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生存与发展之需
时间：2021-07-09 20:03: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过渡时期社会的某些理论，以及19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某些历史传承，与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所面对的现实，存在很大差距。此外，进入20世纪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客观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不断改革。从根本上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原生性需要。
关 键 词 逻辑推理 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 改革 原生性需要
作 者 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从起源和本质上说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由于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特殊的公共权力，所以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各种国体的国家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瓜熟蒂落”的产物，又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不断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国体的国家。因此，它比之历史上存在过的国家，更加需要改革。苏联74年历史表明，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反之，不仅瓦解社会主义国家自身，而且祸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原生性需要
从苏联的74年历史来看，无论国家的巩固，还是社会的发展，改革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原生性需要。
首先，从理论源头上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赋予世界上开创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改革的现实迫切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指出国家从本源上说既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又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器。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历过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国家的设想，既有科学的预见，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某种理想主义成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也就不再需要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作“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对于之所以这样称谓，马克思恩格斯解释说：“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1]当然，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并不能随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立刻消亡。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即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领导俄国革命的基本目标，就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前夕，关于新国家的设想，列宁曾说：“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2]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称“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为“半国家”“消亡中的国家”“非政治国家”。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列宁认为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国家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只需要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组织。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为了严峻的现实。实际上建立起来的、现实的社会主义苏联国家，击碎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国家的理想主义色彩。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暴力成分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加强了，“红色恐怖”所扩及的面甚至越来越广。此外，国家一点也没有简单化，而是越来越复杂，国家机构叠床架屋。更让列宁意想不到的是，苏维埃国家也远不是“廉价政府”。马克思称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国家机器，是长在法国社会身上的可怕的“寄生赘瘤”。列宁以他特有的犀利目光，也看到苏联国家的这种发展趋势。1923年1月，已重病缠身的列宁，不无忧愤地说：“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列宁说到苏联国家机关的现状时，用了“糟糕透顶”四字，并且一再提到必须“改革”。[3]但是由于健康以及某些其他因素，列宁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却无能为力了。列宁无奈地把改革的重任留给后继者。
其次，列宁以巴黎公社为理想模板，筹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公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这就使社会主义苏联国家建立后，改革就成为国家得以巩固和逐步完善的起点。
马克思曾经饱含热情地颂扬巴黎公社所实行的措施。如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由于取消常备军和国家官吏这两项最大的开支项目，而成为廉价政府等。因此，马克思给予了这样的肯定：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而历史的实际是，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再者，这72天基本上是在内战的环境中度过的，局势根本没有给公社留出推行这些措施和检验这些措施是否可行，以及应当怎样修正的时间。此外，更应当看到，公社所颁布的那些法令和采取的措施，是在人类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的历史时代，领导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凭着工人的朴素阶级本能，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朦胧憧憬，所做出的情感性选择。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总结，当然不可能超越历史，只能就历史时代谈历史。所以，马克思把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本身就是历史和时代的一种认识。
1917年8～9月，列宁所写的《国家与革命》既作为夺取政权的理论指导，也是在描绘即将到来的新国家的蓝图。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第3章中，专门谈“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其中第2节，集中地谈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列宁的结论是：“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4]可见列宁是以公社为模板，构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称苏维埃国家是“巴黎公社型国家”。列宁以巴黎公社为模板来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给苏联国家带来的时代性缺陷。为了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几乎是刻不容缓的。实际上，列宁创建苏联国家，也是边建、边改，在建中改、改中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