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教育
  • 小学学习
  • 初中学习
  • 高中学习
  • 语文学习
  • 数学学习
  • 英语学习
  • 作文范文
  • 文科资料
  • 理科资料
  • 文档大全
  • 当前位置: 雅意学习网 > 高中学习 > 正文

    高校学生是否享有婚育权【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正当性追问】

    时间:2020-02-28 07:33: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正当性是现代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的内在需要,它是实质法治的核心所在。高校学生管理权首先要证明自身权力的正当性,才能让公众自愿服从,否则与暴力无异。高校学生管理权正当性判断标准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利人利己的道德标准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正当性判断的基本价值取向强调保护公民受教育权的同时,兼顾国家和社会利益,以及维护公平和谐的教育秩序。现实中高校学生管理面临形式法治的危机和实质法治的困境,只有克服形式法治危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才能逐渐完善。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权;正当性;法治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赋予大学管理学籍、管理校园秩序和学生课外活动、奖励和处分学生的行政权力,即为高校学生管理权,构成大学教育权的重要部分。这一行政权力如何运作,社会意义重大,因为它直接作用于学生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影响学生的眼前和将来的生存权、幸福权和未来发展权。
      一、高校学生管理权正当性追问的主旨
      有立法的授权,只能证实高校学生管理权这一权力的产生形式合法,但是,不能证明权力本身符合实质正当性。
      著名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①掀开了学子们质疑高校学生管理权实质正当性的序幕。高校的惩戒与学生的维权、大学的自省与学者的反思、司法的探索以及社会公众的关注从未停歇。
      频频发生的女大学生怀孕后或学生结婚生子后被开除、大学生情侣在校园内拥抱接吻,被以“发生非法性行为”为由勒令退学,引发了许多争议。学生们的自由权在大学校园里与受教育权俨然势不两立,涉案大学几乎快成为极端的道德裁判所,学校以惩戒直接改变了学子们受教育身份,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伦理道德和个人自由问题,反而使民众质疑高等教育的道德何在。
      学生们挑战“通过全国四六级英语考试”为授予学业证书的条件之一的校规而引发的诉讼也不是一起两起,结果是大部分的法院都依校规支持众多大学的处理。② 一条“若不通过全国英语四级统考就不授予学业证书”的校规就这样轻易地剥夺了学生获得公正评价和学业证书的权利,这不是“校规立法”吗?在中国连法官都没有的法律创设权,大学有吗?法官的决断囿于条文适用的同时是否有失公正?
      因考试违规不被授予学业证书或丧失学籍也屡屡发生。如2005年,袁某诉苏州大学案,袁某曾因考试作弊被留校察看一年,最终处分取消后仍未获得学位证书,经过一审、二审,袁某要求授予学位证书的诉求被驳回。袁某作弊有违公平竞争,但是,已接受了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后来因表现好苏州大学最终撤销该处分,这说明大学对袁某不端行为的教育已达到目的。可是后来苏州大学又让袁某承担不被授予学位证书的后果,变相加重了纪律处分。[1]苏州大学取消学位的行为是否合于理性,杜绝作弊的手段是否合目的、必要的、相称的,是否滥用惩戒?同时法院的审理结果是否违背了手段与目的相结合的价值判断标准?
      学生毕业数年后被大学“秋后算账”的案件也戏剧性出现。2005年12月,中山大学在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复审后,作出《关于撤销陈颖硕士学位的决定》。理由是1995年陈颖通过弄虚作假取得硕士报考资格,并通过考试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获得学校颁发的研究生毕业证和硕士学位证。陈颖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最终二审撤销了中山大学《关于撤销陈颖硕士学位的决定》。[2]对大学的处理和司法审理的结果在社会上反对和支持声音对峙,同时也引起学术界涉及高校撤销学位行为的法律定性、办学自主权的时效、过罚相当原则等等讨论。
      类似的事件,令人不得不思索高校学生管理权合法性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学校在制定法范围内循规蹈矩,也在办学自主权框架下“自由发挥”,可谓“貌似合法”。但是,运行在大学学府的权力,若不具实质正当性,结果只能是强制公众服从,这时这种权力本质是暴力,对权力对象的伤害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有待理性考量的是:一,自主管理学生的权力是否有扩张的倾向;二,相关校规正当性的问题;三,法律法规是否有效地保障学生救济的权利。也即说,政府和大学需要提出暴力强制以外的合乎理性的论据,说服民众服从相关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和权力。
      在此,高校学生管理权正当性的追问,旨在:第一,为现实中的高校学生管理权的行使提供一个正当性道德基础,指导和约束高校学生管理权相关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以避免对权力的恐惧或放任;第二,分析高校学生管理法治面临的正当性危机;第三,创造符合现代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的新规范或新秩序。
      二、正当性:高校学生管理权力价值判断的基石
      (一)高校学生管理权价值判断的基础――正当性
      高校学生管理权力的首要任务就是证明权力自身的正当性,否则,其法律效力就将受到质疑,这体现了实质法治的价值所在,它不仅可以回答公众自愿服从高校学生管理的前提是什么,也可以消除对高校学生管理权合理存在的道德基础的疑惑。
      实质法治的核心是正当性,即实质合法性或实质正当性,合于自然法,符合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的自然法价值目标。③
      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正当性的基本价值取向,要回到教育与受教育所蕴含的伦理道德里寻找答案,因为权力是否符合制定法可以脱离道德作出判断,权力是否正当则只能诉诸道德判断。
      (二)高校学生管理权正当性判断的基本价值取向:私益与公益、教育公平与管理效率、自由教育与教育秩序的和谐
      第一,以人为本,公益有条件地优于私益。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以道德之价值予以判断,利人利己之行为是最有益于社会的,即最合乎人性的、最有益于社会的道德标准,既是高等教育的道德标准,也是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构建的出发点。大学的举办者、管理者、施教者有权利也有义务把这样的大众化道德价值观付诸教育实践中以切合每个受教育者和社会的需要。
      最人性的制度设计中,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平等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大学的举办者、管理者、施教者既不能把学生们假定为道德圣人,也不能不切实际地以培养圣人为目标,否则某些极端的大学管理者会把大学变成伦理道德裁判所。
      我国《宪法》把受教育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也是一种基本义务来加以规范的。这种基本权利本质上是怎样一种权利呢?为了生存和获得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人是需要一定的技能和知识的,这就要得到教育,所以,受教育权包含于追求幸福权之中,可以说是实现幸福权的权力,是天赋人权。
      人权意义上的受教育权,它意味着受教育权是为了每一个个体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他人或群体的需要而存在。它蕴含着接受教育的一种内在价值:受一种“真正”的教育,获得幸福生活所需的一定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物化教育、神化教育、统治教育。高等教育,是专才教育,所追求的应该是充分发展受教育者的人格和各种能力的个别需要,强调尊重个体需要,不是仅以教育者自己的目的决定教育的内容、方式。
      当利人利己的道德遭遇法律,即成为合法的利己,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更是人类进步的活力。人往往是为了利己才利人,这种双利双赢或共利共赢是人类社会不断文明、繁荣、富强的前提。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国家维护每一个个体的受教育权,结果是总体上促进了全民素质的提升。
      所以,高校学生管理权力以实现个人受教育权为原则,还需不断调整个人受教育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以求从整体上实现公共利益,而且,公共利益优先的成立,必须以利益衡量为前提,必须在对各种权利主张进行充分的分析、考量基础上把握。
      第二,维护教育公平与有效控权。
      高等教育的道德,其外在表现是公平,即公正和平等。公平,更多强调的是机会平等。国家和高校,除了有义务保障受教育者入学机会平等,还包括受教育待遇的平等。同时,公平还是义务和权利的统一,付出和所得的统一。为了获得知识和能力,在大学期间,学生们努力奋斗,完善自己,结业时有权获得综合素质的公正的评价和证明其专业能力的证书;大学有义务给予学生公正评价和相应的学业证书;否则,就无高等教育的道德可言。
      利己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确极易引发道德问题,而过度和膨胀的个人欲望就更容易使人不择手段,所以大学需要对学生进行这样的道德引导:以具备合理性的利己手段来达到适度个人欲望。利人利己的道德一方面强调个人谋取合法私利的道德意义,无私利则无道德可言;另一方面,它要求在谋取私利的手段上,应以不损害他人的私益和社会的公益为界限。比如说,要杜绝考试中的作弊行为,因为作弊的实质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机会,对不作弊的其他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高校学生管理权力的正当性首先在于有效履行职责,防止权力的扩张和腐败;同时,维护具有正当性的学生私利。作为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出现,这时学校不能忘记作为教育者的道德责任,首先应以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为首要原则(而不是以惩罚为首要原则)去处理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和矛盾,不能“一棒子把学生打死”,出现类似本论述开头涉及的女大学生怀孕后被开除的事件。
      第三,保障自由教育,追求教育秩序的实质正义。
      自由,是受教育权的内涵,也是高等教育之道德的核心价值。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有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现代人,而不是“顺民”。可以把高等教育终极目标理解为自由,是以发展人、解放人、提升人为终极目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受教育权既是权利,也是自由。
      作为一项权利,它要求教育者的积极作为,满足公民受教育的选择权,比如说尊重并保障受教育者有条件择校、选择教育内容(更多表现为择课程)、择师、教学过程中自由讨论等等自由,以保证受教育者获得与其个体需要、信仰等等一致的高等教育。
      作为一种自由,突出了受教育权的防御功能和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国家有义务以立法、司法、行政的手段来维护受教育权。若任何人和组织家要以行政权力干预这一基本权力必须以符合正当性的理由和形式来进行。
      上述高校学生管理权力正当性判断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成为高校管理者自我约束与自我规范的伦理道德准则。正当性的价值理念可内化为大学管理者的道德信念,也可内化为高校学生管理权及其权力运行的步骤、顺序、方式等所遵循的规则,可以使大学管理者自觉地控制其裁量行为,可避免程序不当和实质违法。
      三、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正当性危机
      (一)以行政行为干预公民基本权利之虞
      立法形式方面,《学位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教育部颁)、2005年9月1日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颁),成为高校学生管理权的主要依据,但这些规范都不是法律位阶的规范。
      宪法基本权利可以被限制,也可以被剥夺,问题是通过何种方式以何样的条件来限制和剥夺。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凡涉及学生的公民基本权利,如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未来发展权等的重要事项,都应适用法律保留,以强调行政对立法的服从。行政权力的扩张,使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若以行政权力来限制和剥夺基本权利,就有权力官僚化侵犯基本权利之虞。笔者认为以非狭义法律的方式来干预学生基本权利不符合民主法治的要求,所以,学生管理的规范的法律位阶急待提升。
      校规方面,在办学自主权下,大学自行制定了一些学生管理校规,某些规定直指公民基本权利。有的校规规定补考要交补考费,这就涉及是否不当得利的问题;有的校规规定本科学生在校不可结婚,这涉及学生自由权;有的校规以“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为授予学业证书的条件之一,那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则无学业证书可得,直接影响学生的未来发展权;等等。
      仅仅以校规就可以轻易直接干预学生基本人权,这种方式即不具备实质正当性也不具备形式合法性(合宪性),办学自主权的疆界何在?
      (二)裁量行政权的正当性标准被忽视
      裁量行政行为,犹如一把“双刃剑”。其积极一面,有助于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消极的一面,可能成为公权力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工具。
      高校学生管理权力说到底是一种行政权力,它逃脱不了行政权力本身的悖论:一方面政府通过立法执法来维护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这种维护的力量又是干涉个人自由和影响高教秩序的最强因素。当高校裁量行政行为的自我扩张至其权力的边界时,就是它失却正当性之时。
      关键的问题是:学生管理的裁量行政权的边界在哪里?这个边界既是它的道德边界,也是它的法律边界,具体要求遵循以下规则:一,裁量不可超过法定范围,这是形式合法性标准,体现的是法律控制。二,应符合授权的价值目标和立法的精神,而不是以严峻的惩罚来威慑学生,否则与“苛政”无异。三,裁量要符合比例原则。在选择实现行政目的的手段时,必须手段与目的相结合,手段要有助于目标的达成、且其代价不可高于目的收益,并尽可能地减少对学生的不利影响,使收益最大化,否则权力的行使将会面临正当性质疑。必须注意:上述二、三规则体现了正当性标准,体现的是道德控制。
      针对教育行政的特殊性,对大学来说,放在第一位的应是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教育者对学生的道德关怀与权利尊重,作为教育者,应相当清楚地认识到受教育对公民的重大意义。比如在对类似前述袁某诉苏州大学案进行处理时应在诸多处理方式中选择成本最小、社会效益最大的方式。处理学生行为不端以及学生与学校的矛盾应依最大限度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为先原则,兼顾学校利益和社会影响,不能无条件地把学校利益和社会影响置于个人基本权利之上,反之,其结果无疑是以严重影响该生生存权和未来发展权为代价。
      袁某案只是我们看到的我国高校学生管理裁量行政权运行的缩影。在办学自主权的框架下,屡见不鲜的高校学生管理权力任意扩张,大有架空受教育权内涵之势,办学自主权演变成了无边界的“办学自由化”。在某些违背实质正当性的校规的规范下,学生们无奈地在形式合法的“泥潭”里挣扎。
      (三)对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有效监督付之阙如
      以“未通过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者不授予学位”的校规为例,它属于大学对学生获得学业证书附加的特别不利益。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对基本权利附加不利益时需要以法律形式的规范特别授权,否则有违宪之嫌。
      根据我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以及立法精神④,大学生授予学位和毕业证,应以考察专业水平和学术水平为依据,学生成绩是否合格应以是否修完人才培养计划内的课程为标准。英语四六级考试作为标准化的应试考试,对提高英语水平并无多大意义,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种考试甚至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许多大学的一些学生花在专业学习上的精力甚至比备考四六级考试还少。这里我们可以一瞥在办学自主权的框架下,大学是如何擅自扩大了自身的裁量权力。违反宪法和高等教育目标的校规打着“办学自主权”的旗子自我扩权,以校纪代替了国家法律。
      这里不禁要问:类似“未通过全国英语四级考试者不授予学士学位”规定的校规怎么就逃脱了对高校学生管理行政的内外监督呢?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失职还是司法部门的不作为?
      按照我国现行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督的主要渠道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
      1. 内部监督
      第一,行政备案模式。
      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书、管理学生的校规依法应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另外,学位管理方面,学位授予单位在法定范围内可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工作细则无需上报备案。学位授予单位每年应当将学士学位的人数、授予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名单及其有关材料,分别报送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但不授予学位的无须上报备案。⑤
      备案监督模式,其本质是一种公示。在备案中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只需对备案结果承担过错责任,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只要对大学报送的备案材料尽到一般注意义务就可以了。
      第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模式。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规定,指导、检查和督促本地区高等学校实施学生管理”。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一般包括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视检查与实地查访、查阅执法案卷、走访被处分学生、参与执法互动、开展定期执法情况调查。
      2. 外部监督――司法监督模式
      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法院有权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一般不涉及具体行政行为正当性的问题(除非有证据证实大学滥用权力和显失公正),体现了司法尊重行政权的自我判断。法院审理学生管理行政诉讼案件,依据是位阶为规章以上的规范,校规一般不成为裁决适用依据,但是,为了尊重授权的办学自主权,法院近年来也有条件适用校规,在审理涉及大学校规的具体行政行为时,法院一般只审查校规形式合法性问题,而不审查正当性,也就是说对校规本身的正当性进行审理持审慎态度(除非有证据证实大学滥用权力和显失公正)。
      理论上,相比较而言,内部监督在正当性的判断上审查范围应更广、审查强度应更大,内部监督可以对行政裁量的合理性进行系统性的控制;内部监督的局限性在于监督机构的中立性存在匮乏的可能性。从实现权力监督、权利救济和个案公正角度,外部监督有其重要作用。
      前述“未通过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者不授予学位”的校规正好掉进权力正当性监督的漏洞。如前所述的,不授予学位的无须上报备案,对自行制定校规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又未到位,让内部监督已处于真空状态。其实,所涉校规的规定违背相关法律法规条款并与高等教育立法精神冲突,法院本可以涉案校规违反上位法和立法精神为由,裁决不可适用相关校规的规定,并判决撤销涉案大学的行为,不过结果却是另一番情形。这只是高校学生管理司法审判现实困境的写照,在对高校学生管理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的领域,仍然存在不符合正当性要求的校规继续发挥负面作用的可能性。
      (四)申诉制度形同虚设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高校若拟给予学生退学处理和开除学籍处分,需校长会议研究决定”。“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大学生若对高校学生管理相关处理和纪律处分决定有异议,有向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申诉的权利。学生对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
      法规对程序正当性虽然有所作为,但是离程序正当性还有相当的距离。
      第一,程序的规范性问题:没有制度化、公开化、科学化的申诉流程,难免有随心所欲、滥用职权之嫌。如没有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没有回避制度、没有对查处过程的公开制度等等。
      第二,程序公正性问题。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条的规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这一规定实质和形式上都有悖中立,直接影响公众对复查结果正当性的信任度。
      作出处理决定的校长会议成员或职能部门负责人在申诉阶段应该保持行政中立,避免偏私。可是,若再由有校长会议成员或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来对申诉进行复查,违背“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正当性要求。我国高校的高度行政化决定一般教职工和学生是无法公开对抗学校负责人或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如果教职工和学生不赞成校长会议或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决议,在处理申诉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为了个人或者小集团利益屈从学校负责人的意志。
      第三,民主性问题。没有规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各类代表份额如何确定,表决权如何行使。高校学生管理权的相对人,大学的重要成员之一――学生们也被现行的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体制置之度外,涉及改变学生受教育者身份的重大事项没有听证制度,没有学生参与制定申诉细则的规定;等等。
      申诉制度,作为目前学生对抗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渠道之一,它拥有了程序正当性的躯壳,但并不完全具备程序正当性的内涵。程序正当性要求:一,避免偏私,保持行政中立。避免偏私,不仅要求行政人员做到实质上没有偏私,而且在外观上也不能让人们有理由怀疑可能存在偏私。二,公平听证,保障民主参与。“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其目的在于保障案件当事人参与裁判过程、表达自身意志的权利。
      高校学生管理权力做不到全知全能,无法对纷纭世事都能作出恰如其分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要想达到法治的愿景,唯有承认自己智慧的有限性以及权力的边界。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校学生管理的行政伦理,要求大学谦卑地从程序正义出发,在程序的框架内步步为营,而除此之外,笔者不认为还有其他途径。高校学生管理权不仅要追求实体正义,更应探询程序正义的无懈可击。
      四、结语:确立正当性标准治理高校学生管理权
      高校学生管理权应是形式合法性与实质正当性的有机统一。
      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即便这个法律存在实质不正当性也应该无一例外的被尊重。但是,若过分关注形式正当性,它往往会牺牲实质正当性,发展到极端会导致形式法律理性的危机。实质正当性的价值在于它能满足现代法治的内在需要,它能解决权力正当性的问题。故现代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应该在实质法治的基础上,并克服形式法治的危机而逐渐发展。
      最后,在上述实质法治的理念基础之上,提出以下以确立正当性标准为基础的高校学生管理权治理的建议。一,以正当性标准加强对高校学生管理权的内外监督的强度;二,破旧立新,以程序正当性为标准,全面改革学生申诉制度;三,规范学生管理校规的制定程序,让办学自主权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
      
      注释:
      ①本案终审判决以大学违反程序正当和违反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理由撤销大学不授予田永学业证书的决定。参见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
      ②吕广观诉西南政法大学案,参见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4)沙行初字第32号。洪萍、张丽、杨丹丹等六人不服中南大学拒绝授予学士学位证书案,参见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3)岳行初字第13号。
      ③正当性,起源于西方伦理哲学。正当性一词意为“公众服从政府或者统治者的强制性权力的义务基础何在,由此需要回答要求公众服从权力的合理性”。从法学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权力的正当性与自然法思想有着密切联系,自然法的目的是对现存法律或者统治秩序的检验与批判。参见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8页。
      ④我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规定:“高等学校本科生完成教育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它毕业设计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的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学士学位。”
      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书应当报学校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高等学校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或修改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及时向学生公布。”《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每年应当将学士学位的人数、授予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名单及其有关材料,分别报送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由此可推定不授予学位的无须上报备案。
      
      参考文献:
      [1]陈洁,刘正方,朱浩.对考试作弊者不授予学位的法律分析[N].江苏法制报,2007-05-10(01).
      [2]何富杰.高校“秋后算账”遭遇法律“翻盘”[J].中国律师,2007(7):38-39.

    相关热词搜索:

    • 文档大全
    • 故事大全
    • 优美句子
    • 范文
    • 美文
    • 散文
    • 小说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