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中国的反向政治参与
时间：2021-07-05 20:00: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的政治参与具有两个层面，既有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也有自上而下的反向政治参与。反向政治参与体现在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和征集人民意见等政治过程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在包含了两种政治参与模式。这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有、独特和独到之处。
关键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反向政治参与；反向政治参与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民主政治成为西方政治的基本原则，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直接行使管理权利，但是在现代政治实践中，人民直接行使管理权利在现实政治中无法实现，因而公民在民主政治中只能是参与政治，通过参与政治来体现人民主权，即政治参与。在政治参与模式中，公民是一方，政治体系是另一方，公民通过选举等方式参与到政治体系的组织运作和政府决策中去，这种政治参与模式是箭头向上的政治行为，因而也塑造了西方关于政治参与的主流观点，即政治参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单向度政治行为，公民自下而上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这种观点鲜明地体现在政治参与的各种定义之中，如诺曼·H·尼和西德尼·伏巴认为，“就政治参与这个术语来说，我们指的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为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行动”{1}。巴恩斯和凯思认为，“政治参与是在政治的各个层次中意图影响政治抉择的公民的一切自愿活动”{2}。塞缪尔·亨廷顿和琼·纳尔逊的观点更为直截了当，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3}。《国际社会科学大辞典·政治学卷》也认为，“政治参与指社会成员在选择统治者，直接或间接地在形成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分享的那些自愿活动”{4}。
西方主流观点对政治参与的定义也对国内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5}。李景鹏认为，“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是指人民通过投票、组党、加入政治团体等活动来直接或间接影响决策的行为。或者也可以说，人民通过参加政治生活，以各种不同方式影响不同层次的政治决策的行为”{6}。王浦劬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7}。王邦佐认为，“政治参与就是公民或公民团体影响政府活动的方式”{8}。杨光斌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定或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9}。陶东明和陈明明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10}。国内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还有很多，但大同小异，都受到了西方政治参与定义的强烈影响。
但是，政治参与只有一个向度吗？只能是公民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吗？是否存在政府参与到公民中间去的反向政治参与行为呢？进一步说，是否存在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层面的政治参与行为呢？西方主流观点和国内政治学界都较少考虑到反向政治参与问题。而且大多数西方学者也都把政府行为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他们认为政治参与只是平民的政治活动，政府和政治职业者的参与行为不属于政治参与范畴。亨廷顿和纳尔逊认为，“我们确定的政治参与概念，不包括作为角色行为的政府官员、政党骨干、政治候选人和职业院外分子的活动”{11}。“参与者的政治活动是间断性、业余性的，相对于其他社会角色来说，通常是附带的和第二位的。这样，有许多政治活动，包括政治上最活跃的那部分人的大部分活动，就不能算是政治参与。”{12}
除了上述主流观点之外，也有部分西方学者不是很清晰地表达了政治参与可以是双向度的观点，如戴维·米勒和韦农·波格丹诺夫在其主编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就指出，政治参与是“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这一宽泛的定义适用于从事这类行动的任何人，无论它是当选的政治家、政府官员或是普通公民，只要他是在政治制度内以任何方式参加政策的形成过程。这一定义并不包含这样的含义，即政治参与者必须成功地或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13}。在这个定义中，政治家、政府官员与普通公民一道，只要参与了公共政策制定就属于政治参与，政府官员也与公民一样属于政治参与主体。这种观点显然不同于亨廷顿和纳尔逊的观点，但是它也没有明确指出政府官员的政治参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反向政治参与，更没有意识到政府官员的反向政治参与要求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深入到公民中间去。
国内最早注意到反向政治参与问题的是王绍光先生，他用的概念是逆向参与，他指出，“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是把原来紧锁的门改装成虚掩的单向弹簧门，公众参与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进屋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14}。但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它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15}“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调转了参与的方向，要求决策者主动、持续地深入群众。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参与是民众的权利，而群众路线模式则强调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干部的责任。”{16}王绍光发现中国的逆向参与模式与西方政治参与模式截然相反。但是王绍光对逆向参与的讨论到此也戛然而止，没有进一步深入讨论反向政治参与的主体、性质和方向等问题，更没有讨论群众路线之外的其它反向政治参与模式。
本文在王绍光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指出中国的政治参与具有两个层面，既有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也有自上而下的反向政治参与，反向政治参与不仅仅体现在王绍光先生所讨论的群众路线之中，也存在于调查研究、征求人民意见等政治行为之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政治参与和反向政治参与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相得益彰，互相补充，二者的有机结合体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在包含了两种政治参与模式。政治参与和反向政治参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政治参与的特色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有、独特和独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