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教育
  • 小学学习
  • 初中学习
  • 高中学习
  • 语文学习
  • 数学学习
  • 英语学习
  • 作文范文
  • 文科资料
  • 理科资料
  • 文档大全
  • 当前位置: 雅意学习网 > 初中学习 > 正文

    【张季鸾与胡适的友谊】张季鸾

    时间:2020-08-17 07:16: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张季鸾与胡适,青少年经历基本相似,先后留洋回国后,都反对帝制和军阀混战,追求民主、自由和独立;二公自20世纪20年代初于上海建立莫逆之交,在张的影响下,胡开始参与政治,也办报刊开启民智,他们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坛两昆仑;在张的邀请下,胡加盟《大公报》,共同把文人论政的遗风推向极致;更可贵的是,张代表蒋介石邀请胡上庐山参加茶话会,胡后来出任驻美大使,争取美援,并促美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观。胡不仅把《大公报》全部贡献给国家,而且参与抗战中的重大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甚至受委派参与对日秘密谈判,张季鸾及其主笔的《大公报》堪称“中国战时精神长城”。他们肝胆相照,互为知己,相互合作,珠联璧合,演绎了中国文人论政、议政、参政的奇观,堪称文人报国两昆仑。
      
      经历相似,互为知己
      
      胡适比张季鸾小三岁。两人故土都在偏僻的山区,只不过一个在安徽绩溪,一个在陕西榆林;他们都出生在父亲任职的相对繁华之地,胡生于上海,张出生在山东。他们的父亲都曾任清廷地方官,清正廉洁,喜好文事。胡适的父亲胡传,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时,胡适还不足四岁。张季鸾的父亲张楚林也是考取进士,辗转山东为官。张季鸾则比胡适稍微幸运点,在1901年父亲去世时,已经十三岁。俩人都是幼年失怙,在别人帮助下上了当地有名的学堂,打下坚实的古文基础,也同样在少年时代去异地拜名师,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受戊戌变法新思潮影响较大,只不过胡适在上海,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张季鸾在西安,在郊县直接受教于和康有为齐名的刘古愚。他们同在十八岁考取官费留学生,不约而同地学习社会科学,且学有所成。只不过张东渡日本留学五年,学习政治经济学;胡西去美国留学七年半,始学农学,后转学哲学、经济、文学。
      他们也都受国内新思潮感召先后回国,以笔为匕首,从事反帝制反封建运动,以宣传民主、自由和科学为己任,办报刊开启民智。张季鸾在辛亥革命前夕回国,直接投身政治,担任孙中山秘书,参与中华民国创立,办报反袁倒段批蒋,为新闻界翘楚;胡适则在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发表自己的宣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那时,胡适刚二十七岁,不是不关心政治,他留学美国对西方民主宪政很有研究,而且经常参加演讲。但他回国看到封建专制和军阀政治,极为反感,出于书生的“洁癖”,不屑于谈专制政治,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傲骨。然而,胡适不谈政治的想法,只坚持了不久,随后他加盟新文化刊物《新青年》,主张以文学革命为先导,进行思想启蒙。1919年任《新潮》杂志顾问,参加《新教育》编辑工作,投身于五四运动中,迎接杜威来华讲学,拜会孙中山,接办《每周评论》,积极投身政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在办报方面,胡适与张季鸾相互影响很大,办报刊理念也极其一致。
      张季鸾回国后辗转办报,身体力行,争取新闻自由,独立精神,甚至两次被捕入狱,也可以说是为国家争自由独立。这和胡适的自由主义观点如出一辙。1920年,胡适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张相识在1921年。这一年春,担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养病在家。7月暑假时,去上海暂住,经陈布雷介绍,和时任《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初识。两人可以说经历极其相似,且有着共同的志向,自然结成至交。
      他们都对军阀政治极为反感。张季鸾主笔《中华新报》,以笔为武器,反对军阀的倒行逆施,主张民主自由。1922年6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著名的“好政府主义”。
      他们后来甚至直接参与政治,对结束军阀混战产生了很大影响。1923年1月,三十三岁的胡适,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专制难以适应,干脆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期间,和在上海办报的张季鸾来往过密,二人谈论自由、民主与科学,彼此引为知己。当年10月,胡适回北京,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主任。1924年初,在北大任教。6月,筹备《现代评论》。这一年,张季鸾主持笔政的《中华新报》停刊,他也从上海北上,担任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驻京代表,直接参与北京政变。两人在北京大学经常相聚谈论政事,交情更加深厚。
      躲不过政治的胡适,受张季鸾的影响,1925年开始主动参与政治。这年2月,他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3月,应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1925年春,张季鸾告别胡适,随胡景翼南下,任陇海路会办。两人暂时分别。1926年,张季鸾辞去陇海铁路会办之职务,流寓天津续办《大公报》,主张“四不” 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胡适可以说是张季鸾《大公报》的忠实读者和热心作者。这一年12月 31日,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的胡适,坐轮船去美国,在纽约、费城等地游历并演讲。1927年4月,胡适又到日本横滨,暂住二十三天,游历了京都、奈良、大阪等处。回国后,他不愿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而是到上海与徐志摩等人创办新月书店,从事写作与讲学,但对张季鸾主笔的《大公报》依然很关注。
      他们在文学上互相影响也很大。胡适早在1917年,就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且身体力行写白话诗。张季鸾写文章,有一个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和过渡的过程,可以说就是受了胡适影响。从办北京《民立报》到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初期,张季鸾所写的评论,半文半白者居多。对此,徐铸成的评价是:“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而到其任社论主笔的中后期,受胡适建议,白话文运用得越来越多,而且,尽量使用平民的语言,议百姓关心的事情。
      张季鸾、胡适两人身材都不高,同样常穿一件长衫,潇洒从容。人都较瘦弱,但双目炯炯有神。他们同样交友甚广,且交友并没有以党派而画线,张季鸾虽然略有口吃但很健谈,胡适在美学过演讲,口才极佳,均很有人缘。更重要的是,俩人待人接物,亲切和蔼,常常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无论是谈国内外大事,还是说笑玩闹,都能与大家融洽相处。
      他们二人虽说都主张开启民智,倡导新风,但婚姻也极其相似,都是在少年时由他们的寡母包办婚姻,且都在国外学成回国成婚。正如蒋介石评价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张季鸾在1907年专程从日本回国,与小时订婚约的榆林一大户人家女子高芸轩结婚,且婚后感情很好。1926年,张季鸾甚至把这个夫人接到天津共同生活,她去世后还给予厚葬。这一方面是为了却他父母的生前夙愿,另一方面是受传统影响颇深的缘故。他曾在1938年三八妇女节次日的一篇社评中提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保护女性”,“自古重视婚姻”,“严男女之别”,“这也是中华民族形成伟大文明和最大民族的原因之一”。这可以说是他的婚姻观的流露。
      胡适也是在1904年仅十四岁时遵寡母之命,与年仅十二岁的当地大户人家女子江冬秀订婚。他留美的时候,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大兴,且胡适1914年在美国和才貌俱佳的韦莲司相识,立即相恋,而且爱得非常缠绵。韦莲司的情书写得让今天的人看了都心惊肉跳。但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撕毁母亲包办的婚约,在1917年回国后,立即与江冬秀成婚。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韦莲司空候胡适一生,1971年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再说1923年胡适在杭州养病时,和小表妹曹佩声爱得死去活来,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中的神仙生活”。但他依然终生和夫人江冬秀在一起。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一跃成为全国报界翘楚,各界名人发来贺词。刚刚从上海北上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发来贺词――《后生可畏》。
      胡适指出,《大公报》之所以能赢得这样的荣誉,不过是因为它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责: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内的大多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1932年5月,胡适创办《独立评论》,在发刊词表达出的办刊理念,可以说就受到张季鸾办报“四不”方针的很深影响:“公平的态度”、“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负责任的言论”和“独立的精神”。
      对张季鸾和胡适来说,办报还是他们的“报国方式”。胡适曾不止一次在日记中记下,每到发刊前,总得搭上所有时间编稿,每每弄到凌晨。而他总是自励道:“这是做国家的事!” 这种工作方式,可以说和张季鸾的作风一样。胡适办刊几乎没有善终,大都在政治风浪中颠覆。这和张季鸾回国后十五年办报极其坎坷一样。
      此后,他们从惺惺相恤,走上了共同合作,联手办报,共同论政、参政的道路。
      
      合办《大公报》,论政两昆仑
      
      1933年仲春时节,张季鸾到北京大学找胡适商量办报。
      时值北京一年之中难得的好时光,风光旖旎。他们二人坐在未名湖畔,一壶清茶,谈论时局,商议办报,谈兴渐浓。
      胡适出谋划策道:“季子不妨在言论上着手,扩大作者范围,以期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此计甚妙!我们每周可以出一专刊。”张季鸾抚掌大笑,兴奋地点燃一支烟,“这样,《大公报》可就名副其实了!不过,还得请先生出面联络各界有名望的知识界人士撰稿了!”
      胡适一直想有论政、参政、理政的平台,对张季鸾恳求自己牵头,欣然点头,答应联络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知识分子,提供稿件。他们商定,创办“星期论文”专刊。
      《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开张的第一篇,就是胡适自己写的,题目是《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开张之后,坚持每周刊登一篇不变,在当时确实很罕见,即使在以后报界,也不多。遇有重大新闻,或提前或推后,但一定不空,可以说既严谨,又相对灵活。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张季鸾对时局的看法,可以说基本相同,特别是对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国共问题,他们二人的认识大体一致。可以说,胡适借《大公报》这一平台,不仅实现了自己论政的理想,而且对后来进一步参政、理政,对推进民主宪政、全民抗战起到重要的作用。
      再说胡适,他给《大公报》写“星期论文”非常认真,他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昨晚回家已是今早一点钟了。写了一点多钟的星期论文,才去睡。”
      胡适一生共创办和参与创办过七种报刊,唯独对《大公报》非常有感情,如同自己办的一样。在他的日记中,可以随时看到涉及《大公报》的记载。
      
      骂蒋助蒋,态度相同
      
      他们两人对蒋介石的看法,也都有一个从反感到欣赏,到充满希望的过程。
      1926年,北伐势如破竹。胡适在日记中有如下评价:“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当时,张季鸾发表评论,探讨国民革命何以得全国响应,所向披靡。
      但在1927年,他们都对蒋介石很反感。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自称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翻云覆雨,大开杀戒,实属口是心非下流丑恶的两面行为。这年底,张季鸾发表了《蒋介石之人生观》,斥责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并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胡适也同时披挂上阵,以《总理遗训》和《建国大纲》为依据,对蒋介石痛加批判,言辞之尖刻,为胡适一生为文所少有,和张季鸾批判蒋介石的时评珠联璧合。后来,蒋介石甚至公开说:“胡适系反党。”
      他们对蒋介石印象的转变,是分别第一次面见蒋之后。虽说时间一前一后,但都是着眼于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大局。
      张初次见蒋在先,那是在1928年7月1日。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对张本人及其主笔的《大公报》极其看重;另外也是张从蒋身上看到结束军阀混战、国家统一的希望,加之日本虎视眈眈,他决定拥蒋。
      胡初次见蒋在后,那是在1932年。胡适送给蒋一本《淮南王书》,蒋也回赠其亲著的《力行丛书》。胡适发现:“他(指蒋介石)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他认为,既然蒋先生缺乏“诤友”,由自己来扮演这个角色又有何不可?随后,胡适对蒋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这一方面与他对蒋观察了解更加细致有关;更重要的一方面,恐怕是九一八事变后,救亡图存压倒了思想启蒙,成为举国大事。
      胡适和张季鸾初次面蒋留下的印象也几乎一样,两人对蒋态度的转变原因,也完全相同。这完全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张季鸾委托王芸生打电报给胡适,请他把对于西安事变的感想写出来给大家看看。胡适在病中写了篇《张学良的叛国》,在12月20日的“星期论文”栏下发出,第一次正式尊蒋为“领袖”。 当然,胡适还不忘在“领袖”头上,戴顶“宪政”的帽子。文章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季鸾读到时,深切体味到胡适在这几天中精神上的苦痛,他写下了七篇社评,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撰写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更加器重张季鸾,对胡适的好感也更深了一层。
      
      代请名流,共商国是
      
      自西安事变后,张季鸾参与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与蒋关系密切。他在强敌当前的局势下,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蒋介石这个国家中心,促使他领导全民抗战。
      1937年1月5日,在西安事变前后忙碌整整数月的张季鸾,风尘仆仆地又从上海回到北平。
      这次北上,张季鸾是受蒋介石委托,邀请胡适等北平名流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的。
      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特性,使他们不由自主地从傍晚8点谈到深夜12点,依然不愿散去。话题从中日问题,谈到中苏问题和国共问题……可以说讨论得非常热烈。
      作为国士的张季鸾,这次冒着风险,拖着越来越严重的肺病,顾不上休息,来到日本人虎视眈眈的北平,走访各界名士和学者、大学校长,为即将举行的庐山谈话会做准备。
      在张季鸾的动员下,1937年7月,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上山当天,蒋就请胡茶叙。胡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河北,谈得少有的慷慨激动,令蒋为之动容。和蒋介石一席长谈后,胡适决定完全投身政治,把自己献给危难中的国家。
       作为全国舆论翘楚的《大公报》主笔、蒋介石“国士”的张季鸾,自然也在被邀之列。蒋介石还特意给了张一个特殊新闻记者的名分。
      那时,蒋介石对于是否立即全面抗战,并未最后下定决心。张季鸾走访了各界贤达,同时也了解了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也想在庐山找机会谏蒋下定决心抗战。
      会议本来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召开,然而,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会议推迟了一天于7月16日在牯岭火莲院庐山传习学舍举行。蒋介石面对全国各党各派代表、无党派知名人士以及大学校长等,发表了《最后关头》的抗战宣言,明确表示了准备坚决抗日的决心。蒋同时重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里的一句话:“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陈布雷、张季鸾起草《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最后关头》两篇文章时,张季鸾的得意之笔。
      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行辕召见了张季鸾,蒋告知张一个字:“打!”希望张立即返回上海《大公报》,大力宣传全面抗战。
      刚过五十岁生日的张季鸾,听到这话,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两眼放光,可谓“老夫聊发少年狂”,只见他快步走出了蒋介石行辕,手舞足蹈。他首先一路赶到胡适的住处,进门就喊道:“《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
      “打!今日起,我也要为国家牺牲了。”胡适也情不自禁喊道。
      那日,张季鸾几乎逢人便说:“一个字――打!”这个“打”字像飓风一样,很快席卷整个牯岭,整个庐山,以至整个大江南北!
      20日,蒋介石离开庐山前往南京,准备召集军政人员开会,部署对日作战计划。同日,张季鸾也离开庐山,返回上海《大公报》,全力宣传全面抗战。29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艰苦牺牲的起点》,认为事情的性质和时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力主坚决抵抗,全面抗战。这对引导全国各界的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胡适在这一年9月以特使身份赴美。胡适的日记中颇有些悲壮――“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他创下了五十一天行一万余英里,演讲五十六场的纪录。累得四十八岁的胡适在当年年底就心脏病发作而住院休养。
      
      共赴国难,同筑长城
      
      由此开始,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张季鸾主笔的《大公报》一直是我国新闻舆论界宣传抗战的一面旗帜,执国内言论之牛耳,朝野关注,中外瞩目。
      1938年10月8日,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胡大使抵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大使之使美,是为代表整个的中国,传达抗战时期我们对美国友人的希望与期待的。本来无论谁做大使,都是为增进国交,但胡氏的任务却超过寻常。”
      胡适上任后一是争取美援,最大的成果是在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晚,获得了美国的桐油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给国内低迷的人心打上一针强心剂。二就是胡适运用其知名度,和在美国的广泛人脉,四处巡回演讲,以图刺破盛行于当时的孤立主义。仅1938年就任驻美大使之前,胡适在美数百场演讲的主题都是:“第一,日本是世界文明的公敌;第二,中国人正在进行的牺牲,是在为美国而战;第三,美国的和平必不长久,太平洋这一战无法避免。”
      一个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四处巡游距离之长,演说次数之多,而目的就是鼓动所在国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观。日本那边,对美国国务院支持“战争贩子”到处巡讲,极表愤怒;另有一日文报纸在获知胡适任大使后,忧虑道:“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挡得住胡适。”而美国这边,直到战后,还有史学大家愤愤然著书说,美日之战本可避免,罗斯福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所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就是胡适!
      再说张季鸾,在全民抗战期间,为蒋介石起草了一些重要的文稿,他甚至忘掉“四不”宣言,把《大公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治使用”;还参与蒋介石重大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成为蒋的高级智囊;甚至受委派参与对日秘密谈判,表现出了嶙嶙风骨,可谓不辱使命。在1940年日本对大西南抗战后方进行狂轰滥炸之际,张季鸾以日文及日本风格写成《告日本国民书》,蒋介石阅后一字未改,印刷后用飞机撒向日本主要城市。《大公报》主要因张季鸾的社评获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被称为“战时精神长城”。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于重庆,在当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纪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胡适得知噩耗,特意发来唁电,悼念这一知己。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胡适的预测成为现实。美国宣战当天,胡适认为自己使命完成,决定辞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大学校长的胡适,看到国民党推行“党化新闻事业”,言论自由的氛围不复存在,不禁忆故人季子,多有感慨,如鲠在喉。他在他本人主编的《申报・文史》周刊上撰文批评此举策。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墓志铭赞曰:“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评价可谓公允。■
      
      (责任编辑/谭玉先)

    推荐访问:胡适 友谊 张季鸾 张季鸾与胡适的友谊 百年五牛图之三关于张季鸾 张季鸾与民国社会

    • 文档大全
    • 故事大全
    • 优美句子
    • 范文
    • 美文
    • 散文
    • 小说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