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之革命尚未成功
时间：2021-06-27 12:00: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树增 1952年生于北京。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上、下）、《1901》等。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
历史的赌注
1 霞光如血
一九一一年九月，暑热难耐的湖北武汉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
十四日，湖北新军中两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住宅召开了第三次联席会议。
虽然共进社最早出于同盟会，而文学社也赞同同盟会的纲领，但是湖北新军中的这两个革命组织一直互有成见：“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积极在军队内发展组织，以致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标营，两团体各有代表；同一士兵，两团体争相吸引，造成不少矛盾。”一九一一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湖北革命党人坚定了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的决心，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的愿望由此而生。
五月，两个组织的第一次协商会议，在武昌分水岭七号孙武的住宅召开。共进会方面孙武、邓玉麟等，文学社方面蒋翊武、刘复基等领导人出席会议，但是由于积怨甚深，特别是对联合后的组织以谁为主体各执一端，会议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川、湘、粤、鄂保路运动爆发后，革命派联合的必要性日趋迫切。
六月中旬，第二次协商会议在武昌长堤龚霞初家召开，蒋翊武与孙武两位领导人因意见不合都未出席，会议还是因为彼此芥蒂难以弥合而未果。
九月，四川保路运动演变成大规模暴动，湖广总督瑞澂奉命调湖北部分新军开赴四川。革命形势显露出稍纵即逝的态势。十四日，两个革命组织的第三次协商会议召开，除蒋翊武因部队驻防岳州不能赶回之外，其余的领导人全部出席。会议终于在抛弃前嫌、联合行动的原则上达成共识，决定新军“一旦起事”，双方当“通力合作”。在磋商了筹款和购买武器等具体事宜后，与会者一致同意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来湖北“主持大计”。
当时，中国没有任何人意识到，湖北新军中两个秘密革命组织的合流，竟然是导致中国近代史发生剧变的前奏。
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急不可待。
为了筹集起义经费，文学社以十分之一的比例从社员军饷中扣除，社员大多为士兵，每月饷银仅为四两二钱，但宁肯节衣缩食也要按时交纳。文学社的一切开支“莫不取之于此”，每次开会时，由会计将记账簿“交会审查”。共进会筹集经费，靠的是会员捐献，因此收入颇不稳定。会员刘贤构是个贩布的商人，把布全部捐出后倾家荡产。负责理财的张振武，把原籍的田地竹山全部变卖以“充革命经费”。会员居正听说广济寺里有一尊值钱的金佛，于是孙武、邓玉麟和焦达峰等人冒雨去偷，偷出来后遇到捕快追捕，慌乱中把到手的金佛失掉了。会员邹永成发现婶母有些值钱的金银首饰，便托第三十一标的军医配迷药并搀入酒中，准备把婶母迷倒后将金银首饰偷走，谁知婶母喝下酒后依旧谈笑自如——原来迷药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金银首饰没弄到反倒赔了一瓶酒。一不做二不休的邹永成把婶母的儿子骗出来，谎称绑匪劫持，终于从婶母那里骗得八百元赎金。最后大大缓解了经费紧张的是共进会会长刘公。刘公家境富裕，长辈本着“要发财必先做大官”的祖训，拿出二万两白银让他捐个道台，刘公拿出其中的一万两充当了起义经费。
到上海去请同盟会领导人进行得并不顺利。
由于有消息说湖北风声正紧，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并不是举事发难的好时机——后来的历史告诉同盟会领导人，等他们确信湖北大有可为而赶到武昌时，导致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已爆发数日。
没有把同盟会领导人等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于二十三日在武昌雄楚楼再次召开会议，与会者有孙武、刘复基、邓玉麟、彭楚藩等人，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已如箭在弦上，决定推举蒋翊武为负责军令的军事总指挥、孙武为负责政令的军务部长、刘公为负责民事的总理。第二天，会议转至武昌胭脂巷十一号继续进行，与会者的增加使会议规模骇人：湖北新军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标的陆军代表；炮队第八标、马队第八标、混成炮协炮队、工程队、宪兵营、辎重队的代表以及测绘学堂、陆军中学的代表——如同湖北新军的一次盛大的代表大会。
会上，刘复基报告了起义计划，还报告了“人事草案”，即军务部、内务部、外交部、理财部、调查部、交通部等各部负责人名单，还有负责军械、司刑、司书、会计等人员名单以及政治和军务筹备员名单——洋洋大观的名单，犹如一个政府的架构。参谋长孙武在总结时说：“我们大家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军政府后才就职的。军事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目前就要积极展开工作。发动日期，大家希望在富有革命意义的八月十五这一天，如决定可以动手，我们临时一定会有通知，请大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
光天化日，兴师动众，集会谋反，无论是规模还是不甚秘密的程度，都令人十分惊异，因为这不是一群普通百姓。从常识上讲，身为军人，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时刻处在军纪的约束之下，不但每天有训练或其他军营事务必须执行，而且无论谁离开营房都必须向上级军官请假并说明理由。少量军官和士兵违反军纪离开营房，可能不会被认为是重大事件；但湖北新军中几乎每支部队都有代表离开营房集中在某一地，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令人警惕的异常现象。无法得知，此时湖北新军的中上层军官们以及湖北的封疆大吏们都在干什么。
但是，会议刚刚结束，武昌市井便开始流传“八月十五杀鞑子”和“革命党中秋起事”的消息，这对即将发生于政府军中的秘密反叛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
果然，二十四日中午，会议结束时，炮队三营出事了。三营士兵梅青福、姜锡久离营，几个兄弟为他们摆酒送行，大家正喝得高兴的时候，排长刘步云斥责他们不该在营内酗酒，声言要严加惩处，士兵们顿时愤怒起来。霍殿臣、赵楚屏借着酒劲从军火库拖出一门大炮，并将炮弹推上膛扬言要暴动。由于大炮没有撞针，附和的人也不多。当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派人前来弹压的时候，霍殿臣、赵楚屏等数名士兵纷纷逃离军营。
炮营中的革命党人把这个消息向孙武做了报告，说是事态紧急，必须立刻发难。由于情况不明，孙武和刘复基等人一时难以决断。不久，又传来消息说，逃走的士兵没有一人被捕，张彪好像也没有深究的企图，似乎危机已经过去了。于是，革命党人又按计划秘密地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起义军事总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总部。军事筹备员昼夜策划，制定出详尽的起义计划，并绘制了作战地图。起义的政治筹备处，设在共进会总部所在地——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政治筹备员刻印军政府的印信、预订和制造起义用的旗帜以及起义后新政府的旗帜、新政府的钞票，同时起草各种文告和对外照会。由于人员频繁进出，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于是转移到一家照相馆里，但很快再次被官府盯住，最后政治筹备处转移到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革命党人开始在那里试验炸弹。
几乎与此同时，清廷湖北督署召开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官以上的紧急会议，决定在武汉三镇加强街头军警的巡逻和侦察：“各旅馆、学社加意调查。如有行迹可疑之人，准其即行拿获，以凭讯办而保治安。”
令官府越发警惕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报道：
炮营逃兵数人因恐追捕，于邮筒投书督提各辕。大致谓彼党团体甚固，如因此事而妄行杀戮，全镇必为激变，其中颇多恐吓之语。张提（第八镇统制兼鄂军提督张彪）遂大震惊，请于鄂督，饬将各营所存枪炮机钮拆卸，连同各种子弹一并缴送军械总局敬慎收藏。所有标统以下、排长以上各军官，每日一律驻营歇息，不准擅离，由张提不时亲往巡查，吹奏紧急集合号令点名，官长有不在营者撤差，咨部及各省永停差委；目兵（班长）有不在营者，责革职严办，并罚其该管长官。一时军纪至为严肃，而谣言亦因之蜂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