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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令体系还是礼法体系?

    时间:2021-04-11 12:03: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律令说”由日本学者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可。“律令说”虽然以中国古代法律语词为外衣,但其背后体现的仍然是日本人效仿大陆法系的历史过程所产生的“法典情结”;“律令说”的有效时段是魏晋到唐宋,这种对中国法律史掐头去尾,难以囊括中华法系的法历史;“律令说”只能用于表述中国古代刑事、行政方面的成文法,不能表述大经大法、祖宗之法、天下之法,难以涵盖中华法系的法体系;中华法系是礼法体系,从体系上看,包括礼典、律典、习惯法三个子系统,从历史上看,包括原型期、重组期、成熟期、衰落期四个阶段。
      关键词:律令说 律令体系 礼法体系 中华法系
      作者秦涛,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重庆 401120)。
      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律令说”,并以之来认识中国古代法的整体。20世纪90年代,“律令说”引介到中国,并在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本文考察“律令说”从产生于日本到传入中国的来龙去脉,探讨了“律令说”的本质,并对之提出商榷,认为中华法系不是律令体系,而是礼法体系。
      一、“律令说”的由来和盛行 [见英文版第30页,下同]
      最早用“律令说”来研究中国古代法的整体,乃至整个中华法系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学者。
      要想了解日本学者为什么会使用“律令说”来研究中国,我们先要知道“律令制”在日本的情况。日本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转折。第一次,叫“大化改新”。隋唐时代,中国国力强盛,声威远播海外,日本人慕名而来,派出了大量的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他们发现唐朝有一部《唐律》,律之下还有令、格、式等法律形式。整个官僚系统就在律、令的框架之内有效运作,行政效率很高,他们就把这套“律令”制度引进了日本。公元645年,日本的孝德天皇效仿中国使用年号纪年法,定年号为“大化”,第二年就颁布诏书开始改革,这就是历史上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以后,日本就从以前大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一跃成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律令制度是完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制度建设,所以日本人对律令制是很有感情的。他们将大化改新以后的以律令制度作为基础制度的国家形态,叫“律令国家”。20世纪日本历史学家竹内理三主编了一本《日本史小辞典》,专门设有“律令国家”的条目,说:“大化革新时建立,一直延续到平安时代的日本古代国家,以律令为基本法典,故称律令国家。”日本比较早期的历史学家,比如桑原骘藏,也把日本的律令和唐朝的律令作一些对比研究。但是他们只是说中国古代有“律”和“令”两种法律形式,还没有提出具有理论内涵的“律令制”概念。
      但是,明治维新以来,这一现象发生了改变。19世纪,西洋人仗着坚船利炮,打破了很多东方国家原本封闭的格局。日本发现,原先“大化革新”时学习的那套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此时已经落后了。日本以巨大的魄力和行动力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文化,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
      在法律制度方面,西方有两个大的法系:一个是英美法系,一个是大陆法系。日本学习的是大陆法系。大陆法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看重“法典”的编纂,所以又叫“法典法系”。法典是把整个法律体系分成若干法律部门,比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然后把每个法律部门的所有法律文件都整理、审定一遍,去掉其中矛盾、重复的部分,系统编纂成一部基于共同原则、内容协调一致、有机联系的统一法律。日本人认为,法典是一种先进的法律编纂形式,是法律进化的产物,所以当时很多日本法学学者推崇法典。
      但是,日本人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也不免于伤到自尊心。他们认为,西方有先进的法典,日本历史上有没有类似法典的东西呢?他们找到了律、令,想要构建一个概念,在古代的律令制和近代的法典之间,建起一座桥梁。这个概念就是“律令说”。
      1904年,日本学者浅井虎夫完成了一部名作——《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这是早期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名作。这本书把中国古代的法律统统分装在“律”和“令”两个箩筐里面,说:“中国法典体裁上之特色,在其略有一定。养(原文如此,疑误——引者按)中国法典,得大别之为刑法典及行政法典二者。刑法典,则律是也。行政法典,则令及会典(包含《六典》在内)是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浅井虎夫虽然还没有提出“律令说”之名,但是已经有“律令说”之实了。
      最早明确提出“律令说”的,应该是日本著名的法律史学家中田薰。1933年,中田薰在为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作序时,写道:“大概依据可否属于刑罚法规,而把国家根本法分成律和令两部分,这是中国法特有的体系。”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田薰陆续发表了三篇有关中国律令体系沿革的文章,系统阐发了“律令说”。他认为:“所谓律令法系,是指由律和令两种法典形式组成之国家统治的基本法的支那独特的法律体系。”那么,中田薰的这些“律令说”,是基于中国什么时段的法律制度提出来的呢?他的后继者大庭脩说,“律令法”的概念是“中田博士在其晚年著作《关于中国律令法系的发展》一文中,根据唐代法律提出来的”。池田温则进一步探索这个概念的起源,认为中田薰“早在比较日本国固有法时,就将此作为概念使用”,而在战后又将之移作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由日本法制史学之父中田薰氏创造出了‘律令法’这一名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作为法制史术语广为普及”。
      中田薰提出“律令说”的概念,是开辟工作,来不及对一些问题进行仔细的论证和推敲。比如:用一个日本法制史的术语,来研究中国法制史,用一个隋唐断代法制史的术语,来描绘“上起汉代,下迄清王朝”的法制通史,是否有效呢?是否准确呢?有没有局限性呢?这些问题,中田薰都没有进行细致的论证。不过,这并不影响“律令法”的概念对此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者们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滋贺秀三很快接过了中田薰的接力棒。他的《关于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1955)结尾部分根据唐代律令的情况明确提出,人们去判断一个法系是不是“律令法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律令法体系”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关键要看两个标准:第一,法律要分成刑法和非刑法,刑法就是律,非刑法就是令;第二,律只有一部,那就是律典,令也只有一部,那就是令典。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不是说有了律和令,就算是律令制度。比如秦朝、汉朝,虽然既有律又有令,但是不符合两个标准,不算律令制度,只算律令制度的前身。在中國古代,律令制度是在曹魏、西晋的时候成立的。在中田薰提出“律令法”概念短短几年后,滋贺氏就进行了这样精致的考证,并且对中田薰的概念进行了修正和响应,这就让学界来不及对“律令法”概念本身进行反思,就直接开始了更加具体的细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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