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格局“再民族国家化”的可能

时间：2021-06-28 12:02:3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文章导读】20世纪世界政治版图的重大变革是由三波民族国家化浪潮主导的。其中，某些现象反复出现：政治版图的碎片化、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释放和政治精英的本地化，三者之间彼此相互关联。作者认为这些现象其实就是“民族国家化”。当前，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渐成并没有让世界走向一种“历史终结”，欧元的失败、苏格兰的独立、欧洲激进民粹运动、东亚海域上的擦枪走火甚至阿拉伯世界第二次动荡，这些猝不及防的事件是否预示着新一轮“民族国家化”的可能？
　　20世纪世界政治版图的重大变革是由三波民族国家化浪潮主导的。第一波浪潮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结果是沙俄、德意志、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这四大帝国的覆灭。在欧洲，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诞生；在中国，爆发了对政局有深远影响的爱国运动；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膨胀。这一波浪潮唯一的“反动”力量来源于苏联，它以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兴的普世理论为武器主动克服政治变革中的民族化浪潮，建立起苏联这样一个巨大的“类帝国”政治实体。第二波浪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结果是亚洲和非洲国家一大批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这一波浪潮遇到更为强劲的“反动”力量：意识形态对峙的两大阵营，或者说两大“类帝国”集团，社会主义阵营以军事和硬实力、资本主义阵营以金融资本和软实力力量分别将东西方为数众多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纳入自己阵营之中。第三波浪潮出现在1970～1990年，其结果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崩离析与苏联的解体；在亚洲，中国通过转向美国打开了外交局面，东南亚则经历了一轮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最终回到了平衡状态。这一波浪潮遇到的“反动”力量主要来源于各种区域一体化力量，例如欧盟、东盟以及其他此类政治组织。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目睹第四波“民族国家化”浪潮？如果是，其表现形式与政治后果又会是怎样的？
　　纵观18世纪以来的经验，“民族国家化”总是意味着对殖民帝国的反动。资本创造殖民帝国为便利自身在全球流动的工具，在殖民地设立工厂，铺设铁路、塑造使用双语思考的当地精英阶级、建立有效的责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而当它的目的达到之后，资本反过来又抛弃“殖民帝国”，令其扶植起来的当地精英阶级感受到异己文明的压迫，进而起身反抗。这样，对殖民帝国来说，民族国家化往往意味着战争和版图分裂，而对殖民地来说，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的是以政治民主化外表出现的精英民族化一殖民地本地培育出的、兼具世界视野与本土意识的民族精英作为整个阶级掌权。在这样的时刻，民族精英阶级的成功程度决定了殖民地国家“民族国家化”的成功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令我们目睹了旧殖民帝国的全面崩溃，但某种形式的“资本殖民”，或者说旧帝国通过对产业链上游、资本市场和国际体系运作规则的掌控继续控制或剥削后发国家的现象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马克思主义声称自己处理的就是这类议题，因此它被两大阵营的对抗掩盖了。9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又使这一议题被民主化浪潮和资本的全球化掩盖了。随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被掩盖的问题重新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在这三次浪潮中，一些类似的现象反复出现：政治版图的碎片化、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释放和政治精英的本地化，三者之间彼此相互关联。单纯用“殖民地的独立”、“民主化浪潮”或“民族主义的兴起”来指代它们都是不够全面的。因此，我们选择以“民族国家化”来综合概括这些相互关联的现象。
　　“民族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是全球（或跨国）资本市场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或欧洲）资本市场处于产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资本力量与国家力量结合过于紧密，其结果是被捆绑在国家的战车上参与对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的暴力争夺。在这场争夺中，败者失去殖民地，但胜者并没有得到它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受大萧条的影响，全球（或欧美）资本市场无力解决内在问题，因而必须依赖国家力量的外在介入，其代价就是国家政权对资本和社会的极权式掌控。上世纪90年代末的民族国家化浪潮则主要是东欧—苏联资本市场的失败：苏联经济一方面难以承担国际石油价格下降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又无法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的资本循环中获得补充。其结果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民族国家的方式，而非通过旧有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的方式来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
　　从这一角度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欧债危机已经暗示全球资本市场已经遭遇重大挫折，而且挫折的趋势远未结束：接下来可能会轮到新兴经济体承受全球性危机的新一轮深化，就像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亚洲新兴国家承受过的那样。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治制度运行多年，社会资本雄厚，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承受挫折的能力依然很强。倒是诸如印度、巴西这类新兴国家的政治体制更加脆弱，更加难以承受危机。
　　失去全球（跨国）资本市场的支持之后，旧有政治体制可能无法压制或抗拒本来它能够压制或抗拒的问题与力量，脆弱链条出现、矛盾凸显、革命爆发，这时候我们就直接看到了“民族国家化”的现象。“民族国家化”的特点是：伴随着政治结构的迅速扁平化，地区性问题冲破脆弱链条并导致政治动荡，最后，除非有负责任的本地精英建立起新兴政权，完成构建民族国家的任务，否则这些问题无法获得根本性解决。
　　“民族国家化”浪潮给“帝国”或“类帝国”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在这里，我用“帝国”这个术语指代那些成功完成多民族（甚至跨民族国家的）大疆域综合治理任务的主权政治体，而“类帝国”就是那些试图完成此类任务但仍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主权政治体。“民族国家化”浪潮或者直接撕裂帝国，或者迫使帝国面对的问题更加碎片化，从而大大提高其维护秩序的成本。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大一统帝国的力量和碎片化的力量反复出现，形成拉锯战，而“民族国家”则试图以残酷无比的全面战争一劳永逸地解决二者之间的长久对立。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的判断是：金融危机及其进一步深化正于全球范围内创造新一轮“民族国家化”浪潮的经济条件，更具体地说，这一经济条件指的是地区性资本市场的失败，也即其丧失维系旧有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由于经济政治体制的脆弱性，西亚一北非地区已经被卷入这一浪潮之中，但这很可能只是开始，而非结束。如果人们无法阻挡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衰退，这一浪潮将可能继续席卷欧洲，东亚、东南亚到南亚和拉丁美洲地区。因此，我们需要就这些地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讯问：旧有政治制度会瓦解吗？人民想要进一步释放其政治参与意识吗？政治精英会更加本地化甚至民粹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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