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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生存适应能力

    时间:2021-07-05 16:00: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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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必须改变,但是事先却很难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如何把握改变的分寸,极大地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的智慧。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教授是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享誉海内外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早在1997年,在一本专著中,他将“政党适应性”概念引入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对政党适应性问题展开了专门研讨。他将适应性界定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创设,即对社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应性的政治系统的创建,是政党在不牺牲既有政权体制前提下,谋求生存发展的一种改革途径。
      具体来说,他把适应性分为两类,即效能型适应(efficient adaptation)和回应型适应(responsive adaptation)。所谓效能型适应可以看作政党在与外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采取的现实主义的功能性调整,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政党执政的效能,它源于政党目标的转变,新的政策行将出台,由此推行组织机构改革,促使意识形态、政策与新的组织形式相吻合。而回应型适应可以看作政党在与外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的结构性适应,是政党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环境压力时,所做的更为深层次的适应,此类适应性要求远不止于人事和政策调整,而是要求政党精英群体接受的政策不仅仅反映其自身的偏好,更重要的是遵循社会的需求。
      狄忠蒲教授进一步提炼了分析政党适应性的变量,比如政党对环境监控的能力,一个政党对环境监控能力越强,其适应能力相对也会越强;一个政党所处环境越恶劣,其适应性也可能会越强。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政党完全控制了所处环境,而无需监测环境变化,则其竞争力将日益枯竭。由此,一种恰当的反馈机制尤为重要。
      外部环境的性质也影响着政党的适应性。狄忠蒲教授将外部环境分为国内和国际两种环境类型。政党对国内环境的反应依赖于其运行的环境是敌对的还是友善的。就国际环境而言,执政党的领导者与国际社会的交流越多,越有可能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有时候,敌对的国际环境往往会驱使政党不断调适自己,而使得政党的应对能力更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背景下,我们对狄忠蒲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就中国共产党的政党适应性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普通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南风窗》:我们知道,你一直关注中国问题,一直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你能够给我们和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你为什么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感兴趣吗?
      狄忠蒲:我很高兴再次接受《南风窗》杂志的访谈。确实,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我一直都关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我始终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执政党?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答案源于普通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我的研究就是探讨背后的原因。
      我总是试图从更高的层次,比如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等来探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问题,这其中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与其他国家的案例作比较,不需要提出特定的中国问题。但是大部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很难在其他国家发现。这些事情在中国如此明显,而在其他国家却不明显,所以我们这一代学者研究的中国问题都是仅仅在中国才有的概念和问题。这当然很好,因为比较案例是有价值的,每一个案例都是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进行比较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这或许是方法论的改变。因为人们想要得到普遍性的结论。我一直都在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回答一个问题,例如从党员的招募、从国家与社会角度、从非公企业党建等等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中国长期执政。我接下来会从更微观的角度去看。
      我从毕业到现在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这的确令人沮丧。因为中国的政治生活的确很复杂,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外国学者。
      《南风窗》:你很早就提出了政党治理的适应性问题,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这一理论框架。
      狄忠蒲:在西方国家的中国政治的研究领域中,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问题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的研究兴趣从我第一本书就开始了。事实上,我的每一本书都在阐释这一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改革,她的执政能力已经很弱了。还有西方学者坚持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是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需要进一步的改变。我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生存适应能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太可能把自己转换为新的面目去支持中国政治系统实现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主化”。

    收入增长,合法性就稳定


      《南风窗》: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常态的到来,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正在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狄忠蒲:我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现在中国转变成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就需要新的改革。但是对于最终要实现什么样的改革,就我的观察来看,目前中国似乎还存在不少争议,很难说达到了完全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怎么做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呢?中国共产党怎样做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呢?人们经常讨论,认为经济增长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因此,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经济增长,在西方的学术界,这个观点非常普遍:经济增长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现在经济增长减速了,那么这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但是我对中国实地的关于两个趋势的调查,反驳了这个看法。一个是全国的收入增长趋势,另一个是个人的收入增长趋势。这两个调查都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GDP增长速度曾经是12.14%,现在GDP的增长已经放缓到不到7%了。虽然整个的GDP增长放缓,但是,个人收入并没有下降。
      我谈论的数据来自于两个全国性的调查,这两个调查分别在2010年和2014年完成。两次调查涉及50个相同的县级市城市。我们观察这两次调查期间人们态度的变化。这两次调查都是与RCCC(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合作的。我在这两次调查中,曾经问受访者,“和5年前相比,您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其中2010年回答个人收入与5年前相比,变好的人群占总人群的69%,2014年回答个人收入与5年前相比,变好的人群占总人群的76%。因此,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个人收入却一直在增加。我们还询问了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期许,我们问受访者,“您认为未来5年,您的生活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数据显示,对于将来的乐观,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现在与5年后相比,认为收入变好的人群,在2010年占82.6%,2014年占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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