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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定超永嘉之学思想研究

    时间:2023-05-29 08:20: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陈泽槟,许莉琼,谭 谋

    (1.林百欣中学,广东 汕头 515100;
    2.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3.常熟理工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南宋时期永嘉之学曾风行一时,门人众多,但从南宋嘉定年间起,由于朱熹理学在温州地区的渗透与发展,永嘉之学逐渐被其统摄和同化。尽管明朝时期温州地区曾出现黄淮、张文选、项乔、王叔果等人才,但他们的学说又混杂陆王心学。与永康学派、金华学派等其他学派相比,南宋后的永嘉之学显得黯然不彰。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情形到清朝前中期开始得以改变。以孙希旦和张振夔为代表的温州学者重新提出研究永嘉之学的任务。孙希旦(1736—1784),号敬轩,乾隆年间进士,著有《礼记集解》。他摒弃汉宋门户之见,在礼学的研究中注入了永嘉之学“以经制言事功”的精髓,后经由孙锵鸣编校刊刻。张振夔(1798—1866),嘉庆年间举人,著有《介轩集》。他在《上俞松石观察书》中表明,要“考校东嘉儒派之得失,以裕后生经济之用而自补东隅之失”[1]。可以说,孙希旦和张振夔是清朝前中期较早提出复兴永嘉之学的学者。尽管永嘉之学的复兴在清朝前中期未取得较大的进展,但孙希旦和张振夔的成就成为后人振兴永嘉之学的强心剂,如孙衣言推荐温州学者钻研张振夔的学问,如此“则永嘉诸儒之盛其将复见于今乎!”[2]。

    至晚清时,孙衣言和孙锵鸣率先为永嘉之学的复兴做出贡献。孙衣言“考诸乡先辈之遗书”[3],辑成《永嘉学案》《永嘉先生时文》《永嘉古文词略》《永嘉集》等;
    孙锵鸣则历时多年精心编校刊刻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抄录宋代王致远的《开禧德安守城录》,辑成明代王健的《鹤泉集》,等等。在收集整理乡邦文献的同时,孙衣言和孙锵鸣也大力发展温州教育,以南宋永嘉之学代表人物的著作教导学生,培养出永嘉之学晚清复兴中的诸多重要人物,例如徐定超、宋恕、陈黼宸皆曾师从孙衣言和孙锵鸣。1908 年,六十多岁的徐定超仍在《先中宪大夫兄弟五人合传》中回忆起他受业于孙衣言的情景。宋恕也曾回忆道:“当是时,孙太仆归田,提倡乡哲薛郑陈叶之学,设诒善祠塾,以馆英少。”[4]1220陈黼宸也说道:“是时我邑孙琴西太仆致仕归,置诒善祠塾,招当时能文士讲肄其中,人才称盛。”[4]657在孙衣言和孙锵鸣的不懈努力下,晚清温州终于出现“独幸乾淳儒术在,于今乡里渐多才”[5]的局面。另外,以孙诒让、陈遇春、黄体芳、陈虬、宋恕、陈黼宸、徐定超、黄绍箕、黄庆澄、金晦等为代表的温州诸子也把复兴永嘉之学作为己任,更加有意识地表彰永嘉之学。其中,徐定超被时人寄予厚望,如黄绍第称其为“必能以经制文章张我永嘉之学者”[6]557。

    1.徐定超的成长经历

    徐定超(1845—1918)生于1845年,字班侯,温州永嘉枫林人,年少时曾于杭州紫阳书院从孙衣言受永嘉之学。光绪六年(1880),黄体芳任江苏学政,徐定超被聘为幕僚,与黄体芳“既晨夕以文艺相商榷”[7]418。这一时期,徐定超“获交名公巨儒,所学益粹”[7]266。徐定超与孙诒让、宋恕、陈黼宸、刘绍宽等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如徐定超曾与孙诒让共同商议“海防局及巡船数艘诸事”[7]266。又如徐定超曾为宋恕的足疾开好药方,嘱咐宋恕“乞察核施治”[7]270。实际上,徐定超在温州的师友圈便是晚清永嘉之学的师友圈,徐定超正是在永嘉之学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以事功为核心的永嘉之学思想对徐定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徐定超的政治实践

    徐定超于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官至京畿道监察御史,曾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江西道监察御史、旅京浙江公学监督、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等职。身为朝廷谏官的徐定超为了救亡图存,围绕注重财政、整顿吏治、以民为本、发展军事和重视人才等方面,多次上奏为清政府出谋划策。在清政府灭亡前夕,徐定超就已经顺应时局,加入浙江省国民尚武会,支持革命党人的事业。随着温州的光复,徐定超也回到温州,历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旧温属护商警察局局长、浙江都督府顾问、浙江通志局提调等职务。在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期间,徐定超为稳定温州政局和社会秩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为了保障老百姓的生活,徐定超采取措施平抑米价,打击商户囤积居奇的行为。他“召集米业公会及商会,勒令各米铺、殷户将米谷价平价出粜”[6]55,并且颁布法令,称:“本分府为保护民食起见,倘有不肖商人及殷户恶棍等运米出洋,一经查获,以军法从事。”[6]55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徐定超对温州治安力量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如为了平息永嘉县的匪乱,徐定超将枪支弹药分发给当地的民团,并派出分府军队进行支援。又如瓯海里海盗猖獗,徐定超将海防局改成护商警察局,添置巡舰,严厉打击海盗,使得海盗闻风丧胆。为了支持温州教育事业,徐定超大力兴学。在他的扶植下,永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新校舍、永嘉县女子学校、东瓯法政学堂、温州织锦学堂和永嘉贫民习艺所等学校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徐定超还对温州军政分府内部的官僚队伍进行整顿,“理顺了军政分府内部关系,勤政廉政,防止自相残毒,祸起萧墙”[6]515。

    3.徐定超的医学与史学实践

    徐定超在医学研究上颇有造诣,曾任清政府的京师医学堂总教习,并亲自编写《伤寒论》和《灵枢》《素问》讲义作为教材。徐定超的讲义以经解经,博采众说,为后世中医学教材的编写起到示范作用。在1912 年9 月的温州水灾中,年迈的徐定超依旧亲自“为疾病者施医药类”[6]516,时人称之为活佛。实际上,徐定超的医学事功实践是其救国救民的努力,他在《伤寒论讲义自序》中写道:“自天子王侯以下,一遇疾病,无不惟医是赖。故欧美各国之医士,精心研究,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期于穷极性命之微而后已。日本之人亦兼采中西,蒸蒸日上。今之论日本者,至以此事为强国之始基,何其盛也!”[7]78

    徐定超认为医学的发达是欧美国家和日本强盛的重要原因,想要振兴中国的医学,以此强健中国人的体魄,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因此,为了推动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徐定超曾上呈奏折,一方面主张继续发展中医事业,另一方面主张聘请各国良医,购买西医之书,设立单独的西医学堂,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引入中国,为中国的强盛打下基础。

    徐定超对地方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1915 年,徐定超任浙江通志提调,为重修《浙江通志》劳碌奔波。为了弥补各县旧志的不足,徐定超要求《浙江通志》把疆域分并、城署桥梁、运河堤岸、海塘工程修筑年月、户口盈耗等事关国家建设与生计之事做成表册和档案,并附上清楚的年月,造册备案,以此方便查询。徐定超修《浙江通志》要求史料丰富且准确,他说:“俾载笔者获有根据,早垂信史,且章国故,文献幸甚,典籍幸甚。”[6]64为使“续修通志方有基础而臻完备”[6]64,徐定超还拟定非常详细的《续修浙江通志征访细则》,要求“各县知事所派征访员切实征访,迅速按五个月限内具次第报局,以资纂录”[6]64。由此可见,徐定超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对《浙江通志》的修撰给予高度重视。

    1.徐定超的崇儒重道思想

    徐定超坚守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任监察御史期间,他多次上奏强调学习儒家理念的重要性。例如在《请饬各直省练兵处废去军棍滥刑改良训练教导诸法片》中,他说:“练兵之法,先须教以忠爱,养其廉耻。”[6]32在《请饬广设蒙养学堂折》中,他认为小学学立本,而学会孝、悌、忠、信就是立本,如今学堂中“惑于平权、自由之说,不受教诲,驯至犯上者亦所在多有”[6]12的原因便是这一部分人的孝、悌、忠、信没学好,因此要广设蒙养学堂以植始基。可以看出,坚守中国传统儒学是徐定超向西方学习的前提。

    2.徐定超的经世致用思想

    徐定超推崇永嘉之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在从政期间始终秉承着“天下事当须责实,不可徇名”[6]14的理念。例如,由于清末新政变制纷更,脱离实际,徐定超曾上奏谏言:“为变制不在纷更,首在实事求是。”[6]1为了推动清政府的立宪工作,徐定超也曾多次上奏。在《请速设议院保护华侨以维人心弭民变折》中,徐定超指出清政府的立宪工作如果“谋未定而先动,议未集而欲行”[6]16就如同刻舟求剑,不会取得成功。在《司法官制关系宪法始基拟请详加厘正折》中,徐定超也指出清政府要解决相关的司法问题才能使“宪政有观成之日”[6]42。总而言之,徐定超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就实理,做实事,讲实效,谋实功,是永嘉之学事功思想的鲜明体现。

    3.徐定超的发展财政思想

    为了解决清政府财政困难的窘境,身为朝廷谏官的徐定超多次上奏建议清政府加强对财政的管理。如在《兴复滇省铜矿折》中,徐定超指出清政府“矿政不修,利权外溢”[6]7的困局,主张重建被废弃的云南铜矿;
    在《浙鹾加引迟延请饬清查由》中,徐定超要求清政府尽快彻查浙鹺加引延迟一事,说道:“盐课之衰旺,财政之盈虚系焉。”[6]10在《更定官制办法十条折》中,徐定超认为治理财政是“除宿弊而裨新政”[6]1的必然要求,因此他明确提出增修铁路、扩大开矿、劝农、劝工、劝商、整顿税务和盐务等具体措施。再如,其时英国对两浙铁路虎视眈眈,强迫浙江商办铁路向其借款,徐定超得知后,便上奏《浙江忽借英债请饬妥筹补救由》,建议清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向英国政府借款,不使路权落入英国手中。徐定超注重财政,主张通商惠工,主张国家与洋人争利权,其中体现出的永嘉之学思想诚为不刊之论。

    4.徐定超的创新变通思想

    徐定超主张向西方学习,体现出创新变通的精神。“贯穿古今,融汇中西”是徐定超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选择的救国之策。徐定超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也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例如,徐定超积极为清政府的君主立宪工作出谋划策,主张参考西方的自治制度设置乡官,“由民间公举才望卓著之人”[6]6处理地方事务,并且主张设置议院,认为这是“立宪国不容缓之要政”[6]18。他还提出各学堂应“添讲君主立宪法制”[6]33,使君主立宪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徐定超在向西方学习时难免受到“西学中源”说的影响,如他将君主立宪制说成中国固有之成法,将君主立宪制中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6]33思想说成中国自古相传的“尊君亲上”[6]33思想,将西方内阁成员比作周汉的三公、明朝内阁的大学士,议员则比作中国的卿大夫,力图为立宪工作寻找到历史文化依据。

    5.徐定超的强军思想

    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困境使徐定超认识到“当今之世,以练兵为要图”[6]13。他针对清朝军队存在的弊病,提出发展军事的具体措施。第一,徐定超主张练兵有方。如在《请饬各直省练兵处废去军棍滥刑改良训练教导诸法片》中,徐定超请旨废除军棍滥刑,“改良一切训练教导诸法” [6]32,使士兵为国效命。第二,徐定超主张提升将帅素质,认为清政府应培养综合型军事人才。如在《江皖待赈孔急请暂缓秋操节省经费由》中,徐定超认为,中国不缺少士兵,而是缺少将帅之才,“果能于水师学堂、陆师学堂各学生,教以忠义及一切枪炮、营垒、运筹决策之事,达于极点,他日为国驰驱,定收实效”[6]14。第三,徐定超意识到中西武器力量的悬殊,主张升级武器装备和发展海军,认为清政府应立即设机器学堂,制造出精良的武器以发展军事。如在《重整海军请设机器学堂精求制造折》中,他便指出“兴办海军,以求才制械为要端”[6]39。徐定超的强军思想在晚清永嘉之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6.徐定超的人才思想

    徐定超重视人才,主张任人唯贤、广开贤路、发展教育。他针对人才滞塞、升迁困难、官员猥冗等情况,多次上奏谏言。如在《更定官制办法十条折》中,徐定超便指人才事关国家兴衰,主张“资深才优已有要缺要差者均得留任”[6]2。由于科举废除,官制更改,“翰林学士以下白首沉沦,等于废弃”[6]27,浪费大量的人才,因此在《翰林院升途拥挤请变通官制以免淹滞人才折》中,徐定超主张划一官制,使翰林学士能为国家治理出谋划策。徐定超也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在《请饬广设蒙养学堂折》《重整海军请设机器学堂精求制造折》《中西医派不同宜分办学堂折》中,都提出普及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主张。

    徐定超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将永嘉之学的思想积极运用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事功实践当中,一生事功都致力于谋求国家的富强和民生的安定,他丰富了晚清永嘉之学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内涵,为永嘉之学在晚清的复兴注入强大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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