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时间：2021-07-01 16:03: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缺乏一贯性。宪政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强调维护从“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却转变为以国际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币原外交”。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自主外交”。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对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济利益，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币原外交”；自主外交；“二十一条”；大正民主运动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围绕着是要同欧美协调、还是实施独立的东亚政策这一问题徘徊不定。1920年代，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日本与欧美在争夺殖民地利益问题上的冲突日趋激烈，日本的两大政党提出不同的外交政策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宪政会·民政党提出了欧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的“币原外交”，反对党政友会在田中义一内阁时期则提出了对中国强硬的“自主外交”。1920年代日本外交的变化是日本外交政策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中孕育着战后日本外交的雏形。
回顾二战前两大政党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中国政策，不难发现日本的中国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不断进行调整。颇有意味的是，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代名词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和成为二战前日本和平外交代名词的“币原外交”都是由同一个政党即宪政会提出的。而“币原外交”这一对欧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的“协调政策”并不是宪政会的专项发明。这一外交路线，最早出现于第一届政党内阁，即原敬政友会内阁，其主张来自这位平民宰相，而到了田中义一内阁时期，政友会却转而批评起自己曾主张的“协调外交”为软弱外交，大力鼓吹以对中国强硬为核心内容的“自主外交”。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时期(1918－1932年)对中国政策的不断调整过程，找出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中国政策，没有始终一贯的原因是什么，也即探讨日本对中国政策的真正动因。
政党政治的根基——大正民主运动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驾崩，由体弱多病的大正天皇即位，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大正时代(1912－1926年)。大正民主运动开始于大正初期的“第一次护宪运动”(1912－1913)，经过1918年的“米骚动”，到“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1925年)，最后以1925年“普通选举法”公布告终。大正民主运动是二战前日本政党政治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1918年的“米骚动”以后，初次建立了原敬政党内阁。1922－1924年的加藤友三郎、山本权兵卫、清浦奎吾等三届“超然内阁”的成立引起社会强烈不满，认为这种内阁与立宪主义不相符，它们的出现是对国民的宣战。在这种民众声讨“超然内阁”的声浪中，立宪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联合起来，发起了第二次护宪运动，目标是确立政党内阁。大选结果护宪三派获胜，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在众议院获得最多席位的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组阁，于是在1924年6月，成立护宪三派内阁。第二次护宪运动是政党进行的有组织、有理论、有目的的政治改革运动，宣告了藩阀寡头体制的结束。
试图折衷君主制和民主主义的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是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根据。正是有了这种理论的指导，才有可能在1918年9月，出现日本历史上第一届真正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作为不拥有爵位的平民宰相，依靠立宪政友会议会多数党的地位，原敬不仅成功地保持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将殖民地总督武官制改为文武官并用制，而且降低选举权财产资格扩大选民人数，进一步增加了执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原敬内阁开创的政党政治打破了藩阀寡头统治的局面，形成了经选举产生的政府(众议院与政党内阁)与非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元老、枢密院、军部)相互对峙的“双重政治结构”。1924年以“第二次护宪运动”为背景成立的护宪三派内阁，不仅通过了成年男子均有选举权的《普通选举法》，而且也使众议院第一大党组阁的政党政治形成惯例，直到1932年5月犬养毅政友会内阁倒台为止。大正民主运动有着两个侧面：对内民主主义，对外帝国主义。亦即要求国内政治作民主改革，但对外却认同帝国主义政策。大正民主运动的对外认同帝国主义倾向正是20年代日本二战前两大政党制定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
宪政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加藤外交”到“币原外交”
《日英同盟》在1921年1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被美、英、日、法等《四国条约》代替以前，得到宪政会的极力拥护。宪政会的外交路线是以“日英同盟”为基轴，极力维护日本在“二十一条”中获得的利益，并试图掌握东亚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宪政会的总裁加藤高明作为一名外交官，曾经在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1900.10.19—1901.5.2)、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1906.1.7—1908.7.4)、第三次桂太郎内阁(1912.12.21—1913.2.11)、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1914.4.16—1916.10.4)中担任外相，在《日英同盟》的缔结和促进日英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宪政会外交路线形成的中心人物。
1924年6月加藤高明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以后，中国舆论界称加藤高明护宪三派内阁为“四十二个条内阁”。这是因为担任宪政会总裁的加藤高明，从一战后到1924年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之前，一贯坚持强硬的“二十一条”。当1919年爆发反日、排日的“五·四”运动时，加藤高明就曾发表言论说：“因山东问题引发的支那骚乱，实感意外，关于此点两国间于1915年缔结了条约。”从他以上言论可知，加藤高明与他所属的宪政会站在全面拥护1915年签订的“二十一条”的立场上，认为中国民众的反日民族主义运动完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并且强烈指责原敬政友会内阁的“软弱外交”。所以对于中国民众来说，1924年6月加藤高明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意味着“二十一条内阁的再生”。北京的社会日·报称“加藤不仅发明了二十一条，而且还是迫使我们签订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加藤上台后势必提出四十二个条”。也就是说，在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之前，宪政会批评原敬内阁的国际协调、对中国不干涉政策为“软弱外交”，要求对中国反日运动采取武力镇压的强硬措施。
在1924年6月召开的第49次临时议会上，新外相币原喜重郎发表演说，提出以“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对外方针。其主要内容为：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以维持世界和平；第二，尊重外交政策的前后相承，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在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次演说不仅标志着“币原外交”的正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