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贡献(上)
时间：2021-07-12 00:03: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辅相成、艰难曲折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贡献，可以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即实践层次上，是以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规律为目的、以农民问题为突破口、以党的建设为核心来思考每一历史时期特别是历史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现；理论层次上，则以处理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为途径而不断深入地阐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三化”的客观规律。这一历史贡献是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同时也有珍贵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三化”；毛泽东；历史贡献；两个层次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1－0047－05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和历史环境，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必然性和艰难性。从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面临着如何认识和解决如下三个难题：1.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斗争任务的关系；2.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的关系；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工农群众的认同关系。“三个难题”的本质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从1921年7月党的“一大”开始，“三个难题”就不断地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人去认识问题、总结经验，探索规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回顾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的艰难历程，从“工农武装割据”之革命道路能否实现的历史高度上，向全党郑重地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一语破题地说道：党内曾经占居统治地位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思想之所以是错误的，归根结底就是忘记了农民群众。他们或者迁就资产阶级，或者是附带地搞农民运动，都不肯去研究农民。而在中国，如果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和紧扣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以党的建设为关键环节，是毛泽东在每一历史时期特别是历史转折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深入展开的实践特色。
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开始。但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新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结伴而来，鱼龙混杂，争短论长。究竟哪一种思想可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无疑关系到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认识的准确和深入与否。从1917年冬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到1920年冬创建长沙共产党发起小组，青年毛泽东总结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而从思想改造重于社会改造和民众运动要向革命运动转变的两个重要问题上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这同时也是从思想改造和革命运动两个维度上探索和认识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思想基础。
1917年8月23日，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评价“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时说道：改造社会应先从体现“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问题上来改造人心风俗，要“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919年7月，毛泽东在《论民众的大联合》等一系列文章中评价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指出，社会“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但“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要以民众的大联合而形成的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青年毛泽东认为要从国家和社会主人的思想认识上着手，从“变换民众思想”达到“实现民众大联合”。
1921年1月，新民学会长沙新年大会召开，青年毛泽东又是这样评价总结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以及各种新思潮试验失败的历史必然。他说，改良主义之“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惟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从此以后，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就“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此以后，青年毛泽东努力使思想改造和革命运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四大”，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由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到以工农联盟为中心的认识转变。青年毛泽东是这一历史转变的参与者和开拓者。所谓“开拓者”，即是党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极少数人之一。从1921年冬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主任以后，毛泽东相继发动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湖南劳动立法运动、湘潭韶山农民运动以及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批评党内外诬陷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的错误论调。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群众，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国民革命已使农民群众开始掀起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换句话说，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是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具体落实。
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秋收暴动队伍放弃攻打长沙而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山区积蓄革命力量，开展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开始。而且，它远比党的“八七会议”从城市暴动的角度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战略方针要更深入地认识农民问题。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总结斗争经验而相继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文章，开始摆脱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思想束缚而提出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强调它“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毛泽东要求红军和根据地党组织要从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高度上看待“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而不要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党的“六大”的文件决议采取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的态度。“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