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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司法改革的微观考察

    时间:2021-03-06 12:00: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以人民法庭这一微观司法设置为中心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进行考察,通过对人民法庭的地位、功能变迁及其具体司法实践与宏观司法改革之间关系的阐释,表明我国的司法改革实践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同时也有基层为了回应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自发变革和发展。司法改革不应该仅仅是司法向社会和国家要地位、政策和资源,更应该在弄清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在充分了解基层司法运作特点的基础上,实现司法系统内部资源分配重心的下移,充分调动已有司法资源,回应社会公众的纠纷解决需求。
      关键词:司法改革;人民法庭;微观考察
      作者简介:李鑫,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司法制度。马静华,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四川 成都 610207),主要研究方向:诉讼法学、中国司法改革。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12YJA790035)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3-0051-10
      一研究的缘起
      当下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最热门的话题是司法改革。虽然在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司法领域的改革仅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相较于法律体系的完善、法治理念的传播、法治文化的建设等方面,司法是最贴近百姓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也是最容易被“评头论足”的内容了。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在相关的理论研讨中,还是在实务经验的交流中,我们关注的主题似乎都过于宏大了,且这些关乎价值和理念的宏大叙事也多集中于司法制度某些“点”上,而不是司法制度的具体运作和实践效果。不可否认的是,司法改革首先是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宏观层面看,它不仅仅关乎整个法律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甚至可以放入我国政治制度中加以考量,其关乎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等价值的实现和平等、严谨的程序等理念的塑造,学界也有许多为人称道的理论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可参见:顾培东:《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龙宗智:《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徐显明:《司法改革二十题》,《法学》1999年第9期;苏永钦:《飘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第1期;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
      那本文为什么提出要将司法改革置于放大镜下,进行微观考察呢?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司法改革最终要回到制度的设置和实践上,这些年司法改革在局部出现反复和停滞的主要原因就是即便在顶层设计上我们已经有了优秀、现代化的改革方案,但在具体实施中却不尽人
      收稿日期:2016-04-28意。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司法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推进改革的一部分,必须有整体的规划和方向,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由于社会需求的真实存在,与社会直接联系的基层司法,已经在制度和政策允许的空间内悄然进行着自发性的变革,且这种变革已经受到了顶层决策者的关注和赞许。可以说,我国的司法改革已经由“自上而下模式”转变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模式”,司法改革的地方实践值得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现今有关司法改革的主张似乎过分强调司法与其他社会治理方式或纠纷解决方式的区别,无论是所谓的“司法独立”,还是“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抑或是“法院人财物的省直管”,都在强调司法应该拥有独特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方式,但实际上司法改革作为我国推进改革的一部分,其改革的立足点不应该是向社会、向国家要政策、要资源,而应该是首先对司法领域内资源的分配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进行宏观改革的同时,不断对细节进行调整,以实现与宏观改革同步、并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效果。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进行微观考察的想法就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产生的,同时希望借由对司法改革的微观观察,寻找司法领域内解决某些症结的方案。
      本文选取的主要考察对象和研究样本是以人民法庭为代表的基层司法。人民法庭的设置由来已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设置,作为基层人民法院面向社会设立的派出机构,从建国初期主要负责土改和三反“三反运动”指在国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活动,在基层社会中,官僚主义等问题,并不十分突出,因此一般并不专门设立“三反人民法庭”,而是将此类案件交由已经设立的人民法庭审理。、五反“五反运动”指在工商业从业人员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活动,建国初期,工商业主要集中大中型城市,因此相关案件数量也并不多。、普选等案件审判工作,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人民法庭这个时期的人民法庭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常设型的解决百姓日常纠纷的人民法庭,一种即为了特殊政治目的而设立的人民法庭,这种法庭一般随政治运动的开始而设立,政治运动结束,也即宣告使命的终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关于土改地区的人民司法机关必须大力参加人民法庭工作的指示》(1951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1952年“三反”人民法庭判处贪污分子的刑事处分不须报人民法院批准的复函》(1963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省级“三反”人民法庭或市(省辖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的案件发现原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时应如何审理问题的复函》(1963年6月1日)。,到现在主要审理简单民事案件、刑事自诉案件的人民法庭,人民法庭的总体数量在不断调整,人民法庭管辖的案件范围在不断变化,人民法庭审理案件和解决纠纷的能力在不断提升,人民法庭在整个司法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也发生了数次转型。相关研究可参见顾培东:《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的重构》,《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但不曾改变的事实是:人民法庭在解决基层社会纠纷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杜中杰、张慧鹏:《人民法庭一审案件占全国法院的4081%》,《人民法院报》2005年4月9日。
      由于西方法治理论和法治模式对我国产生的深刻影响相关研究可参见: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有部分学者片面地认为人民法庭的存在不符合法律的程序主义、审判模式较随意,可能比较“乡土”。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法院现代化、规范化的发展历程中,人民法庭被当成我国司法理念落后,司法审判流程不严谨,乡土司法、熟人司法、人情司法的典型代表,受到诸多批评。相关研究可参见:邵俊武:《人民法庭存废之争》,《现代法学》2001年第5期;张青:《乡村司法的社会结构与诉讼构造——基于锦镇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牟军、张青:《社会学视野中的乡村司法运作逻辑——以鄂西南锦镇人民法庭为中心的分析》,《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丁卫:《乡村法治的政法逻辑》,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刘晓涌:《乡村人民法庭研究》,武汉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在司法技术并不发达的地区,司法审判追求实体、并不注重程序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其二,我国的巡回审判都是通过人民法庭实现的,巡回审判中对于仪式性、程序性东西的刻意简化,审判和调解融为一体的、因地制宜、因事而变的纠纷解决方式也与一般庭审有较大区别;其三,不可回避的是:我国基层法官的法律职业素质并不高,但在地方却又有较高的威望,基层审判中对于习惯法比较看重等因素也是现实存在的。实践中,人民法庭从“直接面对农村进行案件审理和纠纷解决”高其才等:《乡土司法:社会变迁中的杨村人民法庭实证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7页。的司法机构到“设在城乡结合部,正是为了使国家司法覆盖这一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边缘区,避免法外之区”高其才等:《基层司法:社会转型时期的三十二个先进人民法庭实证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48页。。人民法庭的这种转变和围绕人民法庭存废和改革方向的改革,是司法改革理论研究和探讨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其代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人民法庭的“基层性”代表了我国司法的普遍水平和普遍问题,代表了我国司法所处的常见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其二,人民法庭的“民主性”代表了我国司法体制对社会公众需求的积极回应;其三,人民法庭的“问题性”体现了我国司法在发展方向选择上的徘徊与彷徨。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人民法庭选作是用微观视角观察我国司法改革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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