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饮酒》（其五）：惬意还是叹息

时间：2023-06-19 17:45:0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 李安军

统编八年级下册收录了陶渊明《饮酒》（其五）一诗，末尾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到底五柳先生有什么不便明说的“真意”呢？

陶渊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名传千古，但其间有着曲折的过程，并非一开始就能这样弃官不居、潇洒离去的。陶渊明年少时是个热血青年，积极仕进，想要有一番作为。有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一，志向。年轻时血气方刚，有好儿郎志在四方的豪情壮志，他的《杂诗》中有清晰体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其二，家世。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柱国之臣大司马陶侃，与权倾朝野的王家、谢家平起平坐。陶侃之后，陶家虽然衰落，甚至遭到政敌庾家的迫害，但陶家仍有后代活跃在政坛，比如陶渊明的叔叔陶夔官居晋安郡太守，若不是意外遇难，能够更加显达。陶渊明十分敬佩曾祖，也有政治资源，因此进入官场的愿望和条件都具备。其三，才华。学而优则仕，这是古代读书人的普遍心态，无可厚非。

然而，即便条件这么好，陶渊明的入仕之路却意外的十分坎坷。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陶渊明的出仕处女秀是任职会稽内史、镇军将军王蕴的参军。此时的他刚刚20 岁，风发正茂。但不幸的是，王蕴当年就去世了，陶渊明不得已失官返乡，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感叹“弱冠逢世阻”。此后五次入仕，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比如第二次是29 岁时任江州祭酒，“少日”，就因为不堪吏职，自解归隐，前后没干几天。后几次也基本干不到一年，特别是41岁时，最后一次任彭泽令，做了80 来天，就挂冠而去，彻底归隐。但其实在其40 岁时，陶渊明仍有建功立业的追求的，在《荣木》诗中说：“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因此，41 岁是其分水岭，半生激进，半生恬退，到了写《饮酒》（其五）的时候，已经归园田居多年了，早年的浮华逐渐淡去，但是未必不留痕迹，所谓“欲辨已忘言”，内心仍有不甘，但只是深埋不露罢了，就像《归去来兮辞》中说的那样：“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心中有一定愧疚之意，归隐毕竟不是出家，还达不到看破红尘、了无牵挂的地步。

很显然，陶渊明的归隐是一个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其性格而言，也有一定的两面性，就看哪方面占优而已。一方面，在辉煌家世的激励下，陶渊明年少时就有大展宏图的强烈愿望，尤其对曾祖陶侃是敬佩有加，视为榜样。在《命子》中既表达了敬仰之情，又抒发了重振家业、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因此，屡败屡战，先后六次踏入仕途，虽然并无大的建树，但希望被重用的心思还是没有泯灭。另一方面，毕竟陶侃相距已远，君子之泽，三代而斩，到了陶渊明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余威所剩不多了。特别是遭受政治打击后，陶家数代难有起色，加上受当时谈玄风气影响，家族中恬淡虚无的气候也比较浓。陶侃的一个孙子陶淡，抛家舍业跑进深山当了隐士，外祖父孟嘉也是“冲默有远量”。从小受长辈们影响，陶渊明也有一定的避世思想，只不过年少时表现不明显，进入官场后，就立即显露出来了。在家书《与子俨等疏》中自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不愿屈身长官，因此六次出仕，三次主动辞职。如此反复，就是内心斗争的结果，最终彻底归隐胜出。

退一步而言，假使陶渊明不想归隐，一门心思想干一番大事业，是不是可行呢？很可惜，已经没有其曾祖那样的历史机遇了。陶侃建功立业时，尚在东晋初期，天下虽然动荡，但仍尊司马氏为正统，全力拨乱反正。因而擅长军事的陶侃得到了王、谢、庾等世家大族的支持，能够发挥才能，获取高位。到了陶渊明所处时期，已经是东晋晚期了，各大势力你争我斗，不再是维护司马王朝统治，而是想取而代之。作为具有儒家忠君思想，继承曾祖遗志的陶渊明是不能接受的。他先在桓玄府中用事，发现苗头不对，立即改投到刘裕帐下，以为能复兴司马氏。谁知刘裕反而是司马王朝的葬送者，很快又辞官退出了。另外，陶渊明优势在文才，在注重武将的乱世，想要一展宏图，希望很渺茫。因此，世道在陶侃时，尚有可救之处，到了陶渊明的时候，已经是无药可救了。作为一介文人，无力回天，只能“穷则独善其身”，以酒浇愁了。

到了写作《饮酒》（其五）的时候，开篇就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其实，陶渊明对于功名还是有所惦念的，并非离群索居，而是仍在热闹的人群中。只不过，为官之时的纷扰已经没有了。这里的车马绝非乡村运载农作物的车马，而是达官贵人的乘舆，或者朝廷征召的信使。但是，这种嘶鸣声已经没有了。从心理学上讲，惦记什么才会想起什么，不管是肯定还是否认，这里强调“无”，实则希望“有”。在那个时代，确实有通过隐居达到引起外界关注，从而名声鹊起，被朝廷征召的情况，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但那都是老黄历了，时代不同了。陶渊明隐居时，司马氏王朝正在覆灭，后期更是刘宋朝廷了。即便朝廷想起他来，他也不会再去了，毕竟过不了忠于前朝的坎，已经改名为“陶潜”，就该一直“潜”下去。为了聊以自慰，后面紧跟一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思已经远离官场了，自然就没有那些以往常见的车马了。正是这种略带焦躁的心理作用下，才需要后面四句闲淡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来中和，才能达到心理平衡。

其实，若是陶渊明愿意再出山，以他的家世和才气，多次官场历练积累的人脉，并非没有机会。假如能与其他人一样和光同尘，主动归顺刘宋王朝，征召的车马随时都有可能疾驰而来。王导曾孙王弘对他很是敬仰和欣赏。任江州刺史时，“尝以酒馈陶渊明”，两人过从甚密，谋个一官半职是不难的。还有太尉参军殷晋安、始安太守颜延之等，都是推心置腹的至交，而且大权在握，稍微点个头，被引荐入仕，就是一念间的事。但最终为什么没有成行，确实“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真意”，就是一种落日余晖般的苍凉心境，是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看透心态。面对动荡诡谲的时局，不能扭转乾坤的无奈，心中追寻先祖荣光的梦想已经淡去。既然如此，只能诗酒流觞，快意人生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饮酒》（其五）诗中所展现的文人风骨是作者历经波折后的深刻体味，是个体生命与社会大背景相互激荡作用后的最终沉淀。这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快意，也是在磨去入仕企念后，自身心性得到彻底解脱后的真情愉悦。尽管内心也有过挣扎与纠结，但在最终的归宿抉择上，还是遵从了内心的终极愿想，达到了人生境界的新跃升。这种具有鲜明陶氏风格的超脱，对于现时代面临各种心灵困扰的人们，也是很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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