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先：中国硅谷第一人] 中国硅谷
时间：2020-08-16 07:20: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关村，地理位置上是指由中国科学院和毗邻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环抱而成的一个地区。1980年10月，陈春先等七名科技人员率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之后，“两海两通”（京海、科海、四通、信通）、联想等一批自发创办的科技企业相继诞生。1986年年底，中关村的各类研发性公司已经接近一百家，逐渐形成了闻名中外、以开发经营电子产品为主的民营科技群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现在，中关村变成了我国高科技行业，特别是IT行业的代名词，被誉为中国的“硅谷”。
说到中关村这一中国的“硅谷”，不能不说陈春先，如果没有陈春先，也许中国就没有“硅谷”一说。 如今陈春先已经离开了人世，生前他曾表示过：“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作为一名中国人，看到中关村走向繁荣，我应该是很高兴。如果中关村的发展道路上有一块石头是我铺下的，那我肯定是很欣慰的。”
陈春先生前没留下什么有形的遗产，但“中国硅谷第一人”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形的资产。
成绩斐然的科学家
陈春先，1934年8月6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从小悟性很强。十七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在学校中，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入学一年后，就作为第一批特优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学一年就入党，这在学院的历史上并不多见。1952年，根据中苏协议，中国将派部分留学生到苏联学习。通知一下来，大家纷纷报名。在众多的报名人员中，陈春先因各方面成绩优异脱颖而出，他被选中保送到苏联著名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就读核物理专业。在莫斯科大学，陈春先如饥似渴地学习。他深知，国家花那么多钱把他们送出来学习不容易，只有真正学到东西，才能报效祖国。在苏联学习期间，他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并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的演讲。那是1957年，毛主席在访问苏联的百忙中决定接见留学生。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发表了闻名世界的著名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讲话时，陈春先就坐在会场的第三排。听完毛主席的讲话，陈春先激动得一晚上没有睡着觉，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祖国。
五年的学习时间很短，陈春先他们就要学成回国了，在学校毕业典礼上，陈春先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在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中，陈春先提出了用所学知识回报祖国的决心。
1958年12月，陈春先毕业回国了。由于成绩优异，他被调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在这里，陈春先除了从事本行原子能科研外，还有机会接触多种先进技术，如激光、半导体材料等。
陈春先一心扑在对科学的探索和追求中。核聚变是一门前沿学科，这一领域还非常神秘，但开发利用的空间非常广泛。为了开发利用核聚变，服务社会，在他的倡议下，中科院物理所发起核聚变研究，并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后来在合肥成功建设成中科院核聚变基地，这个基地直到现在在规模和水平上仍为国内之冠。1978年，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鉴于陈春先工作出色，成绩突出，陈春先和研究数学的陈景润等不到十名科技人员从助理研究员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然后经国家学位委员会审定，陈春先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同年，陈春先作为科学领域的优秀分子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荣誉和鲜花接踵而来。假如陈春先后来没有去做企业而是沿着科研的道路一路走下去，他早就应该是院士了。陈春先当年所在的一个研究小组里出了五个院士，而当初他是这个小组的组长。
创建中国的“硅谷”
陈春先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科学家。但后来他放弃了具有美好前程的核物理学，投身于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事业。陈春先半路转行，引起了许多人的不解和震惊。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促成并导致他作出了令人不解的转行决定的。
1979年，陈春先作为优秀核聚变科学家应邀到美国进行核聚变技术的专项考察，在波士顿周围的一百二十八号公路两侧，有几百家高技术小工厂引起了他的关注。其中一家只有二十个人、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厂负责人、同时也曾经是波士顿大学教授的人对陈春先说：“我们的公司有思想，别人有钱，结合起来，就办起了公司，于是思想就变成了钱。”一百二十八号公路两侧科技转化为产品的状况和硅谷苹果公司的创业传奇，极大地震撼了陈春先。
1980年10月23日，作为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十名中美互访科学家之一的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学会常务理事会上针对美国硅谷和一百二十八号公路两侧科技转化为产品的状况作了题为《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发言。
在发言中，陈春先反复论述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在这次讲话中，陈春先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做实际贡献，不满足于发表文章，开成果展览会。”
自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各国有不少科技较发达地区，为了更快地促进地方经济，都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硅谷”，如美国波士顿的“第二硅谷”、“日本硅谷”、“韩国硅谷”等。但对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人来说，陈春先的观点确实是有点太新奇了。
不过，陈春先可没有停留在思想上，他决定付诸行动。他找到了中科院工程师纪世瀛，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的硅谷”。
硅谷(Silicon Valley)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经圣克拉拉至圣何塞近五十公里的一条狭长地带，是美国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也是世界最为知名的电子工业集中地。其实，硅谷最初的形成原因很简单，它只是政府为了留住斯坦福内一地区的留学生，提高当地经济的一个举措，没想到最后那个地区经济飞速发展，成了科技聚集区。
陈春先建议成立一个组织来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广在美国看到的那种“技术扩散模式”。他的这一前瞻性的想法得到纪世瀛的赞同。说干就干，带着这一想法，陈春先开始了政府公关。1981年，经过多次协商终于得到了北京市科协的批准。1981年10月23日，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向北京市科协借来一百元的基础之上，陈春先在这里办起了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简称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司的概念，社会上也没有科学家、工程师出来注册办公司的先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春先等人联络了科学院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的十五个同仁在中关村办起了这个咨询服务公司。
陈春先开始有了自己的公章和账号。服务部的主要业务是做技术咨询，由于服务到位，很快就赚了三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钱。挖到了第一桶金，陈春先很高兴，他决定用这笔钱为大家谋福利。他给服务部的人发津贴，每人每月得到的津贴是八元到十五元左右，按当时的工资标准，相当于长了两级工资。
没有想到，这一件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就是这区区几元钱引发了知识分子能否以知识谋利的巨大争论，随之而来的则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之类的帽子扣在了陈春先头上。1982年，服务部的工作受到阻碍，服务部被查账、封账。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第一次陷入了僵局。服务部继续开还是关闭？一时间，陈春先和他的同仁陷入两难境地。
转折点出现在一份内参上。1983年，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写了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在这份内参中他指出：“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一些领导的反对，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这份内参很快报到上级有关部门。内参内容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这些批示下达时，中关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已经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越滚越大，其中最著名的企业有“两海两通”: 京海、科海； 四通、信通。到1987年年底，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形地带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经有一百四十八家，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讲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这是一场真正的“核聚变”。陈春先没有想到，由于他们大胆下海，播下了中关村的第一粒火种，也标注了中关村从荒芜的郊区变成今日“中国硅谷”的起点。万事开头难，由于他们的带头，在以后的几年里，中关村大批科研人员投身下海，创办科技企业。
面对中关村的发展，陈春先生前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1983年、1984年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我不做，其他人也会做。”
失败的事业
陈春先的一些想法，在20世纪80年代极为罕见。他也因为这些想法与环境相比太超前而屡屡败北。
在下海办实体的头几年，陈春先和他的团队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生意也越做越好，做到最大的时候，陈春先甚至成立了一个华夏硅谷集团，分公司遍布深圳、天津、北京、成都、昆明，甚至在香港都有办事机构。
陈春先办公司第一笔大的业务是为美国公司做数据录入。华夏硅谷集团是中国最早做大规模信息加工的公司，但这个业务后来萎缩了。陈春先的公司还先后开发了好几个新产品，但都不是太成功，有的是在产品本身的选择上出现偏差，有的是在营销推广上有问题。
致命的打击来自科学院。陈春先的华夏研究所和科学院器材供应站签了一个三百二十万元人民币的大合同，按照合同，华夏所向中科院器材供应站提供物资管理的一个管理系统。但是，科学院器材供应站在拿到管理系统后，毁约不肯给钱。两家打起了官司。几经审判，最后终审竟判决合同无效。理由是：华夏研究所的经营活动超出了经营许可范围。
理想和现实之间毕竟是有距离的，随着经营的扩大，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到了1996年，陈春先终于退出一线，而华夏硅谷集团也随之烟消云散。陈春先在创业二十多年后，面对媒体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没有聚集起财富。”
尽管陈春先不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他的首尝螃蟹的勇气和超前的思想，却深深影响了一代人。这是中关村的发端，也是中国IT业的源头。
幕后人生
陈春先被称为中国硅谷第一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幕后人生。
那个年代，开公司的人被称为“倒爷”，因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倒卖钢材、玻璃等。陈春先当初要从科学院辞职开公司当“倒爷”，人们都认为他疯了。
陈春先离开了科学院，将自己的铁饭碗完全打碎，断了自己的路，离开了单位没有劳保，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以前在科学院搞科研，他只要拿出项目，组织人员攻关就可以了，其他保障都不用他操心，单位有一个保障团队来保障他们。而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他作为法人代表，员工们的吃喝拉撒，事无巨细，他都要管。开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而对于刚起步的陈春先来说，那时真的是“一穷二白”，他每天都在为资金发愁，大量的债务令他吃不好睡不好。面对经济和法律的双重压力，陈春先比以前消瘦了许多。因为企业之间的纠纷，陈春先先后两次被人绑架，有一次还差点儿被人撕票。
下海经商的许多人都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成了亿万富翁。陈春先在下海的浪潮中不但没有暴发，反而称得上是一贫如洗。陈春先事业辉煌的时候，曾经在天津盖过办公大楼，但后来，由于经营失败，办公大楼只好卖掉还别人账了。陈春先去世前还住在一座老式居民楼，虽是三居室，但面积很小。这房子是1981年中科院物理所分配给他的。陈春先搬进去的时候房子刚盖好。二十多年过去了，房子的墙皮已经脱落，地板革磨得见瓤。盛调料的盒子放在书柜上，柜子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柜里塞满了发黄的旧报纸。唯一显得新一点儿的东西是一张几乎占满客厅的大会议桌，这是陈春先原来办公司时用过的，公司不行了，只得搬回了家里。当时他的家也是他办公的地方，他在家里挂的牌子叫“陈春先工作室”。
陈春先的爱人，也是他当年创业的伙伴，在陈春先经商失败后去了美国，与大儿子住在一起。陈春先的小儿子也不在身边，而是在深圳打拼人生。陈春先曾经养过一只波斯猫，但在陈春先生病住院的时候，猫出走了。就这样，体弱多病的陈春先生前就一个人住在这所二十多年前的房子里。
陈春先被查过账，被封过门，被盯过梢，被立案调查过，但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信念从未动摇过。陈春先是个永不停止的创业者。退出华夏硅谷、退出商场一线的陈春先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依然在工作着、思考着。面对做企业没有成功，做科研肯定能成功却没有坚持做下去的命运安排，陈春先是无奈的，但更是坦然的：“我觉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我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
思想领先的陈春先也明白，办企业仅仅靠思想活跃远远不够。他承认：“在商场上，就是要以成败论英雄。我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个没有什么好回避的。”
2004年8月9日凌晨，陈春先走了。在他去世之前，他依然在经营着设在自己家里的“陈春先工作室”。即便是在他去世后，有关医疗机构还按他生前意愿，摘取下了他的角膜，帮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实现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愿望――给活着的人带去光明。
“有人对我说，你如果不去做企业，一定是院士。我觉得他说得也不过分，原来在我手下工作的同事以后都是院士了……但在办公司这条路上我也学到了在科学院当院士、当科学家绝对学不到的社会知识。”陈春先从不避讳自己的失败，但他也非常清楚，自己作为“铺路石”，对中关村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有这一点，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陈春先的价值就在思考中。他说过：“我是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想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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