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 重写中国文学史
时间：2019-04-11 03:17: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重写文学史”一直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如何重写一直在被重写的文学史？在国外汉学界语境下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又有怎样不同的思考向度？对比其他文明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有何借鉴？笔者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有幸参与了著名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王德威教授主办的有关“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研讨会，会后与王德威教授交流了相关话题。
苗 绿：我们知道您近来在编写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这是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一个项目，从1980年代就开始了，专门针对世界上几个文学大国书写文学史，而您被选中书写中国文学史，所采取的书写时段是从19世纪末晚清以来到当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您将以120个关键时间点整合牵连出整个现代文学史。想听您谈谈这些年来对文学史的理解和理想中文学史的做法？
王德威：以中国学界尤其以大陆学界为背景，来讲文学史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工程。中国二十年变化很快，现代文学是年轻的学科，近年来也发展迅速。从中国大陆的观点看来，文学史与政治国家建设息息相关，美国的同事问题方向和姿态都不同，他们觉得文学史没有那么重要。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已经做了法国和美国的文学史，但没有变成事件，虽有书评只在圈内议论沟通。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里兹事体大。教学与政治外，更有中国人的历史观里如此看重文学史，“文史不分”是我们的传统。不仅是当代的政治、教学需要，以及作为泱泱大国，文学史有文化的装饰性。而是在中国的本体论（Ontology）上，文学和历史边界不清晰，直到近现代，学者也关注这个问题。章太炎在1906年界定“文学”时，认为“任何以写在书簿上的文字的记录都可以称之为文学”。章太炎的立论貌似迂腐，好像是文学本源论的观点，与王国维和鲁迅在1908年的说法不同。但是“激进的诠释学”（Radical Hermeneutics）的做法，看起来保守，但有他的诉求。真正提醒了我们文学和文字的历史传承的复杂性，和本身的物质性。他讲文字、书簿、记载恰恰和日后被架空的大叙事的文学史是相反的。这就引导我们思考什么是文学史的问题。文学史是一块块的存在还是叙事？显然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大叙事。这就回答了中国历史上“文”、“史”交错的问题。
苗 绿：中国文学史放在当代的语境里是“文学”和“史”、“政治”纠缠在一起，很难理清，尤其是1949年以后，大陆是称之为“当代”的文学阶段。
王德威：“当代”从《新民主主义论》开始和政治是平行发展的。做文学史要对“文学”和“史”的概念充分尊重和理解。现当代为坐标，近代就很少涉及。“文学”、“史”加“现代”，三个区块如何看？文学史在形式上是自相矛盾的概念，文学史是一个大叙事。但是难道有了这个大叙事以后就安身立命了么？或者说文学史应该是在图书馆里由无数的大小作品累计而成的状态，而非一本教科书；文学史是巴金、茅盾、老舍作品累计起来的一个存在，那是文学史真正探查的对象。现在的焦点变成了文学史作为一个大叙事。这是一点很有趣的现象。文学史在中国大陆有其政治理念和诉求的必要性，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大陆人都理解“当代文学史”的典型性、起承转合、合法性、前瞻性、回顾性等。
苗 绿：您认为您想做的文学史的目标读者是谁？它与教学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国大陆，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部分是和教学相关。
王德威：现在文学史成了教学的任务。隐含的问题是学生看了文学史的叙事后，有没有兴趣、必要把构成文学史的实际作品拿出来梳理，毕竟那些作品才是文学史发生和实际存有的状态。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所在。“现代”、“文学”、“史”三个词都是现代的发明，“现代”不用说了是现代的。“文学”是1890年代出现的，德国美学运动发生之后，最近两百年把文学当成以文字为主的审美的文化的作业，文学作为一种教程和教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经过清朝和清廷的开明知识分子、维新知识分子相互磋商后产生的。1904年和1905年都有学案，清朝政府、京师大学堂要做各种课程安排，都是历史记录在案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写于1904年，他才20岁。另有胡适写于1922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变成教程过去是大文学史，是1928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课。一旦历史化后就没有让人觉得是有安身立命或是千秋大业的意义，线索梳理后平心静气。问过陈平原，包括名称就是或者有文学史诉求的著作，大陆从1920年代到现在起码有三千种。许子东说在1979年后，光当代文学史大文学史就有近80部，数量可谓惊人。而美国最近二十几年几乎没有文学史，除了1969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英文世界就再也没有了。不是说我们不关心，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史？有无必要大叙事？这里已失去教学的目标和对象，这里不会有人来上课。我如果开一门课叫《中国现代文学史》，可是我现在叫《Bussiness for Romance 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的罗曼史）就来了八十几个人，大家以为我会讲什么八卦。当然我也讲了鲁迅与朱安、许广平，但我真正讲的还是现代文学史，从鲁迅一直讲到当代，但变成“活色生香”，与人、私人生活、创作有关，这是千百种做法之一。所以考虑到文学教学，我们在哈佛也没有文学史。因而哈佛这个文学史怎么定位变得令人疑惑，这或应该是一本高级普及读物，这是给任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有兴趣的读者的参考——随时参考，并不是从头看到尾。比如，翻到1918年或是参考鲁迅就看一章鲁迅。
苗 绿：我很想知道，在别的文明语境下，文学史如何书写？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同一个项目的德国和法国的两本文学史也是这么写的？从中得到的启发是什么？
王德威：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用哈佛的规则，不是我发明的。我要做的就是打破大叙事，所有都解散。用张爱玲的话就是“什么都解散了才好”。在某个意义上，我还是有策略的，其中当然有中国语境的考量。相对于中国国内的大叙事，解散本身产生的思考的动力和政治上的隐喻自然就在那里。其中当然有某种意义上所谓政治的承担。法国、德国的文学史，他们的处理是一千年的文学史。尤其是德国是一个新的国家，只有广义的日耳曼文学，时间跨度是从最初写他们国家的文学开始。然而，中国三千年没办法做。这与在时间的分别上要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不一样的。而美国文学史相反只有两百多年，其主编开宗明义地讲这个国家是新的，任何东西都是新的，文学是可以被发明的。美国文学史使任何事情成为可以讨论的一部分，广播谈话、电影、总统间的私人通信，日常化的、流行的都有，就是要展现其开国的气魄，这对中国读者是不可思议的。我很喜欢这种气势，展现了美国独立的、创造的精神，虽然都用编年的方式，美国与德国、法国不同。出版公司基本需要维持编年的基础，但中国文学史是三千年，不可能从头到尾，选择现代文学史只能从19世纪到当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