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天津东丽博物馆藏张贵庄战国灰陶器
时间：2022-11-19 13:50: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东丽博物馆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新市镇，从2018年开始面向大众开放。该馆作为一座地区级博物馆，主要用来展示天津市东丽区及周边地区各类文物、收藏、区域文化发展演变等，是人们了解东丽区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
东丽博物馆藏有文物数百件，张贵庄战国墓群出土的灰陶器就收藏于此（其中有的藏品在天津博物馆展示，东丽博物馆展示的是相关仿制器），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史学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东丽博物馆藏战国灰陶器出土于张贵庄贝壳堤附近的古墓群。经过研究人员评定，这些灰陶器与战国时期燕国中心北京怀柔等地区的灰陶器有较高的相似度，属于典型的战国时期燕国灰陶器。该发现对于研究天津地区成陆史和文明史有重要意义。
灰陶是战国时期最主要的陶器种类，但是近年来针对战国时期燕国工艺美术品的研究多集中于瓦当、饕餮纹样等，对灰陶器的工艺之美研究、探索较少。本文选取东丽博物馆藏张贵庄战国灰陶进行个例研究，以点带面，以求对天津地域文化发展及古代中国北方灰陶体系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1956年10月，人们在天津东丽区张贵庄附近修建道路时发现许多古陶片，引起考古学者的注意。有关部门先后对该地组织了两次考古发掘，共发现33座战国墓，多坐落于贝壳堤上。这些古墓被称为张贵庄战国墓群。［1］该墓葬群的发现对渤海湾西岸线、天津成陆发展过程以及天津地区文明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发掘成果证明天津地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定居，改变了“两千多年前的天津地区是濒海荒原”的说法。目前来看，张贵庄以西的天津平原形成于四千年前。而且早在战国时期，此地就已经有多村落聚集，西汉时期更有县城临海而立。［2］
张贵庄战国墓皆为单人长方形竖穴土坟墓，其中18座出土有随葬器物，11座墓葬中出土有陶器，7座墓葬随葬有铜带钩、刀币、象牙笄等。这些出土文物多收藏于天津东丽博物馆。［1］张贵庄出土的灰陶器有壶、豆、鼎、鬲等器型，具有明显的燕国文化特征，和河北易县燕下都以及北京怀柔、半截塔等地出土的陶器相似，但泥质灰陶三足器在上述地区尚未发现。［3］依历史脉络发展，这些灰陶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单出的燕国鬲一件，年代为战国早期或春秋晚期；
第二类为鼎、豆和壶，年代为战国中期；
第三类是泥质灰陶三足器，依据其同葬器物推测应与第二类年代接近。［1］从地域上看，北京琉璃河燕上都和河北易县燕下都为燕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是北方燕文化的代表，也是对其他区域进行相关研究、分析的重要参考。［3］经比对研究，张贵庄战国灰陶器被划分为东南区域战国燕墓的灰陶器代表，和中心区灰陶器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其独特之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类型上看，这些灰陶器主要包括陶礼器和日用陶器两大类：陶礼器有鼎、盖豆、壶等，日用陶器有燕式鬲和灰陶三足器等。陶器的器型在夏商周时期基本上已经确定。由于战国时期政治上的变革和思想上的开放，张贵庄战国墓出土的灰陶在此前基础上又增加了细节上的变化，且不同时期又表现出细微的差别，更贴近人们的实用需求和审美需求。
（一）灰陶壶
张贵庄战国墓出土了多件灰陶壶。这些灰陶壶造型端庄，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中燕国鱼鸟纹灰陶壶（图1）时间最早，纹饰也最为精致。该灰陶壶顶部有盖，盖上有三个完全相同的立纽，便于取用且能够平稳地倒立放置。向上的立纽呈略微向外侧倾斜状，与颈部向下内收状相呼应。其颈部较长，由壶口到颈部下端呈现出内收形态，束颈明显，向下又圆润地过渡到壶腹部。壶腹部较为饱满，由腹部直径最大处向下开始内收，收腹弧度较大。底部较厚，圈足明显且呈现出向外倾斜状，与顶部器型相呼应，给人视觉上带来了安稳感，又和整体协调。张贵庄战国墓出土的山纹灰陶壶时间稍晚，壶颈较短，与燕国中心区域的陶器器型大致相同，是典型的燕国灰陶壶。与鱼纹灰陶壶相比，山纹灰陶壶轻盈感减少，沉稳、庄重之感增加。张贵庄战国墓出土的双耳弦纹带盖灰陶壶（图2），顶部盖上有三个垂直向上的立纽，且颈部较前两者更短，壶腹部更长且较为平直，减少了圆润肥大壶腹部的沉闷之感，稍有挺拔、轻盈之变，但庄严之感却未减少。
图1 鱼鸟纹灰陶壶
图2 双耳弦纹带盖灰陶壶
（二）灰陶鼎
张贵庄战国墓出土灰陶鼎（图3）造型优雅、庄重又着眼于实用，并且与燕国中心区域灰陶器有诸多不同，表现出独特的地域性和非燕文化的特点。例如张贵庄10号墓葬出土的灰陶鼎，盖纽及直立双耳与燕国其他墓葬出土的灰陶鼎有所不同。该鼎设有顶盖，能起到较好的遮挡作用。顶盖凸鼓，上有三个向上的盖纽，中部转折向外，且能够更平稳地放置。鼎腹两侧双耳竖直向上且较长，便于使用。鼎下三足短小，形态略似蹄足，在足踝处先做内收变小而后外扩，增加了放置时的稳定性。张贵庄3号墓葬出土的灰陶鼎，鼎耳变得更加宽大且向外移，鼎足扁平且在中间部位转折，鼎腹较浅，与燕国地区鼎的形制有明显差别，却与山东平度岳石村战国齐墓出土的鼎略微有些相似，是受到非燕文化影响的典型代表。［3］
图3 灰陶鼎
（三）灰陶豆
陶豆的器型朝着高足化和带盖化发展。在张贵庄战国墓出土的器物中，鼎、豆、壶等都有加盖的情况出现，呈现出加盖的发展趋势，也透露出战国时期天津地区燕国居民对食物的安全卫生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显示出当时制陶工艺的发展水平足以支撑这样吻合组合型器物的出现（图4）。伴随着盖的加持，为方便取放，通常都设计有盖纽。因为有了盖纽，盖子可以倒过来平放，甚至可以当成单独的豆来使用。陶豆下部柄的部位变长，整体变高，人们取用时更加方便快捷。张贵庄战国墓出土的灰陶豆，上部圆润的半圆盖与下部陶豆相结合，形成一个饱满的扁圆球体。高而细长的手柄使陶豆更加挺拔而雅致。底足加宽加大保证了其整体的稳定性。而顶部的盖纽和底部柄足造型一致，增加了器型向上的趋势，使器物显得更加挺拔；
且上下形成呼应，整体上更加协调。
图4 灰陶豆
（四）燕式鬲与灰陶三足器
张贵庄战国墓出土的燕式鬲仅有2件，其特征与燕国中心区域怀柔地区出土的陶器比较相似。灰陶三足器出土则较多（图5），且显示出独特的地域性特征。灰陶三足器与燕式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腹部和足部：灰陶三足器腹部和足部较短，燕式鬲的腹部和足部则较长。但是总体来说，灰陶三足器与燕式鬲器型较为相似，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资料表明，张贵庄战国墓与燕国中心区域的墓藏群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
但是由于地域性的原因，张贵庄战国墓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齐、赵文化的影响。
图5 灰陶三足器
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个时期诸侯国和地区间战乱频繁，阶级矛盾斗争激烈，新的思想不断孕育产生，整个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手工艺者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使手工艺的发展快速提升，对制陶工艺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系列社会变革带来了思想上的繁荣，各种艺术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手工技艺日益成熟精美，并呈现出更多自由活泼的特点。与战国之前的陶器相比，天津东丽博物馆藏张贵庄战国灰陶从器型到纹饰都发生了变化：器型设计更加关注人们的实用需求，纹饰风格也从奴隶社会时期的狰狞、恐怖、森严向朴素、自然、庄重、典雅转变。
（一）造型之美
虽然战国灰陶基本造型大体上延续了夏商周时期陶器的特征，但是随着社会思想的转变和多元，人们开始更多关注自我感受和生活的舒适性，其器型也发生了不少改变。
首先，人们对生活舒适性的关注开始增加，更加注重灰陶设计的细节变化和功能性满足。此时，陶器加盖成为流行，天津东丽博物馆所藏战国灰陶鼎、灰陶豆等均设有盖。这种设计一方面缘于人们的诸多现实需求，如加盖能够保护食物不被蚊虫叮食，更加卫生安全，且有利于保温。同时，这些陶器的盖往往可以倒置使用，用来盛装容纳，可以一物多用。另外，天津东丽博物馆战国灰陶藏品也体现出战国时期灰陶器已向高足化发展，且在灰陶豆器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陶豆的高足化发展，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灶台应用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人体取用时的舒适度——增高的柄足让人在使用时更加方便快捷。
其次，工艺的成熟发展以及人们对美的不断追求使得灰陶器设计更加注重器物造型的美感。随着思想及社会的进一步解放，战国时期的人们更加重视内在的精神性需求。从天津东丽博物馆所藏张贵庄战国灰陶器我们能够明显感到其器型具有更多的审美品性，优雅美观的同时又不失庄重。比如陶壶的设计，圆润的腹部给人沉稳庄重之感，颈部却修长挺拔，壶顶垂直向上的立纽更增加了器型的轻盈之感，与沉稳的腹部形成对比。而陶鼎上，顶盖向上中部外折的立纽，两侧竖直向上的双耳，以及鼎足中部变细和转折等，均给器物增加了优雅之感。
再次，在器型设计中，尤其强调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协调统一。此时人们对灰陶器审美性的追求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寻求器型、装饰在实用性和审美性上的有机结合。陶器顶盖上的立纽齐平，确保人们在取用时能够倒立放置。有的顶盖在倒立放置时还能充当另一个容器使用。陶鼎两侧竖直向上的双耳既美观大方也更便于人们取用，鼎足中部变细的处理使器型更加曼妙，鼎足下端扁平外扩的处理则保障了陶鼎的稳定性。
最后，由于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部分器型流露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天津东丽博物馆藏战国灰陶三足器就颇具地方特色，体现出战国时期张贵庄地区的造物特点。有学者认为，灰陶三足器和燕式鬲在张贵庄战国墓葬群中未曾同出，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两者存在互为替代的关系。［3］灰陶三足器较短的腹部、足部和不突出的腹部，与怀柔地区战国时期燕国墓葬群出土相关文物存在明显差异，显示出更多的地域造型特征。
（二）装饰之美
战国时期灰陶装饰图案主要有弧纹、格纹、栉齿纹、云纹、龙凤纹、夔纹等。近年来，对燕国灰陶纹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瓦当兽面纹，对陶礼器和日用陶器纹饰研究较少。通过对天津东丽博物馆藏张贵庄战国灰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大多灰陶器为素面或磨光，少部分陶器装饰弦纹等几何纹样，个别灰陶装饰有鱼鸟纹、山纹等。张贵庄战国灰陶追求实用与审美的结合，重视细节，贴近生活，整体古朴自然、庄重典雅。
1.实用性与美观性的结合
张贵庄战国墓灰陶器的装饰不同于新石器时期自由浪漫的表达，也不同于夏商周时期带有强烈威慑性的表达，而是在实用目的上发展出的审美性表达。工匠在满足功能性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发掘灰陶器自身的艺术特点，对其表面进行磨光，展示灰陶独特的光泽感和质朴感，使其呈现出简洁大方、自然雅致的审美特征。一些腹部圆润的灰陶鼎、灰陶壶以弦纹进行装饰。围绕的细弦纹不仅在视觉上调和了圆润肥大腹部带来的厚重感，而且使宽大的结构更加坚固，不易破裂。天津东丽博物馆所藏灰陶鼎的盖纽、双耳及三足都是功能性和审美性的完美结合，展示出独特的美学个性。
2.简洁而规整
光素无纹灰陶器以质朴的风格和独特的光泽见长，而经各种图案装饰点缀的灰陶则体现出充满律动和规矩感的装饰风格。弦纹是中国传统纹饰中颇具生命力的一种纹饰，简单朴素，尤其适合于圆形器的装饰。天津东丽博物馆所藏战国灰陶多饰以简洁的弦纹。工匠们通过调节弦纹的粗细和间距来获得简洁流畅却风格独具的装饰美感。弦纹还可作为界栏与其他纹饰如鱼纹、鸟纹、山纹等结合使用。经过这样处理，分区效果明显，纹饰繁而不乱，显得精美却又整洁。简洁而规整的鱼纹、鸟纹、山纹等均匀、重复地环绕分布于灰陶之上，布局均匀而规整，充满了简明的韵律美感。
3.生活化场景的再现
从新石器开始，器物之上的纹饰就经常具有图腾象征、威慑恫吓等功用，而战国时期的装饰纹样则更多出现现实性的生活场景。天津东丽博物馆藏张贵庄战国灰陶中就出现了类似纹饰，再现了生活化场景，传达出人们心中的美好希冀。如鱼鸟纹灰陶壶颈腹部由上至下刻画装饰着斜格纹、鸟纹、鱼纹，中间穿插弦纹以作区分间隔，生活气息浓郁。张贵庄处于沿海地区，鱼、鸟是人们生活中的常见之物，战国灰陶上的鱼、鸟纹饰体现出了这里的地方文化特色。陶壶最底部环绕的鱼纹，首尾依次排列，模拟鱼儿在水中游动的姿态，安逸自然。中间的鸟纹为勾喙垂尾样，环绕着依次排列。鱼鸟纹的装饰进入农耕文明以后多作为单纯的装饰图案，图腾象征意义有所减弱。张贵庄出土的鱼、鸟纹陶壶是当地人民生活的写照，也表达了人们对收获和富足生活的期待。
天津坐拥北方第一大港，是近代颇具影响力的一座城市，也是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故有“百年中国看天津”的说法。但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具有更久远文明和灿烂文化的天津。天津境内三道贝壳堤遗迹充分证明了数千年来海岸线的不断迁移和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1956年张贵庄战国墓群的发现和发掘改变了人们对天津乃“海滨弃壤”“无古可考”的传统看法，把天津历史一下子向前推了近2000年。［4］该墓群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一线贝壳堤附近，而军粮城至宋一直是天津的中心与繁华所在。张贵庄战国墓灰陶器工艺精良，是北方燕文化与艺术的杰出代表，是研究天津文脉尤其是东丽区军粮城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沧海桑田，海岸线不断迁移。在自然、政治、文化等多种元素的缔造下，天津的中心和风貌也不断发生改变，而诸多遗存之下的历史和文化还有待我们继续去考证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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