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盛元票号的日本分号与东亚的国际金融

佐藤淳平

合盛元原为山西祁县的茶庄，道光十七年（1837）改为票号。因为20 世纪初叶其在日本设有神户分号与东京办事处，与日本颇有渊源。

20 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反对西方中心史观，日本学者关注18、19 世纪亚洲区域间贸易，随着贸易研究的深入，从事亚洲贸易的中国商人的研究也得到发展，华侨网络的作用受到瞩目。①代表性研究分别有滨下武志《近代亚洲的国际的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年），杉原薰《亚洲间贸易的形成与结构》（ミネルヴァ书房，1996年），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等。合盛元票号的日本分号也基本上可视为华侨网络延伸的一个部分。但是这样的华侨网络研究因过于强调东洋的主体性，而往往将东洋和西洋视作二元对立的关系。而且有些学者批评指出，华侨网络研究无意识地忽略了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且华侨网络对市场的影响力方面稍显欠缺历时性的理解。②批评亚洲交易圈论的代表性研究为本野英一《传统中国商业秩序的崩坏—不平等条约体制与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批评上述古田著作的是高村直助《开港后的神户贸易与中国商人》（《土地制度史学》2002年第4 期）。因此本文以20世纪初叶合盛元进驻日本为例，不仅可以纵向探讨其意义，还可通过分析中国、日本及欧美的银行与华侨的关系，揭示出单纯二元对立之外的历史另一面。

迄今为止，卫聚贤、张正明、孔祥毅、杨志勇、金悦、立胁和夫、滨下武志、郑惠仲等已对合盛元票号进行了部分考察。①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根据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版重印。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杨志勇：《日本第一家中资银行：合盛元银行在日史实考》，《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 期，《合盛元票号日本设庄、撤庄原因探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 期。金悦：《近代晋商合盛元票号日本支店探微》，《日本研究》2011年第1 期。立胁和夫：《战前期的在日外国银行（上）》，《早稻田商学》第358 号，1994年。滨下武志：《19 世纪后半在朝鲜的华侨金融网络》，载杉山伸也、顾琳编：《近代亚洲的流通网络》，创文社，1999年。郑惠仲：《晚清山西票号的投资活动研究》，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亚洲文化研究专攻东亚历史社会专门分野博士论文，2002年。其中卫聚贤、张正明、孔祥毅、郑惠仲从票号研究的角度，立胁和夫从在日外国银行史的角度都提及了合盛元，但分析极为有限。杨志勇与金悦考证了合盛元进驻日本开设分号的时期和场所，并指出撤庄的原因是薄弱的资本和清政府对合盛元的资金、信息、法律方面支持的力度不够。然而他们没有考察当时的贸易结构与结算惯例，未充分阐明其在东亚国际汇兑市场内的定位。上述滨下的研究是从上海、仁川、神户间三角金融的观点分析从19 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朝鲜半岛的华侨金融网络，通过商品和金银流通为中心的通商口岸间的关系理解东亚的国际金融，笔者的关注点与滨下有相似之处，但其研究主题始终是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华侨金融网络，只是从相关联的方面简单地提及合盛元票号。因此，笔者将在本文中，尤其关注合盛元票号的日本分号开设时期，从当时上海、营口、神户间关系为中心的贸易金融的观点，阐明合盛元票号于东亚国际金融中发挥的作用。

关于合盛元票号在日本开设分号的目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五日两江总督端方致外务部的咨文里，我们能找到同票号总理贺洪如的意见。②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29—330 页。驻日前大臣杨是杨枢。他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一日离任，当天李家驹到任。这件咨文是由端方请求外务部经由合盛元的上海分号汇寄出使日本大臣经费。“查我国向只有通商银行一区，近来户部、信成二银行均甫开办，然调盈济虚，商界获益，已非浅鲜。惜仅推行于内埠，未能增设于外洋。况我国人之在东西洋以及南洋群岛从事工商业者实繁有徒，且近岁留学欧日之学生不下万人，固无本国银行，其存放汇兑无不仰外人之鼻息，困难杂出，惶恤漏卮。以视外人之经商侨寓于我国者，即此一端，便利与否，相去远甚。职商有见于此，是以不惮艰阻，遴派妥人，新设本号之分号于日本神户，照章呈由日官禀经日政府批准，业于本年四月三十日开业，定名曰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所以日支店者，明属于本国旧有之商号，非特设也。幸蒙驻日前大臣杨及本管领事加意保护，侨商亦加优待，开业未久，信用甚坚，现又设立出张所于日本之东京、朝鲜之仁川等处。将来查看情形，尚拟推广于西洋及南洋诸岛，以期实业之进步，用便华侨之取求。”根据其所称，他们进入日本的目的是为在海外从事工商业者和留学生提供存贷款及汇兑服务。关于当时的中资银行，虽然已成立了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信成银行三行，但其分行都在中国国内，尚无开设海外分行的银行。因此在海外的存放款和汇款均通过外资银行或者其他传统的金融机构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合盛元意图先进入日本和朝鲜，将来再涉足东南亚和南亚，以便为华侨提供相关服务。那么合盛元选在神户与东京开设分号，是否是为实现上述目的所作出的较为妥当的选择呢？

关于当时的中日贸易，日本的主要口岸是横滨、神户、大阪。参照《对清贸易之趋势及交易事情》，1907年神户的中日进出口总额是56,760,217日元，整体占比达32.6%，大阪是47,809,922日元，整体占比达27.5%，横滨是24,314,739日元，整体占比达14.0%，神户的中日贸易额是日本所有口岸里最多的。关于对香港贸易，神户的贸易额也远超其他口岸。1907年神户对香港的进出口额是14,923,838日元，这一金额大幅超过横滨的2,584,198日元和长崎的1,300,535日元，整体占比为59.2%。①农商务省商务局：《对清贸易之趋势及交易事情》，东京国文社，1910年，第5—6 页。该数据包括对关东州的贸易额。又按照1907年的人口统计，居住在神户的中国人是2301 人，占在日中国人的18.7%。①中华会馆编：《落地生根—神户华侨与神阪中华会馆的百年》，研文出版，2000年，第398 页。由此可见神户是日本口岸里中日贸易的中心，在神户从事贸易金融预期将获得巨大收益。

另一方面当时东京有很多的中国人留学生。②关于在日中国留学生的代表性研究有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1970年），大里浩秋、孙安石编《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的现状》（御茶の水书房，2002年）。据1905年12月7日《朝日新闻》载，在东京居住的清国留学生是8000 余人，而按照1908年4月11日《神户又新日报》中一篇《清国留学生的现况》报道称，在各种私立学校学习的清国留学生是6235 人，其中在东京留学生是6025 人，昭示大半的中国留学生集中东京的情况。为此在东京设办事处之举，从为留学生提供方便的角度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其实参照日本的外交史料可以确认，1908年合盛元把京师大学堂在日留学生的学费以支票汇款。③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档案号3—10—5—3—5。因而神户分号以贸易金融上重要性，东京办事处以对在日留学生提供便利的方面，具有值得开张的条件。

关于合盛元的日本分号开张时期，虽然已经有杨志勇的论文，却因为考察上很重要，笔者在此简单再做介绍。按照在日本银行的官方资料大藏大臣官房第三课编辑的《银行总览》，合盛元票号设有神户分号和东京办事处，神户分号的设立日是1907年2月6日，东京办事处的设立日是1907年4月17日。④大藏大臣官房第三课编：《银行总览》，第15 回，1908年，第416—417 页。可是神户支店的设立日并非实际的开张日，而是批准营业日的可能性很高。其依据是1907年2月13日《神户又新日报》中一则《清国人的银行分号》的报道。“随着日清贸易的发展，总号在安东县的合盛元银行申请了在市内海岸通二丁目设立分号，成为汇兑和留学生的金融机构。清国商人申树楷为分号的经理，这次被认可了。这家银行是在本县的第一家清国人银行。”虽然合盛元总号在安东县的信息是错误的，但这个消息大体可靠。安东县在辽东半岛的东边，合盛元在当地设有分号。申请的地址是市内海岸通二丁目，这地址符合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五日的南洋大臣端方送外务部咨文中的清国银行营业认可申请书的地址。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神户分号的开张日是1907年6月10日。其依据是1907年6月9日和10日《神户又新日报》中的广告。

开业广告

今经大藏大臣批准新设神户支店从本月十日正式经营银行一般业务。因为本行在清、韩两国要地已设有七十余处代理行，汇兑等尤为便利，敬请眷顾。①代理行代行票据、汇款、信用证的服务。

清国山西省 合盛元银行

神户市内海岸通三丁目三十一番邸 电话二十八番

明治四十年六月 神户分号

经理 申培植

创 立 大清道光十七年 距今七十一年前

资本金 五十万两

公积金 六百五十万两

分号所在地 清国要地三十二处

广告的地址是海岸通三丁目，跟申请书的地址海岸通二丁目不同。尽管经理的名字跟上述的1907年2月13日《神户又新日报》中《清国人的银行分号》不一样，但申树楷和申培植是同一人物。广告中的资本金是五十万两，笔者认为这不是分号资本金，应是合盛元整体的资本金。按照《银行总览》，神户分号、东京办事处的资本金均是五万日元。如果这个资本金折合当时上海汇率100日元=约85 两，则为42,500 两。合盛元票号的规模可能比较小，比较其他的票号的话，五十万两的分号资本金稍显多。按照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合盛元总号的资本金是十六万两，同一祁县帮的大德通总号的资本金是五十万两。②《山西票号史》，第18、21 页。

除这张广告外，我们可以找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五日两江总督端方送外务部的咨文，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农工商部送外务部的咨文，同年同日外务部送驻日公使李家驹的咨文中登载开业日是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即1907年6月10日。①《山西票号史料》，第329—332 页。又按照1907年7月9日《神户又新日报》中的消息，为了庆祝开张合盛元打算同月10日在中山手通的中华会馆内举办宴会招待该县的官员。

关于关闭日期，按照《银行总览》，我们可以确认神户分号和东京办事处的关闭日期均是1911年7月28日。②《银行总览》，第19 回，1912年，第4—5 页。

根据如上的考察，合盛元从1907年6月10日到1911年7月28日经营在日本分号，其期间是四年一个月左右。所以卫聚贤指出的因为民国三年总号的倒闭引起日本分号关闭的主张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因为在日本分号1911年7月末关闭了，辛亥革命应该不是关闭的直接要因。那么为什么合盛元票号开张仅四年就关闭了呢？笔者认为关闭的要因可能是经营上的问题。所以于下节将考察当时中日贸易概况与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的作用。

合盛元票号可能曾从事中日贸易的金融业务，因此笔者着重概观从1907年到1911年的神户贸易状况。按照《神户港外国贸易概况》，1907年的对清国进出口总额是56,760,217日元，这次于对英国的59,670,844日元，对美国的59,311,321日元，位居第三，但加上对香港的14,923,838日元的话，将跃居首位。这可昭示当时中国为日本的主要贸易国。③神户税关：《神户港外国贸易概况》，1908年，第376—378 页。1908年因为同年2月的二辰丸事件引起的抵制日货和银价暴跌，出口额大跌，进出口总额减至45,866,120日元，而1909年继续贸易不佳，进出口总额是49,131,623日元，较上年微增，可是至1910年增加为72,435,019日元，1911年是70,144,711日元，超过抵制日货前的水平。①《神户港外国贸易概况》，1910年，第386—388 页；
1912年，第336—338 页。该数据包括对关东州的贸易额。二辰丸事件是因为嫌疑走私武器，清朝官宪于1908年2月5日在澳门近海捕获日本商船二辰丸，日本政府强硬地要求清朝谢罪和赔款，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吉泽诚一郎：《第二辰丸事件（1908年）与其地域的背景》，《史潮》新55 号，2004年。

1907年的对清出口额是30,165,347日元，主要出口货物是棉纱、火柴、汽船及帆船、海带、琼脂、鱿鱼干等海产物。其中最多的是棉纱，为14,400,744日元，以下依次是汽船及帆船的4,385,550日元，火柴的2,284,876日元。进口额是26,594,870日元，主要进口货物是棉花、大豆、豆饼，其中棉花最多，为13,683,255日元，以下依次为4,848,656日元的豆饼，1,620,993日元的大豆。②《神户港外国贸易概况》，1908年，第379—387 页。关于贸易收支，日本的顺差达到3,570,477日元。1908年的出口额是20,722,680日元，进口额是23,932,655日元，日本的逆差达到3,209,975日元，1909年的出口额是25,873,037日元，进口额是23,258,586日元，日本的顺差达到2,614,451日元，1910年的出口额是35,458,455日元，进口额是36,976,564日元，日本的逆差达到1,518,109日元，1911年的出口额是36,681,632日元，进口额是33,463,079日元，日本的顺差达到3,218,553日元。③《神户港外国贸易概况》，1910年，第386—388 页；
1912年，第336—338 页。该数据包括对关东州的贸易额。这样关于该时期的神户港对清贸易收支，顺差和逆差交替出现，大致呈均衡状态。而1910年和1911年，棉纱、精糖、棉布的出口额和豆货、棉花的进口额均大幅增加，促进了1910年以后贸易总额的恢复。

关于各口岸的贸易额，上海最多，达34,771,761日元，以下依次为大连4,170,847日元，天津3,688,874日元。关于贸易收支，虽然神户港对华北、华中、华南贸易大部分出超，对东北的口岸即大连、营口、安东县贸易都为入超，逆差额分别是1,285,897日元、2,145,458日元、474,882日元。如上所述，这一状况反映日本进口大量豆饼、大豆、豆油等东北主要产品。④《神户港外国贸易概况》，1908年，第387—388 页。19 世纪的东北豆货贸易大部分经由牛庄，但因为东清铁路的铺设，20 世纪初叶的豆货集散地成为大连、牛庄、绥芬三地。对欧洲市场出口的增加也是当时贸易上的特征。1909年以后，尽管对汉口贸易收支变为逆差，但比较所有口岸进出口总额的话，汉口的贸易额很少，所以整体的贸易结构即对东北贸易的逆差和对其他地域贸易的顺差没有变化。

关于当时在神户港各国人进出口货物交易比率，1907年的进出口总额中清国人的占比是10.7%，位居第四，仅次于日本人的50.1%，英国人的16.5%，德国人的15.1%。出口货物额中清国人占比16.1%，位列日本人的38.2%与德国人的20%之后，排在第三位。其中交易居多的品种是鱿鱼干、虾、琼脂等食品类与棉布类，分别占40.3%与39.6%。进口货物交易额中清国人占比8.9%，排在第四位，仅次于日本人的55.8%，英国人的16.6%，德国人的12.8%。其中交易较多的品种是皮毛骨角类，占27.9%。①《神户港外国贸易概况》，1908年，第531—542 页。但是中国商人的进出口货物交易占比呈逐渐降低的趋势，1909年是10.3%，1909年是10.5%，1910年是8%，1911年是8.1%。②《神户港外国贸易概况》，1908年，第531—532 页；
1910年，第533 页；
1912年，第534—535 页。对此，《对清贸易的趋势及交易事情》的记载如下：“我国的对清出口贸易迄至十几年前基本上由清国商人垄断，我国商人的直接出口甚微，不值得一提，近年随着对清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商人的直接交易亦大幅进展，故清国商人的势力渐渐地衰退。”③《对清贸易之趋势及交易事情》，第62 页。由此可知，19 世纪90年代以前在日华侨承办对清出口的大部分，其后日本商人的直接出口增加，贸易主体发生了变化。④笼谷直人：《亚洲国际通商秩序与近代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年。他在该书中分析了19 世纪80—90年代的中日贸易。另外按照《神户港外国贸易概况》所述，在神户港日本人的进出口货物交易额于1887年是2,988,482日元，仅占11.2%而已，但1897年是58,329,987日元，升至36%，1907年是165,374,215日元，高达50.1%。⑤《神户港外国贸易概况》，1908年，第530 页。其间日本贸易商和制造业者通过设立行会和托拉斯力图挽回商权，这样的压力可能影响到中国商人交易额的减少。⑥《落地生根—神户华侨与神阪中华会馆的百年》，第119 页。

但是从各个出口目的地考察各国商人交易额的话，我们又可以发现另一侧面。1908年的对清出口额中清国人交易额是7,509,360日元，交易占比是37.2%，对香港出口额是3,327,639日元，占比32.3%，对海峡殖民地出口额是734,299日元，占比38.7%，对荷属印度出口额是916,647日元，占比78.3%，对菲律宾群岛出口额是496,959日元，占比32.9%，清国商人对亚洲的出口占29.8%，这仅次于日本人的45.7%。①《神户港外国贸易概况》，1909年，第487—488 页。这一数据昭示清国人在神户港对亚洲贸易中的地位，远比英国人和德国人重要。

在神户的中国商人交易货物中，很多面向香港和东南亚出口的原因在于神户华侨中广东帮的势力极其强。《神户清商外商营业须知》记载的在神户的中国人商店154 家，其中广东帮是78 家，占整体的50.6%，三江帮是43 家，占整体的27.8%，福建帮是22 家，占整体的14.2%。②日华新报社编：《神户清商外商营业须知》，日华新报社，1910年。徐附带指出的是三江帮是指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四省人。广东和福建是移居东南亚者很多的地域，神户华侨中广东帮和福建帮的人际网络支撑神户港对东南亚贸易。

如上所述，对清贸易额在当时神户港的贸易中所占份额极多，加上对香港贸易额的话，列居首位。虽然清国人的交易额不如日本人，但处在仅次于英国人和德国人的水平，可以认为他们的存在不容忽视。尤其在对亚洲贸易的交易额中占据对外贸易的首位。这样的情况对合盛元在神户经营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具体而言，除神户和东京外，合盛元还在何处设有分号呢？虽然上述的开业广告中写有在清国要地三十二处设有分号，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五日两江总督端方送往外务部的咨文中写有在二十余处设有分号，但实际上我们无法确认如此之多数量的分号。按照《支那经济全书》来看，在清国二十一省里的分号地址是盛京、营口、东沟、天津、北京、上海、安庆、祁县、开封、西安、汉口十一处，加上神户、东京、仁川、香港，总共十五处。①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3 辑，丸善，1907年，第566—579 页。营口是在辽河河口附近的通商口岸。天津条约规定牛庄开埠，但是因为河道淤浅大船无法进入，营口代替牛庄开埠，对外统称牛庄。从分号的分布来看，合盛元的交易范围集中在华中以北，尤其从在辽宁省拥有三家分号来分析，可以认为他们侧重于东北的大豆交易。1907年11月14日《神户又新日报》中有一篇《营口豆饼商的倒账》可以证实合盛元与大豆交易的关系。其消息的内容如下：“因为营口豆饼商东盛和受到这次银块下跌的影响倒账，当地发生了大恐慌，东盛和的债务是九百万日元或者五百万日元尚不清楚，根据当地清商的预想可能是四百万日元左右。东盛和是营口的豪商，因为一天的制造量达到五千张，每月以装载三千吨的船舶发货三次，他的独家基本上左右了营口的市价。然而这次突然倒账的原因是因为银价下跌影响到付款，为此我查询对神户的影响如何？有关东盛和的只是合盛元放款的约五万日元，正金银行放款的一万日元左右，渣打银行放款的七八百日元，无关其他的市内银行（下略）。”如上，东盛和是在营口制造豆饼的豪商，因为他的往来银行上海的广德泰倒闭，汇票被拒付，也于1907年11月6日倒闭了。②仓桥正直：《营口豪商东盛和的倒账》，《东洋学报》63—1/2，1981年。据《支那经济报告书》称，东盛和的负债总额是4,171,402 两。同报告书指出山西票号的债权是1,826,087 两，虽然合盛元的债权是否约五万日元有待确认，但那个债权里很可能含有合盛元的部分。③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调查部：《支那经济报告书》第6 号，1908年，第62—64 页。

然而笔者认为合盛元通过设立神户分号似乎未能活用其在东北的优势。这个根据是清国商人为了采购豆货而从神户汇款去东北的情况比较少。关于营口的对日汇兑，《满洲事情》第二卷载有如下记述。“对日本汇款日本人大部分由正金银行汇款，中国人大部分如上述因为利用上海汇兑买卖，虽是对日汇款但多经由上海。然而此上海经由的汇款通常比正金银行经由更为有利，但是因为汇款都使用过炉银，过炉银的对元宝银贴水及交易地的对元宝银汇兑市场决定汇率，所以如果不熟悉过炉银及上海金融市场，相反可能受到不测的损失。”④外务省通商局：《满洲事情》第2 卷，大空社，1991年，第211 页。可见营口的对日汇款日本人利用正金银行，中国人利用上海汇兑买卖是一般的结算惯例。当时银炉及大商店的店员隔日上午从九点到上午十一点在商务总会里买卖上海汇票。①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课：《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第6，1910年，第295 页。因为上海有许多山西票号等中国金融机构，且汇兑买卖额很大，很多的中国商人以上海汇票作为结算方法，过炉银是当时营口的虚银两，因在营口以外的地区不能通用，所以汇款去上海的话必须折合元宝银，应该充分关注汇率的变动。关于营口的贸易收支与其结算，《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中的记载称，“营口对上海贸易经常入超，所以汇率经常有点下跌，关于对南清及日本贸易，出口较多的对南清贸易由上海汇票结算，对日本贸易不仅清国商人的交易大部分经由上海结算，清商从大连出口的货物亦多由营口上海汇票结算，经过一年间收汇与交汇大致均衡。”②《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第6，第292—293 页。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的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会编：《近代中国研究》第1 辑，1958年。小濑一：《十九世纪末中国开港场间的流通结构》，《社会经济史学》54—5，1989年。当时营口的贸易收支一面因为豆货的出口对神户贸易出超，另一方面因为棉织品的进口对上海贸易入超。所以营口的清国商人为把对神户的债权抵销对上海的债务，采取由上海汇票结算的方法。

笔者认为大连的清国商人也同样由营口上海汇票结算。其原因是贸易额与营口相差无几的大连是新的口岸，中国传统金融机构还未进驻。根据海关报告，大清银行也给与南方口岸交易的清国商人提供银行结算。③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902—11,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3, vol.1,p.117.“The Ta Ching bank opened, in March 1906, a sub-office of their Newchwang branch here, but it functioned only as a Customs bank up to June 1909, when it commenced to undertake all kinds of ordinary banking business. As there were neither yinhao（银号） nor ch’ien chuang（钱庄） existing in Dairen, excepting small money changers and pawnshop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b-office proved to be a great help to Chinese merchants, especially in facilitating banking transactions with southern ports.”

考虑以上因素，中国商人要求合盛元票号神户分号发挥的作用是，通过买卖上海汇票调整贸易收支结算。可是除合盛元票号外，在神户设有分行的国际汇兑银行有横滨正金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德华银行，竞争必定极为激烈。按《明治大正财政史》第17 卷所述，1911年在日本主要银行的外汇买卖额中，横滨正金银行的收汇额是202,302,000日元，交汇额是230,290,000日元，各自占整体的45.2%与28.4%，汇丰银行的收汇额是137,084,000日元，交汇额是146,080,000日元，各自占整体的30.6%与28.4%。①小岛仁：《日本金本位制时代1897—1917》，日本经济评论社，1981年，第124 页。所以这两家银行基本上支配日本的外汇市场。就这种状况，1911年7月19日的《神户又新日报》指出，“现今除横滨正金银行外我国的汇兑银行是汇丰、渣打、德华、花旗四行，汇兑业务大概不免冷清，法国银行以前退出我国的原因也是汇兑业务很少，经营困难。然而关于汇兑银行的汇兑分担额正金分担我国贸易一半，居于最多，其他的四行仅分担剩下的一半，因为外国银行把巨额薪金支付佣人，经费很多入不敷出亦在情理之中。”该消息中未提及合盛元，他的状况跟其他的外国银行可能差不多。横滨正金银行神户支号聘用中国人叶鹤龄成为买办，在争取清国商人顾客方面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功。②1899年1月横滨正金银行提出扩大对清贸易业务的方针，将神户分号设为负责该业务的总部。在调查清国的货币制度和汇兑的实际情况之后，7月开设长崎办事处，8月开设天津办事处，1900年4月开设牛庄分行。菊池道男：《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横滨正金银行的经营制度》，《中央学院大学商经论丛》12—1，1997年。比如1909年10月28日《神户又新日报》的《买办问题的善后》报道中如下记载：“在留本港的中国商人是五十人，其中广东人是三十人左右，此等中国商人的交易额中八成是正金银行贴现的，剩下的二成是外国银行贴现的，如果正金银行废止买办，此等中国商人将相继寻求外国银行的贴现，如汇丰银行等正静待事件如此发展。”这则消息与横滨正金银行神户分号的买办叶鹤龄引起的清商票据被拒付问题有关，主张反对买办的废止。依照《神户清商外商营业须知》，消息中的中国商人的人数并不准确，但可以确定是不少的中国商人与横滨正金银行保持交易关系。而关于买办，《对清贸易的趋势及交易事情》的记载如下：“银行买办的主要职务是买卖票据及放款的保证，即银行给清国商人或者清国银行放款或是买卖票据之际，买办亲自经手和以买办的名义进行的交易由买办负一切责任。而且经买办之手的地金银、货币、抵押物件、纸币证券的真伪好坏鉴定并通用范围及付款等由买办负一切责任。在清国各地的横滨正金银行和其他外国银行都聘用买办，在我国的正金银行分号及外国银行分号亦均聘用买办。”①《对清贸易之趋势及取引事情》，第46—47 页。因为清国商人一般不用押汇，用clean bill，外国银行与清国商人交易时由买办负责，试图避免风险。尽管clean bill 有时候会被拒付，但外国银行依照清国商人的惯例，为此他们获得清国商人的支持并争取其成为自身客户。

《神户清商外商营业须知》也提及除合盛元外，另有三家中国人经营的金融机构在神户，各自叫慎泰、东益昌、德泰。关于东益昌，《大阪银行通信录》第百三十四号有如下记载：“居住在神户的清国商人等去年来对清国进出口之际筹办资金困难，为此上海的银行业东益昌号计划准备设立神户分号，最近其在市内海岸通一丁目东源号里开张，专门从事对清汇兑买卖。”②大阪银行集会所：《大阪银行通信录》第134 号，1908年11月，第95 页。他可能于1908年10月开张。此外慎泰、德泰从事兑换和汇兑，承担至横滨、长崎、上海等地的汇兑。

综上所述，合盛元票号的分号大部分位于上海以北，从事与东北豆货交易有关的金融业务。可是营口的中国商人利用豆货交易产生的对神户债权，开出上海汇票，于上海、营口、神户三者间形成债权债务相抵。为此神户与营口间的直接汇兑很少，合盛元票号神户分号不得不跟横滨正金银行及汇丰银行等其他汇兑银行在上海、神户间的外汇市场竞争。结果导致其可能未完全实现当初旨在对国外从事商工业的华侨提供方便的目的。

合盛元票号进驻日本的目的是夺回被外国银行攫取的商业利权和对在海外从事商工业的华侨和留学生提供存放汇兑业务，从1907年6月10日到1911年7月28日开设了日本神户分号和东京办事处。但考虑到经营仅四年多后不得不关闭的情况，很难说是取得了成功。

因为合盛元票号的分号设在东北为中心的上海以北地域，主要从事上海、营口、神户三地间的金融业务。当时中国商人一般用上海汇票做营口、神户间的结算，神户分号汇款去上海的情况也极多。可是横滨正金银行、汇丰银行等国际汇兑银行已经涉足上海、神户间的外汇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横滨正金银行、汇丰银行等聘用中国人买办开中国商人常用的clean bill，争取到众多的中国人顾客，资本比较少的合盛元票号因此面临困境。另外虽然因为神户华侨中广东帮对东南亚贸易多有贡献，可是合盛元票号未在香港和东南亚发展事业，不能充分活用神户华侨的网络。

从这一时期中日贸易额的推移来看，1907年10月东盛和倒闭，而且1908年因为二辰丸事件引发的抵制日货和银价下跌，出口大幅减少，1909年也无好转，相反1910年和1911年的贸易情况良好，贸易不佳可能不是合盛元日本分号关闭的原因。即便如此，合盛元在山西票号中率先进军海外的进取精神仍然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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