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校园受欺负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学校适应的中介作用

黄明明

青少年校园受欺负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学校适应的中介作用

黄明明

（萍乡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江西 萍乡 337000）

为了探究青少年校园受欺负与问题行为的关系以及学校适应的中介作用机制。采用Olweus儿童欺负问卷、长处和困难问卷(学生版)、青少年学校适应量表对611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发现: 校园受欺负、学校适应和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彼此呈现显著性相关；
校园受欺负显著地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
学校适应在校园受欺负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校园受欺负可以直接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也可以通过学校适应的中介作用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

校园受欺负；
学校适应；
问题行为；
青少年

自2016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颁布以来，我国青少年校园欺负和受欺负的相关研究开始逐渐增多。校园受欺负（Campus victimization）指学生遭受到同伴或老师等人对其身体、语言、财物或人际关系等方面攻击的过程[1]，研究发现，我国青少年普遍性地遭受到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成为受欺负的高发群体[2]。受欺负容易导致青少年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自杀等严重后果[3—4]，严重地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其中，青少年问题行为是校园受欺负的重要负面后果，积极探索青少年校园受欺负与问题行为的关系机制对预防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是指个体表现出来的妨碍其积极适应社会生活的异常行为，可分为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5]。其中，内化问题行为（Internalizing problem）是指儿童或青少年经历的一些不愉快或消极情绪，包括焦虑、抑郁、社会退缩等，外化问题行为（Externalizing problem）则主要是指违反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包括攻击、反抗、盗窃、逃学等行为[6]。校园欺负的“破窗效应”理论指出，校园欺凌卷入者作为学校教育与个体发展的第一扇“破窗”，若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和重视，这部分人就会在冷处理的态度下潜移默化，进而变本加厉走向深渊，导致更严重的问题行为[7]，受欺负者作为重要的卷入人，长期受到校园欺负后变得更加冷淡，出现人际关系、学业学习等各种问题行为。研究发现，校园受欺负均能显著预测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经常遭受校园欺负的青少年，则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社会退缩等心理和行为问题，表现出明显内化问题行为[8—10]，同时，也更容易出现逃学、厌学、攻击等明显的外化问题行为[11]。因此，校园受欺负可能会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

学校适应（School adaptation）是指学生对学校的学习环境、氛围和学习节奏等的适应，具体表现为学生能掌握学习和人际交往的各种技能，能遵守学校的各种规范要求[11]。学校适应不良不仅会影响青少年学校生活，还会对其后来的社会适应产生持续性的影响[12]。学校适应的人际模型指出，适应是个体与环境相互迎合的过程，是保持有机体平衡的重要过程[13]，而学校适应是青少年必须要经历的适应过程，青少年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与他人、学校环境及学习节奏的健康成长，受欺负的经历破坏了青少年的这种健康成长环境，使青少年学校适应出现困难[14]，而学校适应困难又成为引发青少年在学校中问题行为的危险因素[15]。研究发现，当青少年出现学校适应不良时，更容易出现各种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16]，严重妨碍了青少年在学校中的学习和生活。此外，很多研究显示，校园受欺负是显著影响青少年学校适应的重要因子，如王丽萍[17]研究发现，受欺负较为严重的青少年学校适应水平显著低于平均水平，而且，张彩等人[18]从个体中心角度探究了校园受欺负和学校适应的关系，发现不同类型的受欺负也均能显著预测青少年学校适应水平。由此可见，学校适应可能在校园受欺负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在已有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结论，探究校园受欺负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校适应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机制，以期为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防范和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一）研究对象

征得学校同意后，笔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江西省的3所公立中学中，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611名在校青少年进行调查，最终获取600名有效被试数据。其中，男生321人，女生279人；
初一153人，初二189人，初三58人，高一112人，高二88人；
城市户籍270人，县城户籍158人，农村户籍172人；
非留守330人，留守270人。被试年龄范围在12～1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69±3.81岁。

（二）研究工具

1. Olweus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

采用张文新和武建芬[19]修订的Olweus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受欺负分量表对青少年校园受欺负情况进行评估。该分量表适用于五年级及以上年级的在校学生，该分量表共计6个条目，含有3个维度，分别是受身体欺负（2个条目）、受语言欺负（2个条目）和受关系欺负（2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1=本学期没有发生过，2=本学期只发生过一两次，3=一个月两三次，4=一周一次，5=一周好几次），量表总分越高，说明青少年校园受欺负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系数为0.89。

2. 学校适应量表

采用崔娜[20]编制的学校适应量表对青少年学校适应情况进行评估[20]。该量表有27个条目，分为4个维度，分别是常规适应（4个条目）、课业适应（5个条目）、同伴关系（6个条目）和学校态度（7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1=完全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不清楚，4=比较符合，5=完全符合），条目3、条目5、条目14、条目16和条目23为正向计分，其他条目均为反向计分，总得分越高，说明青少年学校适应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系数为0.88。

3. 长处和困难问卷(学生版)

采用由Goodman[21]编制，后由寇建华等人[22]汉化的长处和困难问卷(学生版)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进行评估。该问卷共计25个条目，含有5个维度，分别是情绪症状（5个条目）、品行问题（5个条目）、多动注意障碍（5个条目）、同伴交往问题（5个条目）和亲社会行为（5个条目）。按照相关研究者建议[23]，将情绪症状和同伴交往问题视为内化问题（10个条目），将品行问题和多动注意障碍视为外化问题（10个条目）。问卷采用Likert-3级计分（0=完全不符合，1=有些符合，2=完全符合），4个维度总得分越高，说明青少年校园内外化问题行为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系数为0.92。

（三）数据分析

采用Epi 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并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21.0进行描述性及相关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和信度分析，利用AMOS 21.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利用SPSS宏程序PROCESS v3.4插件中的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及其显著性[24]。以<0.05为标准判断统计结果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on单因子分析法对测验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共有7个特征根值大于1的公因子被抽取出来，且首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24.87%，远小于40%的临界值[25]。此外，进行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模型拟合情况很差[χ2/df=12.98，TLI=0.66，CFI=0.68，RMSEA=0.20]。以上结果均表明，本次调查结果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相关性与描述性分析

首先，本研究先对无序分类变量（性别、生源地、是否留守）进行虚拟化转化处理，然后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方法对人口学变量、校园受欺负、学校适应和问题行为的描述性和相关性进行探究，结果如下表1所示。结果显示，青少年校园受欺负与学校适应呈现显著负相关(r=-0.63，<0.01)，青少年校园受欺负与问题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r=0.39，<0.01)，青少年学校适应与问题行为呈现显著负相关(r=-0.44，<0.01)。因此，本研究中的校园受欺负、学校适应和问题行为彼此之间呈显著性的相关关系(均<0.01)。

表1 研究变量及其维度的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n=600，± s， r值）

表1 研究变量及其维度的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n=600，± s， r值）

变量± s性别年龄年级生源地是否留守校园受欺负学校适应问题行为 性别0.46±0.781 年龄14.69±3.810.011 年级3.18±1.82-0.020.58**1 生源地1.41±0.970.010.01-0.011 是否留守0.46±0.70-0.02-0.020.020.071 校园受欺负2.11±0.99-0.03-0.09-0.080.11*0.13*1 学校适应3.86±1.090.020.110.10*-0.10*-0.11*-0.63**1 问题行为0.56±0.70-0.11*-0.09-0.09*0.14*0.17**0.39**-0.44**1

注：*<0.05，**<0.01，***<0.001，下同。

（三）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在相关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相关学者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学校适应在校园受欺负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26]。首先，本研究对性别、年级、生源地和是否留守进行控制，然后采用PROCESS v3.4插件中的模型4对测验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具体如下表2所示。

表2 中介效应模型的BOOTSTRAP估计结果（n=600）

结果显示，是否留守对青少年学校适应的预测显著(=-0.11,=-2.08,<0.05, 95%：-0.04～-0.18)，校园受欺负对青少年学校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0.34,=-4.78,<0.01, 95%：-0.40～-0.31)；
是否留守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预测显著(=0.13,=2.21,<0.05, 95%：0.06～0.18)，学校适应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0.35,=-6.05,<0.01, 95%：-0.47～-0.25)，校园受欺负对青少年问题行为也具有显著的直接预测效应(=0.22,=4.07,<0.01, 95%：0.12～0.33)；
学校适应在校园受欺负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也显著(=0.12,=0.08,<0.01, 95%：0.09～0.15)。因此，学校适应在校园受欺负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一）校园受欺负与问题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校园受欺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与已有研究结论保持一致[9, 27]。校园受欺负是青少年在校经历中的重要负性经历表现，作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种不良经历，如果持续地遭受校园欺负且得不到及时处理的情况下，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会随之下降，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行为[28]，这与“破窗效应”理论的观点基本吻合[7, 29]。校园受欺负者的人际困惑不利于青少年正常的同伴交往，与未受到校园欺负的青少年群体相比，他们在同伴交往中容易把一些信息理解成具有攻击性的信息，由此会说出一些攻击性的言语激怒对方，从而使自身变得不受同伴欢迎，成为受欺负者[30]。在被排挤的同伴交往环境中，由于同伴友谊的缺乏，青少年自我控制水平降低，常感到紧张不安、不自信，并出现社交退缩等问题行为。此外，校园受欺负的危害性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成长，青少年也会因此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和问题行为[31]。可见，校园受欺负会对青少年产生持久的不利影响，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问题行为发生和发展的重要风险源。

（二）学校适应的中介效应机制

本研究发现，学校适应在校园受欺负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对防范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校园受欺负显著降低了青少年学校适应，而且，校园欺负者在同伴交往中倾向于将自己的不友好行为合理化，逐渐变成一个校园霸凌的发起者、组织者，严重破坏了校园氛围，使受欺负青少年的学校适应更加困难[32]。校园是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校园欺凌和不良的学校适应也会引发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原因，当校园受欺负现象明显时，青少年会感知到不良的学校氛围，参与学校学习、人际活动的动机也随之降低，最终出现逃学、叛逆等问题行为[33—34]，此外，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受欺负的青少年受到的伤害持续时间往往比较久，产生持续性负面影响，更容易体验到校园受欺负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学校适应状况逐渐恶化[35]，这为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校适应的中介机制说明，良好的学校适应可以缓解校园受欺负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或发展的目的。

（三）教育启示与实践

本研究结果对当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防范和干预有重要的教育启示。首先，从校园受欺负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直接预测效应来看，学校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防范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比如，开展关于防范校园欺凌的主题班会和活动，强化学生遵守校规校纪的意识，让学生意识到校园欺凌的严重后果等，从根本上避免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
教育主管部门应该结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相应的校园欺凌防范和治理的文件，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行为规范，提高校园欺凌的防范意识和科学防范手段。其次，从学校适应的中介机制来看，提高青少年学校适应是预防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途径，对于低年级的青少年而言，应给予更多关注和引导，提高青少年应对校园受欺负的耐挫力。家长和教师应该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及时了解青少年学校生活状况，一旦出现学校适应不良等现象，立即做好家校合作工作，快速有效地开展干预和教育引导。最后，学校应积极建立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动态评估、检测和督导系统，建立朋辈辅导的心理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及时发现、评估和治理校园受欺负现象，以预防校园欺凌诱发青少年不良的问题行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校园受欺负是导致青少年问题行为产生和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
（2）校园受欺负不仅可以直接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也可以通过降低学校适应，引发青少年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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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Campus Victimization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Adolescents:The mediating Role of School Adaptation

HUANG Ming-ming

（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Pingxiang University, Pingxiang, Jiangxi 337000, China）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mpus victimization and problem behaviors and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school adaptation in adolescent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Olweus Children’s Bullying Questionnaire,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the Edition for Students) and the Youth School Adaptation Scale were used to survey 611 adolesc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ampus victimization, school adaptation, and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s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ach other; The campus victimization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s; school adap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campus victimization and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s. Therefore, campus victimization can directly predict problem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 and can also predict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s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chool adaptation.

campus victimization; problem behavior; school adaptation; adolescents

B844.2

A

2095-9249（2022）02-0089-05

2021-11-18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19JY52）

黄明明（1987—），男，河南信阳人，助教，博士，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责任编校：王中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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