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品与文学史述巧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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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品与文学史述的巧妙融合
董艳霞 《 中华读书报 》（ 2015 年 01 月 14 日
11 版）
《中国文学十讲》，陆萼庭、赵昌平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8 月第一版，200.00元
自成一格，自创体例，按年月先后顺序排列，以“代表性文体之名篇”为落脚点，即以作品为落脚点，是《中国文学十讲》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最根本的地方。
在多少年的寻寻觅觅中，终于发现了别出心裁的《中国文学十讲》，不由得赞叹：文学史还能这样写！
文学史怎么写原本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最早有人写出一种，后来的人再沿袭，慢慢形成了套路，一个共同点就是卷轶浩繁、枝词蔓说，其中的学术化、程式化和论文化痕迹让广大的非专业读者无所适从。面对这样的
情形，如何从“编著本位转化为读者本位”，《中国文学十讲》的作者陆萼庭先生和赵昌平先生的具体实践辟出了具有独创意义的文学史编著新路径。
这就牵涉到了《中国文学十讲》这套书的由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为了给香港编写高中升大学预科的国文教程，应香港有关方面的邀请，陆萼庭和赵昌平两位先生受上海出版界的委托赴港，开始了有趣而又充满智慧和创意的编著活动。
两位先生从事这一艰巨工作的生动情景，赵昌平先生在《中国文学十讲》的前言《并非陈旧的记忆——代序》里作了描述，对工作过程中意见往来后的“茅塞顿开”也有深刻的阐释，笔者此处不再赘述。该书编写体例不落窠臼，关于这一点，赵昌平先生在《并非陈旧的记忆——代序》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全书将先秦至现代分为十个单元，各取一时期代表性文体之名篇若干作解析，各单元后附以此时期文学史与相关文体知识，合而观之，便是一种选篇与史述相结合，尤适宜于中学生与中等文化读者的微型文学史作品。
自成一格，自创体例，按年月先后顺序排列，以“代表性文体之名篇”为落脚点，即以作品为落脚点，是这套书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最根本的地方。
以作品来引领史述，用有限的篇目展现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历史，实际上是困难重重的编写选择。它非常考验编著者的功力：新的坐标系是立体的，如果把一件作品看成一个点，那么每个点都必须有多个维度；点的移动形成的轨迹，就是逶迤而来的中国文脉。
从先秦到现代，如果把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比成是一条滔滔不息的江河，那么它已经汩汩流淌了两千多年。其间无数次的旋转动荡，回环曲折，有时候是激流涌动，有时候又细水微澜，要做到“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辉”，何其难也！
文学史是一代又一代杰出文人的文学活动踪迹，是用文学作品堆砌成的美丽长廊。直接从作品入手，用作品说话，溯本求源，有据可依，就找到了从文学现象到文学发展规律研究的最近距离，避免陷入本末倒置的怪圈。正如评价一个厨师的手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饭菜端上桌，让美食家们直接品尝。美味入口自然就心中有数，与没有亲尝就先入为主地评价其厨艺好坏并寻找原因的做法相比，显得底气十足。所以这种以篇带史的设计也是为读者着想的最人性化的安排，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仔细地解剖一只，其他的就可以类推和领悟。同时，这也是一个由“特写”推“远景”、由小到大、由里及表、由深而广的编著理念和呈现方式。古往今来的大家写文章时都喜欢以小见大，善于从小的切入口起笔，引申出大道理，讲究的就是章法。《中国文学十讲》恰有异曲同工之妙：运用作品来提纲挈领，辅之以补充资料的丰满，行文张弛有度，评价收放自如，用学术的
审视和极其俭省、精炼的笔墨，从容地勾勒出了自先秦至现代的文学风景线。
《中国文学十讲》是从选取《诗经》的《硕鼠》开篇的。把《硕鼠》作为《诗经》反映现实特征的典型之作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到了楚辞部分，面对我国第一个有名可纪的伟大诗人，面对着屈原那些脍炙人口的如《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众多诗篇，《中国文学十讲》选取的却是《九歌》里的《国殇》。这确实是很有见地的。那个行吟在汨罗江畔用各种香草装饰自己并且絮絮叨叨地表白自己品行高洁的诗人，那个用充满好奇的没完没了的发问来探索真理的诗人，那个世世代代被老百姓用独一无二的高规格——固定的节日来纪念和歌颂的诗人，归根结底还是被冠以爱国主义诗人。既如此，用《国殇》来解读楚辞，是不是直奔主题，一篇中的，再贴切不过了？当然，《国殇》的艺术价值也是其入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对此，《中国文学十讲》有精辟而独到的分析和讲解。
在“两汉诗文”一讲里，《中国文学十讲》所选文章是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里的《鸿门会》。从史学的角度看，“鸿门会”是撬动历史杠杆的关键；从文学的角度看，《鸿门会》是记事写人篇章典范中的典范。纵观《史记》里的多篇文章，太史公用巧妙的手法传达出对项羽和刘邦的不同的感情取向十分明显：抑刘扬项。在《鸿门会》一节里，司马迁冷静而客观地穷形尽相，把众多人物都刻画得令人难忘，把历史的转折进程表现
得鲜活淋漓。既然《鸿门会》在篇篇皆为精品的《史记》里已然出类拔萃，那它就一定是《中国文学十讲》的必选作品。
《中国文学十讲》对唐诗的选取最具典型意义。
讲到唐诗，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一定会是李白。不错，《中国文学十讲》列出的第一位唐代诗人正是李白。可李白有《李太白集》三十卷诗作传世，洋洋大观，选哪一首最能代表李白的风格？怎样用一首诗来证明李白就是李白呢？《月下独酌》！这首诗，史上对其评价甚高的大有人在，但是，许多作品选都没有看中它也是实情。《中国文学十讲》慧眼独具，只选一首就瞄准了它。
《月下独酌》不像《鸿门会》之于《史记》，一望便知是皇冠上的明珠。《月下独酌》是沉淀于李白诗海
之中的不可多得的璀璨之作，一经仔细斟酌，便能发现其不同寻常的特质。我们从诗歌的字里行间就能看出其所包含的李白之为李白的多种元素。
一是酒。酒可说是诗人不离左右不可或缺的朋友。李白以酒助兴，以酒解愁，甚至借酒装疯卖傻，平视帝王；酒和醉密切相关，是他诗才的催化剂，所谓“李白斗酒诗百篇”。本诗主题就是以饮酒为线索展开的。再是月。以月亮入诗，李白是最拿手最不厌其烦的诗人。他时刻把月亮挂在诗里，挖空心思赠予月亮无数种绚丽多彩的芳名，赋予月亮不同的形象气质、色彩形状和意向特征，古往今来无人能比。本诗题目即为“月下”，月也是诗里的重要“人物”。第三是仙。李白作为“诗仙”，有很多描述
仙境的诗作，其言多似天仙之辞，人也纵逸若仙，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有“谪仙人”之称。对仙境的向往是他看透朝野腐败的现实、政治失意后的理想寄托。仙境的曼妙与诗境的美好一脉相承，是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成人童话，是最惬意的想入非非的驰骋空间。《月下独酌》全诗在几番纠结之后仍然思绪飞扬，归结于仙境结束。
《中国文学十讲》把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后选出的作品作为著书的重要经脉，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及现代文学……不必一一列举，所选的每一首每一篇都和李白的《月下独酌》一样，有着深远的文学史含义。
对于可以多维度进行解读的每一作者的每一作品，《中国文学十讲》都在基于文学史的视野下去考量和评述，这一点书中精彩无比的讲评可以佐证。这样严之又严、沙里淘金般淘出的珍品是深度探究、有序归纳的前提。选文与其所引领的史述之间具有表象和意蕴相结合、特殊现象与普遍共性相关联等方面的内在统一，因而具有“链接”与“超链接”的指导意义，两者是整体，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以思想、艺术价值为尺度，以反映史实为依据形成的选文的标准，为破译每一作品隐藏于字面深处的密码，挖掘其多重层面的意义指向，呈现并概括中国文学的华丽流变，其观照作用犹如迎风飘扬时猎猎作响的旗帜，又如高低深浅清晰可见的标杆，让读者以近水楼台的优势占尽先机。
这样的文学史著作，于生动流畅之中捋顺史的脉络，彰显文化品味，实属难得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