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律师张思之】 盲侠大律师
时间：2020-08-16 07:21: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一般人心目中，律师是当代中国发展得较快的新职业之一。但看多了发达国家影视、读多了近代史的人们多以为“世无好律师”，好律师在西方、在近代中国，属于丹诺们，甚至属于章士钊们。很少有人知道，当代中国有着一批极为优秀的律师，他们的职业尊严、历史感和人的良知如此紧密地融合，又相得益彰，他们是为数不多的中国脊梁。张思之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最为特别的地方在于：“我办的案件没有一件胜诉的。”
张思之出生于郑州，是革命时代最纯良的参与者。1947年，二十岁的张思之考入北京朝阳法学院学习法律。“入学之初，我是下定决心埋头苦读，要弥补中学阶段的不足的。不料第一学期还没修满，就以飞快的速度演变成一个彻底的‘地下工作者’。”1949年2月，他随军进城，参与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6年，他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由法官而律师。他的革命青春意气风发过，但好景不长，他被打成“右派”，开始了十五年的劳教生涯。
“文革”结束，律师制度重建。张思之回到律师队伍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出任林彪集团反革命案、“四人帮”集团反革命案的辩护组组长。最初他被指定为江青的辩护律师，后来做了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改革开放尚未起步的背景下，张思之尽最大努力，为李作鹏辩到了某种程度的公正。
张思之不吝惜自己的感情。1988年，在为大兴安岭火灾中被控玩忽职守的庄学义辩护时，面对公诉人，张思之说：“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将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了。这就清楚地说明，依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作为法律工作者，难道我们真的听不到民间的冤情和怨声？尊敬的公诉人同志，冤情一多，民心易失，这才真正是你们说的政治影响极坏的事。”他的辩词曾引来法庭内外的如潮掌声，人群中有人高喊“人民律师万岁”。法官当庭对张思之说：“发言不要带感情色彩。”张思之回答：“对不法现象、违法情事不表义愤，不带感情色彩，对律师来说，就是失职。”
学者孙国栋做过不少年的记者，他说，有一次列席律协与检察院的座谈会，又听到熟悉的一片互相吹捧声，正在不耐烦时，突然听到一个老者中气十足地喊：“即使只能做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而不是一把狗尾巴草。”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张思之。
张思之经办过当代中国那些最重要的政治大案，但他对所办政治大案不常提起，却对那些不起眼案子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心有戚戚。他说，每次想起宁夏那个父女同穿一条裤子的农民家庭，他都想落泪：“底层太苦了。”
张思之像所有的常人一样，对大量亲历的悲剧感到伤心和痛苦，有时也难免生出不再办理刑事案件的念头，但这个中国圣徒却在荒唐的社会里不得不行走他自己那“光荣的荆棘路”。2006年11月26日，在严冬的北京，几百人齐聚一堂为张思之祝寿。八十岁的张思之频频起身向大家鞠躬致谢，他更声言感谢那些并不在场的普通人，“向弱势大众表达我绵绵不尽的诚意”。
法学家江平提出了“思之精神”的概念：一为当事人高度负责；二将社会良心放在第一位，为弱势代言；三敢于挑战权威。法律学者邓正来评价张思之有一种“在体制中拒绝主流”的品格，翻译过哈耶克《自由演进秩序》等名著的邓正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位有担当的律师和一个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需要的品格。”
张思之做了几十年的律师，从未胜诉成了他的宿命。学者萧瀚认为，张思之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那是另一种代表了时代和社会的失败，于他自己而言恰恰是最大的成功，他所辩护和代理的案件的所有失败恰恰成为构成他的人格和事业最辉煌的胜利。张思之自嘲为“一生都未胜诉的失败者”，可法律界却尊他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在《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评选当代中国有影响的人物中，张思之都是入选者之一。
有记者问张思之，以你的名气和水平，你应该早就富起来了，可你为什么还是律师中的贫者？张思之说，人这一辈子不能只盯着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坏事，当不少人挤在前面，想抢先富起来的时候，我愿意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