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互动理论初探
时间：2021-06-28 12:02: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拟先简要介绍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互动”的相关论述，并指出它们的不足；然后对“互动”概念作出比较详细的界定和解释；最后根据国家行为体互动的性质将互动分为冲突型、合作型和竞争型三类，并对之进行定性分析。
关键词行为体 互动 冲突型 合作型 竞争型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2-0060-66
“互动”（interaction或interact）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出现的概率并不算低。美国学者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认为：“从定义上看，国际关系有别于政治学的其他研究，因为它关注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1]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关系理论更加关注的是与国家行为体间的互动过程、方式和结果等相关的经验事实，而非“互动”概念本身；或是虽然对互动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理论（如博弈论和镜像理论等），但由于它们的种种缺陷，从而难以构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互动理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赋予“互动”概念以“本体”地位，并试图构建一套较完整的互动理论。
一、“互动”概念研究现状
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学派及其他一些分支学派如微观心理学派和英国的“国际社会”学派都有对“互动”概念的相关论述，但它们对“互动”的关注程度及所给予“互动”的地位是不同的。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般被称为“理性主义”，以与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学派相区别。对于理性主义而言，“互动是通过博弈理论进行探究的。”[2]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通过强调国家行为体多次重复的互动来说明合作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任何行为体的互动都会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发生；[3] 同时，制度又是在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当行为体不是独立决策时，就要求各方共同建立起行为规范，实现共同希望的共识安排，这时制度就形成了。[4] 在强调制度背景的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更加重视行为体多次重复博弈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他们认为，由于博弈者在长期的互动中会形成一种互惠（reciprocity）的机制，国家会发现共同合作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的结论是：博弈中的多次互动会促使理性的行为体选择合作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关注重复互动中合作的可能性相比，新现实主义者更加关注囚徒困境中相互欺骗的互动模式，更加关注相对收益和权力等因素对博弈进程的影响。他们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低估了国家在合作中所需克服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因为各国都不能确定其他国家未来的利益和目标；即使它们相信武力在将来无效，它们同样不能确定对手是否也这样认为。[5] 正是由于对相对收益、权力和武力等因素的关注，新现实主义才得出结论：作为博弈者的国家在多次的互动后并不能形成自愿的合作。
“互动”概念是建构主义学者用来阐述其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工具。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声称他要做的三件事之一就是关注“体系理论应该考虑的国家间的互动或曰进程”。[6] 温特将“符号互动社会学”引入他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作为“具有意图性、理性和利益考虑等人的特征的行为体”，[7] 它们之间的互动就构成了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在互动发生以后，由于有了自我角色和他者角色的区别，国家的身份得以确定，而身份决定利益。对于温特来说，身份和利益不仅是在互动中习得而来，而且也是由互动所支撑的。[8] 总之，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互动不仅是国际体系结构形成和存在的基本条件，而且是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得以建构的重要条件。正如温特所言：“正是通过相互间的互动，社会的结构才能得以建构并具体呈现出来，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才能得以界定。”[9]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微观认知学派也给予“互动”概念以一定的关注。罗丝•斯塔格纳（Ross Stagner）的镜像理论（mirror-image theory）认为：当冲突双方疑心极重时，一方采取的防御行为可能会被对方视为挑衅，从而使对方作出进一步的防御性反应，而这一反应只能证实前者的怀疑。[10] 同关系恶化的过程一样，紧张局势的缓和也是一个相互反应的过程。另一种与镜像理论相似的简单互动理论是理查森（Lewis Richardson）的“反应过程”理论。他用线性微分方程分析了军备竞赛中的双方在互相反应或作用－反作用模型中的行为。他的分析模型显示：国家和人一样，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1]
英国的“国际社会”学派将“互动”看作是国际体系形成的条件。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当国与国之间进行经常性的交往，而且它们之间的互动足以影响各自的行为时，就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一个体系。[12]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则将互动分为军事互动、政治互动、经济互动和社会-文化互动四个层次，并根据这些不同的层次将国际体系分为完全国际体系、经济国际体系和前国际体系三类。[13] 可见，布尔和布赞等人都利用“互动”概念来解释国际体系形成的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对互动论述的两点不足：
一是缺少对“互动”概念的明确界定。学者们多将“互动”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术语。在（新）现实主义那里，互动是零和性的相互背叛关系；在新自由制度主义那里，互动是一种互惠与合作关系；在建构主义那里，互动是作为符号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来理解的；在微观学派那里，互动更多是一种相互间的刺激与反应的过程。对于“互动”本身，学者们的界定不甚明确。
二是上述对互动的论述，除了博弈论和微观学派理论外，都不算严格的互动理论。温特似乎对“互动”一词更加情有独钟，不过“互动”概念在他的建构主义理论中也只是个辅助性概念；“互动”是作为“条件”而非“本体”而存在。在布尔和布赞等人那里，“互动”也是作为“条件”而存在——互动被看作是国际体系形成的条件。微观学派的镜像理论和“反应过程”理论可以算是互动理论，但它们的“刺激-反应”型的阐述模式过于简单，难以解释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而且它们并没有给予“互动”概念本身以应有的地位。博弈论也是一种互动理论，但博弈论关注的是“C”（cooperate，合作）与“D”（defect，欺骗）的所谓“战略互动”问题，而没有向人们描述国家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的互动问题；而且，博弈论对“互动”概念本身也语焉不详。
正是由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对“互动”论述的一些不足，本文才试图构建一套自己的互动理论。
二、“互动”概念界定
在几本权威的中文词典中很难找到关于“互动”一词的具体解释；英文词典对“interaction”的解释也只是寥寥数语，如《韦式新大学词典》（第9版）将“interaction”定义为“相互作用的行为或影响”。在学术著作中，也很少有专门对“互动”含义的界定。但该词汇还是频频出现于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在国际关系学中出现的频率也不算低。不过，人们只是将“互动”简单地理解为行为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或是相互反应的一种关系。这是一种浮于表面的“关系论”。如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就将“互动”理解为“关系”（relation），认为单元的相互关系（relate with one anther）就是互动。[14] 如果要深入研究行为体的互动机理，这种简单的“关系论”是不够的，因为它仅仅表明了行为体相互作用或影响的一种状态，而不能以一种动态的姿势告诉人们行为体怎样和为什么相互作用或相互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