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球化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生存能力
时间：2021-06-28 04:01: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生存能力；宽容与不容异己；自由放任与资源短缺；自我超越与自我保存
[摘要]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发展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继续生存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并适当调整以延续其生命力，是当前国际关系乃至于政治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探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初始逻辑出发，全面分析了该体系的宽容、自由放任以及自我超越的逻辑，并与现实对立面相比较。本文认为，该体系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性，当前国际关系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初始逻辑的回归，而非超越。要全面、充分地实现这些逻辑，仍需将低政治领域广泛存在的宽容“外溢”至高政治领域，通过寻求实现资源稀缺的和平解决方式实现其自由放任逻辑，推动全球治理由等级制向网络化方向转变、保证自我超越逻辑的首要地位。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7—0089—08
随着冷战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迅猛发展，许多富于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纷纷质疑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合理性。例如，巴里·布赞认为威斯特伐利亚是种“束身衣”，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已日益力不从心。还有人认为，主权国家的消亡指日可待。如果放宽历史的眼界，会发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历史如此短暂，短得让人怀疑现在说超越是否有些唐突②。而近年来各国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高涨，似乎也验证了这一怀疑。因此，目前摆在思想家和政治家面前的更为迫切的问题或许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生存能力到底有多强?它如何在全球化与相互依赖迅猛发展的环境下实现自身的调整与适应，进而延续其生命力?
本文认为，答案可以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初始逻辑中寻找。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着三个相互联系的逻辑，即宽容、自由放任以及自我超越的逻辑。正是这三大逻辑的存在，使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相当强的生存能力。就当前的国际关系现实而言，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其对立面，即不容异己、资源短缺与自我保存逻辑。但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迅猛发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初始逻辑却日益显现，有的甚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主导地位。因此，本文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着相当大的弹性，而目前国际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初始逻辑的回归，而非超越。
一、宽容逻辑与不容异己逻辑
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宗教自由的追求，试图摆脱一个一元化的世界，即罗马教皇治下的帝国。因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宽容逻辑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其所规定的宗教自由以及对多元化世界的向往；此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还开创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要求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规定对违反者进行惩罚。著名伦理学家、哲学家沃尔泽认为，宽容，就人类而言，是一种对待别的个体或群体的根本政治态度；更确切些，它是有关不同历史、文化和认同的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
宽容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表现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历史体系，包括国内政治体系。自格老秀斯以来的国际关系理性主义思想传统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存在国家间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的社会，具有和谐性的本质。这种和谐性本质使国际社会成为一种宽容的体制，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国际社会的共同规范中。这其中，最具根本性的是所谓“现代世界政治宪法性规范准则”，即各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唯一或主要的成员，是国际义务唯一或主要的载体。这种对主权国家身份标准的宽容原则在今天不仅早已上升为法律标准，还更多的是政治、文化和伦理性质的标准。即“国际社会关于国家大家庭合法成员身份的集体判断”的标准，或国家的“国际社会合法性”标准。只要符合这些法律、政治、文化和伦理标准的团体，就能获得国家地位，并由此得到国际社会的宽容，包括宽容它们自身所承认奉行的各种惯例。因而，宽容是主权可取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基于宽容逻辑，自1648年以来，主权国家逐渐扩散，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那些接受西方价值观的非西方国家，直至二战后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新生民族国家。这样，宽容逻辑导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为重要的一项创新——主权国家，得以普及全球。
在其宪法性准则即国际社会成员资格标准外，国际共同规范的主体内容由国际法中一整套国际共处规则构成。国际共处规则可分为三类，即限制国际政治暴力冲突的规则，规定信守国际协议的规则，及人所熟知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宽容的核心是主权国家平等、相互承认、相互尊重且互不干涉内政。这种宽容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也即缺乏国际中央权威或世界政府——而更加接近绝对。
然而，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与宽容截然相反的、且很多情况下更为突出的另一逻辑，即不容异己。它往往表现为对差异性不分清红皂白地加以拒绝，而且往往采取极端保守或激进的手段。面对差异性时，每个个体或群体都会面临保持自身特性与适应差异性或新情势这一难题。为了完整继承自身特性，不容异己者或者保守地孤立自己，使自己免受或尽量少受差异性影响；或者采取激进的革命，用原教旨主义重建自身。
源远流长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对这种不容异己的逻辑进行了极为充分的论述。英国伟大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指出，由于每个国家都平等地拥有主权，即拥有无限制的自然权利，因而它也就成了国际层次意义上的个人，进而导致缺乏中央权威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产生。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由于不敢确信能依靠别国的善意和自我约束来实现自己的安全、财富和权势，势必导致国际不容异己。这种相互的不容异己的作用与反作用循环往复，构成了国际政治中冲突与危机的一大成因——安全两难。在思想本质和根本逻辑方面直接承袭霍布斯的结构现实主义创始人肯尼思·沃尔兹将这种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国际不容异己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而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是将此逻辑推向了当前所知的顶点。
或许正是因为不容异己逻辑的存在，才使得主权国家的扩散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同时尽管1945年联合国宪章将民族国家定义为国际关系的根本组织原则而正式宣告了其法律地位，但其真正内涵从未完全实现，它仍更多地是法理原则而非实际行为准则，“伴随着法律主权的每一次重申和扩展的，是以力量均衡为基础的事实主权的削弱。”而对于那些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应宽容的非国家行为体而言，同样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不容异己逻辑——此即布赞所称谓的“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使得其不仅在获取资源上极为困难，而且在获取一个合理的国际法地位上也极为困难。
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发展导致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宽容逻辑正日益得以彰显。一方面，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