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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粗浅认识

    时间:2021-05-24 08:03: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精神集中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坦诚批评、勇于担责、以理服人;运筹帷幄、民主集中、正确决策;立足当前、审时度势、独立自主;集中统一、党指挥枪、分工负责;及时纠错、落实政策、团结多数。
      坦诚批评、勇于担责、以理服人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会议,他首先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在博古的报告之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分析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以诚相见、勇于担责的坦荡胸怀,为在党内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作完副报告,张闻天首先起来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常委(或书记处)只有4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朱德历来以谦虚稳重著称,这次会上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也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只有林彪(一军团军团长)例外。会上,党内领导同志中只有凯丰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他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博古是会上主要批评对象之一,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他也并非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但限于当时还没有真正觉悟,所以,他在报告和发言中,“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李德则坚决不接受批评。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遵义会议是党内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典范。
      运筹帷幄、民主集中、正确决策
      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毛泽东高瞻远瞩,在长征途中,他运筹帷幄,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尤其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高级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说理,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史料记载,长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邀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那时毛泽东、王稼祥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俩这时都坐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的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3个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的机会。他们在接触交谈中,话题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张闻天后来叙述这一段经历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地)接受了他的意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仅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也得到周恩来、朱德的支持。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所有这一切,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经将中央队“三人团”自长征出发后直到遵义会议取得胜利,幽默地归因于“担架上的‘阴谋’”。张闻天说,长征出发后,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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