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之助”与师古：江西诗派分化期下陆游与杨万里的诗法探索

雍佳丽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文心雕龙》诸多诗论中，“江山之助”生命力尤为旺盛。《文心雕龙·物色》写道：“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225刘勰以江山为文思聚藏之所，认为屈原能洞察诗歌的本质与情韵正是因为自然之助。自然景物是诗歌题材的重要来源，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贬谪路途中，山水可遣愁思、炼诗艺，以柳宗元与韩愈为例，“写作成为他们对付贬谪的情感渲泄口，而山水自然则成为他们最顺理成章的转化情感的题材”[2]。及至宋代，诗歌议论风气兴盛，贬谪文人有增无减，“江山之助”论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亦有起伏。究其原因，“江山之助”在宋代诗论中地位的升降，正与江西诗派各个时期的诗法取向紧密相关，以陆游、杨万里等人对它的态度为关捩，可看出后期江西诗派诗法的探索之路。

从陆游一生的诗学观发展历程来说，“江山之助”并不是早期就占据着重要位置。

（一）从“工藻绘”到“窥宏大”：陆游诗法转变中的“江山之助”

“江山之助”在陆游诗法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有明显的接受、转关点。陆游学诗自曾几起，“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3]卷二，178，并由此入江西诗派，余生亦继续践行诗派“换骨”的诗法：“六十馀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3]卷五十一，304学界将从军南郑作为陆游诗风转变的关键，钱锺书认为“像他自己那种独开生面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爱国诗歌，也是到西北去参预军机以后开始写的”[4]273，朱东润则将此时作为陆游“生的高潮诗的高潮”[5]522，陆游也以此为一生诗法之界限：

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3]卷二十五，211

陆游将诗歌“力孱气馁”的原因归结为向人乞残余，而自己诗风的广阔宏大借助从军生活才开始形成。与“诗家三昧”一词相对应的是屈贾，前人多阐释“诗家三昧”，此处更应关注屈贾之意味。屈原与贾谊向来因迁谪而引起后人异代同悲之感，而陆游此时处于从军之乐的快意阶段，迁谪之悲显然并非诱发陆游忽然参透“诗家三昧”的因子，欧阳修之“屈贾江山思不休，双飞翠葆忽惊秋”[6]卷一，52反倒可与此句互参：屈贾之悲成就了他们流传千古的作品，关键正在于江山之思。“江山之助”最早在《文心雕龙》中便指屈原诗歌成就的要素，陆游对这一观点的接受有诗为证：“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3]卷八十，334故而，此处的屈贾应是象征着“江山之助”。而南郑的确为陆游诗增添了豪气，其代表作《山南行》正作于此时：“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鞦韆蹴鞠分朋曹。”[3]卷三，207

晚年时，陆游对“江山之助”的接受呈现出更全面的状态。赵翼论陆游诗有“三变”之说，认为陆游晚年诗以“平淡”二字为真[7]79，而这种转向与诗艺之纯熟正得益于农村平和的生活状态，“村村皆画本，树树有诗材”[3]卷四十一，203，自然景色抚慰着罢官谪居的陆游，“功名莫苦怨天悭，一棹归来到死闲……野兴尽时尤可乐，小江烟雨趁潮还”[3]卷二十一，47。此时陆游已全然进入作诗的自在境地，正是“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7]78。

当陆游84岁时，他又以“工夫在诗外”作为最后的作诗总结：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3]卷七十八，288

初学诗的“工藻绘”与“从人乞”、过度追求“纸上功夫”、于书斋中习得古人语，正是江西诗派诗歌创作的几个主要弊端。如何扭转这种倾向，获得随心而不逾矩的诗法，首先要改造作诗的场域与方向。陆游从不反对书斋生活，但他认为外在的环境才是更真实的诗材，“区区纸上太痴计，一笑开门看月明”[3]卷十五，46，纸上文字终不如书斋外的明月，陆游告诫其子学诗根本在于“诗外工夫”。“诗内工夫”指的是诗艺之锤炼，陆游深谙此道，刘克庄便称“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8]；
至于“诗外工夫”，则以客观阅历为主[9]101①周裕锴将其概述为“外在客观阅历和内在主观修养”。参见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01页。，而在客观阅历中，山川自然正是最广泛、最常见的存在。

从陆游评他人之诗中，也可看出陆游诗法对“江山之助”的看重。《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二首其二》：“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3]卷五十，259将友人诗中妙处归于“山程水驿”，正是陆游师法自然的直接体现。另陆游在《赠谢正之秀才》有“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3]卷四十二，277，则是对杨万里诗的赞誉，而“诚斋体”最大特点在于“建构了一个前所少见的具有生命灵性、知觉情感的诗化的自然世界”[10]，时人评价杨诗有“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姜夔《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11]，亦将其妙处归于“江山之助”。

总之，陆游初入江西诗派时，追求对前人诗的模拟，从军南郑成为他诗风、诗法转关之处，此后陆游将“诗外工夫”置于学诗的最关键位置，尤其是其中的自然景物。

（二）诗何由来：“江山之助”在陆游诗论中的实质体现

从陆游使用的“觅诗”“诗材”“诗本”等词汇便可看出，自然景物在陆游后期诗中成为诗歌材料的主要来源，钱锺书曾评价放翁以景入诗之妙及影响：“至其模山范水，批风抹月，美备妙具，沾匄后人者不浅。”[12]

检视陆诗，“不因行药出，即为觅诗来”[3]卷六十九，302、“万里西游为觅诗，锦城更付一官痴”[3]卷七，139、“大雨山中采药回，丫头岩畔觅诗来”[3]卷十一，149、“堪笑山僧能好事，乞碑才去觅诗来”[3]卷七十八，278，皆是于风雨河山中觅得诗句。由目的而言，觅诗与诗材、诗本本质相同，都是讲如何获得诗歌最本质的成分，陆游诗中的觅诗都与对自然风光的目见和接触相关。“诗材故不乏，处处起衰慵”[3]卷五十，239、“诗材随处足，尽付苦吟中”[3]卷五十八，233、“诗材满路无人取，准拟归骖到处留”[3]卷五，61、“造物有意娱诗人，供与诗材次第新”[3]卷十五，50，陆游的诗材无一处从书斋中来；
“吾行在处皆诗本，锦段虽残试剪裁”[3]卷二十，341、“拟作此行公勿怪，胸中诗本渐无多”[3]卷十二，213、“山横翠黛供诗本，麦卷黄云足酒材”[3]卷十七，135、“天与诗人送诗本，一双黄蝶弄秋光”[3]卷三十六，353，诗本亦是来源于自然与行路中。此外，陆游诗中也时常出现“诗何由来”这一命题，而最终指向也都是自然万物：

病客情怀常怯酒，山城光景尽供诗。（《晚登横溪阁二首 其二》）[3]卷六，97

晚来又入淮南路，红树青山合有诗。（《望江道中》）[3]卷一，74

桐庐处处是新诗，渔浦江山天下稀。（《渔浦二首 其一》）[3]卷十三，238

今代江南无画手，矮笺移入放翁诗。（《春日六首 其五》）[3]卷四十二，270

陆游的系列组诗更能完整地反映诗人对自然的重视，与前面印证屈子“江山之思”同一组诗的《读唐人愁诗戏作五首 其二》便更鲜明地提出：“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不属僧窗孤宿夜，即还山驿旅游时。”[3]卷八十，334此处将诗料归结于两个层次，一是内心之愁，二是山远水长，正与贬谪视角下的“江山之助”相契合。《夜吟二首 其二》讲述了自己六十年间对江西诗法的参悟，《夜吟二首 其一》则点出自己对得句时机的捕捉：“似睡不睡客攲枕，欲落未落月挂檐。诗到此时当得句，羁愁病思恰相兼。”[3]卷五十一，304“羁愁”二字结合愁与漂泊江湖两个要素，与所谓“山驿旅游”正同时。另有“江山好处得新句”[3]卷四十三，314，此句可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江山可作为诗句的来源；
二是江山所助之诗是新句而非陈言；
三是新句之得是江山赐予，而非人力能求。意为江山在提供诗材之外，还可构建新句，这便不是仅靠钻营技巧、习古人书可得来的。“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3]卷六十，343，更是直言“江山助诗”。

总之，在陆游的诗学观中，从江山中所觅得的诗材、诗法与诗句带有天然、新的特质，绝非书本可替代。

在南宋诗歌史上与陆游双峰并峙的是杨万里，因两人共同从江西诗派入，标举“活法”，并试图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及理论救江西诗派之弊。如前文所言，陆游转变江西诗派诗风、补其所短的方法是在诗论与实践中重视“江山之助”，杨万里亦然。但两位诗人的诗歌创作取向仍有不同，杨万里纯用“江山助诗”法，陆游则更倾向“江山之助”与师古相结合的诗法。

（一）“不听陈言只听天”：杨万里“江山助诗”的绝对化倾向

杨万里诗所得自然之助尤多，充满自然生机与灵性的“诚斋体”即得益于此。杨万里十分认同并践行着诗歌应当源自实践经历与山水等天然景观这一观点，将江山风月作为诗歌的必要材料，认为真正的诗只从自然中来，他的诗中论及诗法、诗材、诗源等都与自然紧密相关。杨万里之“欲具江西句中眼，犹须作礼问云山”[13]23具有代表性，其意义在于信奉“江山之助”的同时，表明自己使用江西诗派句法的事实，此时杨万里对江西诗派的诗法仍处于接受状态。

杨万里诗中，觅诗、诗材、诗本等频繁出现，自然就是诗歌的来源：

起来聊觅句，句在眼中山。（《和昌英主簿叔社雨》）[13]131

此行诗句何须觅，满路春光总是题。（《送文黼叔主簿之官松溪》）[13]278

诗人长怨没诗材，天遣斜风细雨来。（《瓦店雨作四首 其三》）[13]1505

今代诗人后陆云，天将诗本借诗人。（《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 其一》）[13]1201

诗本道他将取去，如何遗下一澄江。（《之官五羊过太和县登快阁观山谷石刻赋两绝句呈知县李绅公垂主簿赵蕃昌父 其二》）[13]741

浅见洋二明确指出：“宋代的诗人们在外部的自然风景中明确地发现了‘诗歌素材’。他们将其称为‘诗材’、‘诗料’，这在宋以前是看不到的……存在于诗人外部的世界，特别是自然风景，为诗人们提供‘诗’或‘诗歌素材’。如果换一种说法，大概就是所谓的‘江山之助’吧。”[14]①浅见洋二进一步指出，在杨万里的观念中，“‘江山之助’并非侥幸得来的，它已经并总是充溢在诗人周围。因此，诗人没必要特意追求‘江山之助’……不是‘万象’驱遣诗人，而是诗人‘驱遣’万象。换句话说，它反映了诗人优越于‘万象’的观念”。参见《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之《论“拾得”诗歌现象以及“诗本”、“诗材”、“诗料”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61～462页。“江山之助”与诗人的关系有所转变，因杨万里以自然入诗，不再像之前屈原在困顿中得到的“助”，而是自主追求面对书斋之外的境界。杨万里将自己诗法转变的关头定位在一个看似云淡风轻的瞬间：

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诚斋荆溪集序》）[13]3260

在由江西诗法转向“江山助诗”后，杨万里近乎走向了极端。“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言只听天”[13]2111，一切自然景物都可入诗，也都应入诗，杨万里甚至将作诗视为向天公借诗材，再以诗回馈天公[15]②浅见洋二将其总结为，“杨万里把诗歌的创作活动当作对天及自然界的债务的偿还”。。在将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亲密化、绝对化的同时，杨万里又是如何看待江西诗法？《诚斋诗话》曰：

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笔》是也。猩猩喜着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笔，用之钞书，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事以咏物，初非猩猩毛笔事也。[16]

此处杨万里以“最为妙法”的赞誉昭示他对江西诗法的认同。此法以古人语入诗，正是所谓“陈言”，杨万里并不讳言自己对江西诗派的接受与学习，在诗法方面也受江西诗派影响颇多，学养深厚。但只要论及作诗的根本，杨万里便坚定地选择“江山助诗”论。

（二）“诗外工夫”：陆游诗法的平衡与兼容

如前文所述，陆游将诗法分为内与外，并以“诗外工夫”为关键。许多学者对陆游之“诗外工夫”有所界定，较为一致地是将其归为社会阅历与内在修养。从这两个方面出发，陈必胜将其总结为“养气”“苦读”“生活阅历”三个部分[17]；
周裕锴在“养气”与“现实体验”两层的基础上又将后者分为“穷而后工”与“江山之助”[9]102；
熊海英与王水照将“养气”“读书”与“江山之助”囊括进“诗外工夫”，更指出所有诗歌文字章句外的工夫都属于这一范畴[18]。

在论及诗法根本时，杨万里“不听陈言只听天”，而陆游之诗法包括“诗外工夫”与“诗内工夫”，且“诗外工夫”更多元、更包容，借自然万物之助而不以山水为限。两人共同接受“江山之助”，而诗歌、诗法差异之处即在此。

在陆游的“诗外工夫”中，“江山之助”与诗人自身的修养、内在的情绪结合紧密。前文曾提到的“诗到此时当得句，羁愁病思恰相兼”“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不属僧窗孤宿夜，即还山驿旅游时”“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都是诗人在特定的情绪下与周遭环境结合的产物，情绪在路途中被山水调动形成了诗思乃至诗句，所作的诗也就与自然、生命产生了共鸣，而非单纯描写眼前之景。

养气在陆游诗法中也与自然相关，此论可追溯到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指的是人通过修养品性而达到崇高境界的一种方式。这种自我修行的方式正契合沉潜入微的宋人，养气与治心结合在一起，又为黄庭坚乃至江西诗派所接受。至此，养气似乎只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活动，杨万里认为：“气听乎志，浩然之气也……太极，气之元；
天地，气之辨；
阴阳，气之妙；
五行，气之显。”[13]3589气在杨万里的思想体系中与天地阴阳这种本元的存在产生了联系，便最适合持心养性，但其修炼终究是向内的。有学者指出，“北宋以来，由于理学对诗学的渗透，诗学之进一步心性化向里转”[19]，而陆游显然突破这一藩篱，将其引向了外部。首先，陆游将养气与臣子事业联系在一起，“欲尽致君事业，先求养气功夫”[3]卷五十六，172，将养气当成致君尧舜的一种沟通内外的方式；
其次，陆游的养气不局限于作诗，“平生养气颇自许，虽老尚可吞司并”[3]卷十八，214，养气能帮助自己获得实际力量；
最后，陆游将内在之气与外在阅历体系结合在一起，“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万备尝，愤郁中不平。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邦家志忠孝，人鬼参幽明。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3]卷十八，248，此处将内心所涵养的气与读、行、山川乃至整个社会阅历进行了融汇。总之，陆游之养气与外界的元素互相推进。

在陆游读书论中，“诗外工夫”的地位也很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便是将人之精神行为从单纯的书本中抽离，使其在实践中得到磨炼，“区区纸上太痴计，一笑出门看月明”可为此作注，二诗之“纸上”互参，可知陆游在看重读书外，提倡于看书之后实践，从自然中寻求灵感。

总之，在陆游所倡导的“诗外工夫”中，其他诸如面向自身的养气、读书也很重要，却也不是完全封闭，而是须与外界进行互动的，“江山之助”虽尤为重要，可其地位并没有像在杨万里诗法中那么绝对。莫砺锋对二人诗学之异也有评述：“在以抒情述志为主要性质的诗歌传统中，杨万里的创作倾向显然是一种创新，从而使其诗呈现新鲜、独特的风貌。陆游的创作倾向则体现出对传统诗学精神的自觉体认和遵循，从而不如杨诗之震眩耳目。”[20]

就江西诗派分化期而言，陆游与杨万里在“江山之助”的接受方面呈现出十分积极的状态。前文已从个人创作取向对二人接受“江山之助”的原因进行分析，但“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21]，进一步探讨陆游与杨万里对“江山之助”的接受及诗法取向，还应当从时代风气入手。

（一）“江山之助”在江西诗派前的接受史简述

“江山之助”虽为刘勰首提，但并非孤例，同时代钟嵘的诗歌发生论与其有相似之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22]在南朝这一特定时代中，带着山水气的物色观被提出并非偶然，山水诗的兴起便是背景之一：“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1]23山水诗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学术界共识，具体到山水诗在这一阶段如何发展，正关涉到“江山之助”最初的意义指向。学界认为，山水元素入诗在魏晋时的影响处于逐渐扩大的阶段，而山水诗至南朝趋于成熟，才正式进入中国诗歌发展史[23]①崔承运面对整个山水文学指出“滥觞于东汉，兴起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至于山水诗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原因，一是玄学问题涉及到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同时解放了“天”对人的束缚，使人能以自在的视角去观照自然，感受“江山之助”；
二是山水为魏晋文人提供了精神慰藉，也提供了采药、朝隐乃至浪迹山林的场所；
三是南朝经济发展及水陆交通的发达为其提供客观条件[24]②林庚认为，对于山水诗的产生，“首先应当承认这是诗歌为了表现上的多样性,想像上的丰富性，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形象思维。但是产生是要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南朝的经济发展与水路交通的发达”。。诗歌创作“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1]224，相应的诗歌理论便出现，有学者认为不独诗歌，当时之文也受到了“江山之助”的影响[25]③高俊林认为魏晋文章“其辞藻之清雅优美，则得力于‘江山之助’”。。总之，山水诗促使“江山之助”说的形成，而“江山之助”又频现于后世诗论。

初唐时王勃之“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实质上复刻了《文心雕龙》中的观点，沿袭了南朝的观念：“江山之助”，所助为“气”。初盛唐，可以欧阳修对张说之评为代表：“既谪岳州，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26]于此，“江山之助”中自然与情感所占比例已有所变化，这一诗论与诗人的结合有了新的发展：迁谪路途多山水，诗人的关注点便由人事转移到天工，山水对于诗歌的助力不仅在于物感，更在于仕途不顺下怨情、迁谪之悲的寄托，仍着重于“气”等人所专有的情感类特质。

杜甫“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游修觉寺》）[27443、皎然评张九龄诗“才兼荆衡秀，气助潇湘秋”（《读张曲江集》）[28]、刘禹锡“百越酋豪称故吏，十洲风景助新诗”（《马大夫见示浙西王侍御赠答诗因命同作》）[29]、晚唐李群玉“离觞有黄花，节物助凄栖”（《送魏圭觐省》）[30]、方干“山河澄正气，雪月助宏才”（《赠许牍秀才》）[31]，皆是将所助的“气”与诗之“才”结合起来；
贯休的“浦珠为履重，园柳助诗玄”（《寄景地判官》）[32]，用了谢灵运梦谢惠连而得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33]的典故，却将“亲情之助”改造为“江山之助”，都是对南朝时“江山之助”的接受。

及至宋代，宋诗好议论的风气促使“江山之助”开始频繁地出现。但“江山之助”在宋诗中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意义的转换与诗论潮流呼应。以江西诗派创立期与分化期为界，可将宋诗对“江山之助”的接受分为三期。第一期便是宋初至江西诗派形成前，此时“江山之助”在宋诗中出现的频率已远高于唐诗，略举几例：

由来方任推名辈，藻思江山助起予。（刘筠《送高学士知越》）[34]1282

江山应有助，别恨寄兰苕。（杨亿《送钱易》）[34]1418

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难期日月回。（范仲淹《依韵酬黄灏秀才》）[35]

高才不独江山助，王谢风流旧有灵。（石延年《送则师归越》）[34]2007

平昔壮心今在否，江山犹得助诗豪。（欧阳修《送王学士赴两浙转运》）[6]卷十四，1701

诗人们在诗中大多扮演送别好友的角色，而好友或是迁谪沦落，或是远赴他乡，不同于唐之“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36]，宋代诗人们接受并选择用“江山之助”来宽慰或激励友人：虽至远方，亦有江山可助诗。以辞藻华美为追求的“西昆体”，也认同“江山之助”。杨亿有“吟对江山思转清”（《送章寺丞之巴陵》）[34]1381的天然面目，在友人钱易“除秘书丞、通判信州”[37]时，以“江山应有助”赠予；
刘筠对友人亦有“藻思江山助起予”的祝愿。由当时西昆派对“江山之助”的观念看，天工并没有因为诗人追求人工而被否认，“江山之助”对诗思、诗风均有助益。

总之，“江山之助”因魏晋山水诗兴起而被提出，有唐一代经历了较为平稳的发展历程，于宋诗创作上的意义较唐诗被进一步认可。

（二）“江山之助”在江西诗派的浮沉及原因

第二期自江西诗派创立期起，“江山之助”继续出现于诗中，仍以山川自然对诗人的情感调动及作为诗歌材料来源并行为主。“自然”这一概念扩大化，不独指旅途所见物色，更指生活中一切非人工的景物，这与宋人的内省倾向与贬谪经历有关，不独贬谪山水，一切可以用来解脱、安顿自我心灵的自然景物也都成了“江山之助”，如苏轼在黄州遇见的长江与海棠。从内蕴的扩大与效用的提升两个方面而言，“江山之助”在这一时期对宋诗的影响更大。此期中“江山之助”的地位有所变化，可选取这一时期颇有代表性的几个诗例：

诗到随州更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黄庭坚《忆邢惇夫》）[38]377

诗岂江山助，名成沈鲍行。（陈师道《寄张宣州》）[39]163

兴来不假江山助，目过浑如草木春。（陈师道《寄杜择之》）[39]213

宜搜今古风流远，得助江山句法新。（曾协《和史志道侍郎》）[40]

江西诗派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钱锺书批判“西昆体”之源流倒置[4]13也可用在江西诗派上，而“资书以为诗”的倾向恰在书本与实践的选择维度下与“江山之助”有所冲突。周裕锴指出江西诗派也是有“出自社会人事或自然景物的感发，出自静观中内心的体察，情感比较真实，语言比较清新，用典也相对少一些”[41]的诗歌，且“他们的优秀作品大都属于这一类”[41]，即江西诗派对“江山之助”大体上接受并受益于此。从江西诗派之“祖”杜甫来看，或可看到端倪：

赵汸曰：杜诗有两等句，皆尝自言之。其一曰：“新诗改罢自长吟。”凡集中抑扬开阖，与造化争衡于一字间者，皆是。其二曰：“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如此“有待”、“无私”之类是也，盖与造化相流通矣。[27]655

“与造化争衡”和“与造化相流通”之间，其中一面正是“江山之助”和“纸上功夫”的拉锯与调和。一个诗人乃至团体的诗学理论与实践往往在并行中有部分的相悖，在江西诗派此类因子是陈师道。从诗歌来看，陈师道有自然清新的诗作，但论诗时并没有将“江山之助”看得很重。陈师道在赞扬张耒诗时认为其“诗岂江山助”，也有“兴来不假江山助”之句，于陈师道而言，“江山之助”并不是获得诗美与诗思的必要条件。相反，他所信奉的诗法正在于黄庭坚概括的“闭门觅句陈无己”（《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八》）[38]520。在为友人颜复诗所作序中，陈师道首先肯定了万物对“才”的助力，“万物者，才之助也。……才而无助则不能尽其才”，随后则将“才”置于万物之上：

然则待万物而后才者，犹常才也。若其自得于心，不借美于外，无视听之助，而尽万物之变者，其天下之奇才乎！[42]

在陈师道的诗论中，虽然世间万物对诗歌有所助力，但借万物之助的诗人只能算作“常才”，与之相比，个人的“才”源于内心，在不借万物之助的情况下能穷尽诗理的人才能算作“奇才”。总之，陈师道认为“江山之助”并不必要。

而江西诗派另一中坚力量黄庭坚，则确实认可“江山之助”，黄庭坚曾以“江山之助”作为自己书法妙成的关键：“余寓居开元寺之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字，似得江山之助。”[43]至于论他人诗则有“诗到随州老更成，江山为助笔纵横”，而此句正是黄庭坚对杜甫之“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27]卷十一，898进行的借势与换骨。虽论及“江山之助”妙处，却以模仿前人之句法出之，天工与人工的张力在此得到了体现。在当时与江西诗派创作倾向并不完全一致、而后又被认为“三宗”之一的陈与义能“把雄阔壮丽的景物与悲凉激越的情感结合在一起”[41]，曾写下“且复哦诗置此事，江山相助莫相违”（《次韵光化宋唐年主簿见寄二首 其二》）[44]，则确实是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接受了“江山之助”。与江西诗派这些主流诗人相对应的是不属于此派、而在诗歌潮流下或多或少受此影响的诗人，以曾协为例，其人对陈与义接受颇多，作品“大抵源出于苏轼、陈与义”[45]，有“宜搜今古风流远，得助江山句法新”之句，山川自然在此除了物感作用与诗材来源外，更在江西诗派所追求的“句法”方面对诗歌有所助益，天工与人工再次形成了对立中的融合。

总之，“江山之助”在创始期的江西诗派中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地：江西诗派大多数好诗正因“江山之助”而成就，江西诗派对杜甫的狂热模仿与对句法执着的追求却意味着人工，与代表天工的“江山之助”必定有所隔阂。陈师道正是这一矛盾的具象化，黄庭坚、陈与义则昭示着江西诗派试图为弥合这一矛盾作出的努力。

及至第三期，陆游与杨万里开始主掌诗坛。与“江山之助”对立的因子消失于主流诗歌中，在第二期末尾时，陈与义对他最为推崇的陈师道也进行了取舍，取其与杜甫相似的沉郁情感，弃的正是与自然割裂的闭门觅句之法。于是到第三期时，陆游与杨万里在诗法方面愈钻愈精，对前期的江西诗派进行了扬弃。对“江山之助”的追求即是陆游与杨万里对江西诗派新变的一隅，前期的江西诗派在诗法中与“江山之助”不自觉地对立，此期的江西诗派则对这种对立进行了反拨：较之书斋，“江山之助”在诗法中的地位更升一层。陈师道的“闭门觅句”作为典型被进行了矫枉，因自然而得妙趣的杨万里称：“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12]1356此处彻底否定了隔绝外界的闭门之法，将“江山之助”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其为作诗的必要条件。这种诗法过激却正透出江西诗派在分化期对前期的扬弃，那么当矛盾需要调和时，如何在第三期平衡“江山之助”与“资书以为诗”？陆游以他的诗学创作与理论提供了一条路径：重视读书，修养心气，亦借“江山之助”。

总之，如果说在自然与书斋的选择间，杨万里的自然诗法对陈师道的“闭门觅句”矫枉过正，那么陆游则将诗法矫枉回正。但无论如何，在“江山之助”与师古的二元维度下，杨万里和陆游都展现出鲜明的诗法态度，从师法古人走向师法自然，并以诗论与实际创作变闭门之法，救江西之弊，也算为江西诗派探索到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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