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创新”
时间：2021-02-17 08:01: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信托100声明：合法合规框架下创新！”
近来，一家名为“信托100”的网站急速聚焦在了媒体的镁光灯下，而缘起，便是这家网站将原本进入门槛高达一百万元的信托产品，拉到了只有100元的水平。而围绕此举究竟是“违规”还是“创新”的争论，又将“转型”与“创新”的课题直接推到了信托业面前。
创新基点与起点
有别于在其他国家的形态与地位，信托业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金融行业的存在，本身便彰显着一种创新的积极姿态。
信托业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定位，固然和历史的传承以及特殊的国情有关，但更得益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安排。可以说，信托业的出现，本身便承载着中国对于金融创新的迫切需求与殷切期待。因此，创新之于信托，既是应有之义，更是责无旁贷之举。
事实上，信托业的发展之路，便是一条不断自我否定、自我突破、自我超越的创新之路。而通过对信托制度的不断理解、发掘与实践，信托业所构建的业务模式、所拓展的产品类型、所树立的价值理念，都被快速移植到了金融的各个子行业，形成了连锁式的持续创新效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进步。
信托业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创新上表现抢眼，其动能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制度优势，是内生的自然驱动，另一方面则是行业的环境压力，是迫于外部的生存反馈。
信托的创新基点与起点，显然来自于业内常常提到的制度性优势：唯一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实业市场的“全牌照”，具有提供全流程、多方位、多维度解决方案能力的综合金融服务商，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金融工具。因此，信托的创新基因是与生俱来的，符合其内在发展的逻辑。
但同时，行业生态环境的危机与压迫，对于信托的创新而言，却可能扮演着更为直接与重要的角色，而这，恰恰是被业内常常忽视的一面。
长期以来，“金融百货公司”的角色，在为信托工具提供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先天利好之外，实则也将信托业置于了一种颇为尴尬的地位：样样皆通，样样稀松。相较于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的专业化，信托缺乏稳定的专属业务领域是显而易见的。而游走于各个专业版块间的信托，当然时时处于与其他金融子行业争夺生存空间的严峻现实中，这样的外在压力，使得突破与创新成为了信托得以生存的必要手段和途径。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迫于业态环境的紧张与逼仄，信托才不断激发出了对于自身价值的挖掘与利用能力，诠释了信托的创新之路，也才成就了信托今天的资产规模与行业地位。
因此，讨论信托的创新，决不能仅仅以信托的内在制度优势作为唯一观照点，而应对其外部环境给予更多的关注，惟其如此，对于信托创新的探究，也才能获得更为深广的背景与更为深刻的意义。
戴着镣铐的舞者
信托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恰恰对应着内、外两条线索，两种理路。
就先天优势与内在驱动力而言，制度的灵活、包容、多元赋予了信托创新以近乎无限的可能性，正如业内所言：“可以与人类的想象力媲美。”举个例子，就“信托受益权”来说，投资者（不同风险偏好者）、融资方（及其股东、管理层、员工或关联方）、担保方（或者信用增级机构）、接盘方（刚性兑付的合作机构或者特定的流动性支持机构）、专业支持机构（包括投资顾问、营销机构、项目资源提供方等）、信托公司（代表固有资产或者代表其他信托计划）等各类主体都可以成为委托人（受益人），并且享有信托受益权（及其派生或衍生的金融权益）以及承担特定的义务和责任。由此，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可以围绕“信托受益权”的灵活性而设计出千变万化的产品模型。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将信托制度的各个方面、每个环节加以细分、拼接和重组，信托的创新空间将会多么广大。而这种基于制度安排的精巧设计，将是信托不断开拓创新的坚实基石。
但显而易见的是，创新理论上的“可能性”与付诸实践的“可行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这种转化的障碍，显然更多地来自于外部的制约因素。
首先，市场对于创新是有选择性的。目前，大多数创新的逻辑起点，是由市场需求引发的，只有切合一定市场需求的创新之举，才可能在刚一推出，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一个先天的“存量客户”群体，减少产品与客户的磨合期，进而降低拓展市场与培育客户的成本。因此，信托创新虽然具有太多的可能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只能遵循迎合当下市场的已有之规。
其次，信托创新是在顺应国家政策方针与符合监管要求的框架下，获取合法性和可行性的。在某种意义上，信托是“戴着镣铐的舞者”，既肩负着不断创新的使命，有着突破现有程式的内在冲动，却又须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能触碰种种“红线”，而此间分寸的拿捏，颇难把握。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着宏大而深刻的社会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时在全会公报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此稍加解读，可以看出：中国仍旧处于“在路上”的不断改革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依然在不断调整当中。而这样的发展阶段，投射在行业中，便是现有金融秩序并非“完全定型”的“成品”，而是依据变动不居的现实，不断加以调试，因而仍是处于探索中的“半成品”。这样的发展阶段，便决定了信托市场（同时也是许多其他行业）的某些特征：实践常常先行，而理论、制度、规范则往往落后于现实。从信托监管中，也很容易体现出这样的特征：监管多以通知、意见、紧急叫停乃至“窗口指导”、“踩急刹车”的方式来对已经发生的信托实践加以规范，在效果立竿见影的同时，其实也折射出某种捉襟见肘的无奈。由此可见，信托创新的“可行性”即“可实现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发展的阶段与进程，同时受制于外部监管、行业实践共同营造的行业生态环境。
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转换逻辑，多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着手创新，是不是也是一种有益的思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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