后，中华文化亦亡矣！民国四年，他写“明年祖龙死”五字，翌年袁世凯果然暴毙，章始得自由。
2、嬉笑怒骂之林白水
如果说章太炎的狂有点倚老卖老，是穷酸腐的话，那么林白水的狂完全是出于本性的嬉笑怒骂式的恃才傲物。
林白水在段祺瑞执政时，主理了皖系的机关报《公言报》，虽然为皖系军阀做事，也从政客手里拿钱，但林白水骂起人来却毫不留情。其主持的《公言报》第一个揭露的就是皖系议员陈锦涛贿赂议员事件。不久又揭露了段祺瑞结拜兄弟徐世英于津浦车案中舞弊一事，段祺瑞被弄的十分被动。林白水为此曾不无得意地说：“《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脏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
三曰坚韧
黄远生在《忏悔录》中提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可见做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是很辛苦的，这就需要有坚韧的毅力，尤其是在民国那样动乱的年代里，要写出好新闻更是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并保持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方面最杰出的例子是范长江。
行万里路之典范――范长江
范长江说：“抱负，这也就是理想，为了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而不避艰险的工作。”他主张“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本人也是这方面的实践者。
为了采访需要，范长江在1935到1938三年多的时间里，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穿过莽莽的原始森林，夜行于高山古林乱石小道之中，路过野猪和虎豹出没之地，身披棉衣，手提枪支，耳畔呜呜风鸣;他翻越高山，几乎不能呼吸，穿越沙漠，行程五千里，几至奇渴迷亡而死;他与特务侦探斗智，同土匪、强盗周旋…终于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采写艺术，克服了各种难以想像的困难，迅速及时地写出了多达70万字的通讯。正是由于他的这些非凡之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以后收集在《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西线风云》等集子中的非凡之作，才使得他轰动了当时的新闻界，吸引了广大读者，登上了名记者的宝座。
四曰大义
李清照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至今读来感觉很豪迈，商周时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民国时有朱自清拒领救济粮而亡。而这类故事在民国报人里面太普遍了。
1、誓不投降之王芸生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出版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于限期内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身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真是力重千钧的三个字啊，这三个字写出了民国报人的风骨和气魄，这是代表四万万同胞不屈的灵魂的三个字啊。
2、为“人格”“报格”而牺牲之史量才
我们清晰地记得1934年11月16日午后那声清脆的枪声，一颗罪恶的子弹射出后，一位时代巨人倒下了，这个人就是史量才，新闻界领袖级的“民众喉舌”，而他的死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的那种大义。
史量才接受某国民党政府要人的邀请，参加盛宴。席间，此要人故意宣传蒋介石的军威，称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量才听后，很不以为然，当着众人的面嘲弄道：“我没有雄兵千万，但约莫估计，总有数千万读者拥护！”
五曰凛然
民国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坐过牢的主编不是好主编，没有关过门的报馆不是好报馆。实际上，就象开封《民立报》编辑敖瘦蝉悼宋挽联所言：“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若逢张振武,说我就来”，民国的那些报人时刻都有赴死的准备。中国报业从起诞生之日起就颇有刚烈士风。这方面最著名的还是当属邵飘萍和章太炎。
1、萍水相逢百日间
因为直言时弊，邵飘萍被奉系军阀逮捕。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数声，从容就义；或曰，监刑官“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或曰，他临刑前只是微微一笑，意态平静。
连死都这么从容，难怪孙科在《飘萍先生传》里面大加溢美： “革命以来烈日志之士慷慨就义，绝头殉身者不可胜数，面其从容而坚定者莫邵君飘萍。若晚清至今三十余年，新闻事业飚起，议论政事，评劾要津者亦不可胜数，而其明察事例中肯亦莫邵君飘萍”。
2、风吹枷锁满城香
上个世纪初的某个夏天，巡捕们押着一个长发披肩的中年男子、一个穿着西装的少年男子以及几名华服男子经过上海的街头。马车驶过，观者哗然，一时竟有“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诗句到处流传。而那些被游街男子则是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被拘嫌犯。
那名中年男子就是36岁的章太炎、少年男子则是18岁的邹容。不幸的是邹容死了，幸运的是章太炎还活着，并且活的很好，出狱后即赢得满堂彩，连面对死都这么诗意，恐怕苏格拉底也会自愧不如。“风吹枷锁满城香”一个要死的人能有雅兴从口中念出这样的诗句，不能说不凛然。
民国报人，以其个性学识改变了“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说法，更以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书写着风骨与担当。
遥想民国时候，也正是有了这些不畏强权、视死如归的报人，中国新闻界才迎来了繁荣时代。
参考文献
①谭云明:《二十世界影响中国的媒体》[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②徐百柯:《民国那些人》[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作者: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9级研究生）
责编：刘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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