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中国牺牲的“军统”少将周镐|邓丽君军统少将

　　一个军统少将级的特务,在抗战进行到第六个年头时,突然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来到汪精卫伪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摇身一变成为汪伪少将,这个变化委实有些令人不解,他作为戴笠的亲信为何要“叛变投敌”呢?
　　
　　一
　　
　　周镐,原名周治平,1910年1月生于湖北省罗田。黄埔军校第七期(武汉分校)毕业。后入蒋光鼐、蔡廷锴第十九路军,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失败后回家乡,途经汉口时以“共党嫌疑”遭宪兵拘捕,经熟人说项被释放。1934年周镐参加军统组织。由于他结识戴笠“十人团”成员之一的大特务周伟龙,再加之工作勤奋,先后担任过武汉站站员、贵阳邮检所检查所长、广东税警总团稽查股股长、暂编第八师少校谍报队队长、军统局广东站督察、军统局重庆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军衔为少将,与戴笠的军阶一样。
　　1943年初,在法西斯阵营日落西山的大好形势下,他却脱离了重庆抗战阵营,到了南京,参加汪精卫的伪政权组织,挂上少将军衔,充其量也算平级,何况还是汉奸政府。在没有升官和发财的情况下,背上个汉奸的骂名,他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呢?
　　用眼下通俗的一句话说:是卧底的。原来周镐是受军统局长戴笠的指派,打入汪伪首都南京,秘密身份是军统南京站站长,主要任务是获取情报,相机策反汪伪三把手、实力派人物周佛海,以待日后日本投降时控制南京地区,以免落入共产党和新四军之手。此时的周佛海脚踩两只船,已经秘密写信与戴笠取得联系。
　　周镐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从重庆到湖南,再由军统局京沪区区长程克祥陪同,辗转到了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的内弟杨惺华委派汪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迎接,将程克祥和周镐秘密护送到南京,程克祥转赴上海。
　　周镐到南京后,在长江路一七四号租了一所房子住下。同年7月的一天,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在汪伪政府迎宾馆专门接见了周镐。周镐言谈话语,鞭辟入里,给周佛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日记中有对周镐的评价:“人极稳重,且有见识。”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周镐很快在汪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兼江苏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周镐重建了被日伪破坏了的军统南京站,周本人任站长。不久,周镐与他在黄埔军校时期的老同学、汪伪军事委员会情报局上校军官徐楚光联系上。两人甚为投缘。此时的徐楚光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周镐并不清楚他的秘密身份。
　　为了便于在伪军高级将领中活动,周佛海又给周镐在伪军委会搞了个高级参议的虚衔,他与伪军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1944年,美军有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通报给重庆的蒋介石。于是戴笠下达密令,需要周佛海予以配合,周佛海专门把驻扎在河南的孙良诚第二方面军调到苏北,以图策应美军登陆;还特意派周镐去孙部任总参议,以便更好地控制这支部队。
　　有了周佛海这把“保护伞”,周镐与孙良诚联系密切。为了直接把情报通知戴笠,周镐借助周佛海的力量,把电台秘密设在南京新街口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三楼的一个阁楼上面,以商业电台为掩护,每天夜里与重庆方面联系,把搜集到的有价值的日伪情报发送到重庆去。戴笠对周镐的工作颇为满意,并通过他发指示给周佛海,逐步控制伪南京国民政府,为重庆方面服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投降。当天深夜,在南京的周镐就得到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当时新四军的部队已经运动到南京城下,粟裕已被任命为南京市长,准备随时接管南京。戴笠根据掌握的情报,迅速将此情况报告给蒋介石,并要求蒋介石委任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为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并委任时在上海的伪市长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经蒋介石批准后,戴笠通过秘密电台,分别向周镐和周佛海发出委任令,让他们立即控制南京、上海。
　　面对南京的动乱形势,驻南京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宣称:“派遣军不论战局如何转变,决议严明之军纪,公正严肃之态度,向击灭顽敌之途迈进。如有曲解军方真意,于治安上有不良行动,或有亵渎日本军威者,军方决予断然处置。”
　　周镐不管那一套,他只遵照戴笠的命令,多方联络,立即行动起来,准备赶在新四军前面,从日军手里接收南京。
　　8月16日晚,周镐率领手下接管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大厦,开会部署,分配了接管南京的各负责人的名单和接管的各机关。
　　周镐等指挥部人员连夜开会布置任务,首先决定接管伪《中央日报》和伪《中报》、封存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控制伪财政部和伪中央广播电台和伪宪兵队等重要机关;并赶印接管南京的传单和布告,足足忙了一个通宵。
　　天亮以后,在新街口的银行大门外挂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
　　周镐派人在南京街头四处张贴《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布告》。接着,周镐一声令下,指挥部人员在一天时间里逮捕了包括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中央常委、大汉奸梅思平,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嵩高在内的大小汉奸头目四十七名,统统关押在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的地下室里。与此同时,周镐还派出伪财政部警卫队人员接管各伪机关、查封仓库,管制报馆等。
　　8月17日中午,周镐到中山东路西祠堂巷伪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向市民宣告日本投降的消息,同时宣布南京日伪政权已由南京指挥部接管,南京指挥部负责社会治安、行使政府职权等,望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从指挥部的命令,遵守秩序,等候国民政府还都,等等。
　　当时,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宣布解散在南京的伪政权,和周佛海商量成立“南京政务委员会”以图过渡,等蒋介石派人来接收南京。没想到周镐采取了一系列强行接管南京的行动,打乱了陈公博的部署,陈便认为这是周佛海指使部下所为,于是大光其火,下令调集嫡系――伪中央军校学生军、驻南京警卫部队,警戒和封锁了颐和路陈公馆一带的街区,与支持周镐的财政部警卫部队发生火并,一度枪声大作,人心惶惶,局势失控。
　　周佛海急忙求见陈公博,希望罢兵,并求助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出面维持秩序。当陈公博质问他时,周说自己并不认识周镐其人,此事与他无关。
　　在陈公博、周佛海的请求下,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立即派小笠原中佐带着日本兵去周镐的南京指挥部,强行带走并软禁了周镐,宣布立即解散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并将被指挥部逮捕、关押的汉奸全部释放。
　　周镐的所谓“三日政变”就这样昙花一现。
　　不久,蒋介石又委派大汉奸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接管南京。直到戴笠等重庆大员抵达南京以后,周镐满心以为自己会被当做军统的功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定会被释放。没想到戴笠翻脸不认人,斥责周镐在南京擅自行动,打乱了部署。戴笠还认为周镐可能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而胡作非为。而且戴笠更不能容忍的是,周镐是以“中将”的身份发动“政变”,认为周镐野心十足,于是下令将周镐继续关押和审查。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局改名为保密局,由郑介民和毛人凤继任正副局长。通过熟人缓颊,周镐才被释放出来,保密局却不安排差事,让他在家赋闲。
　　
　　二
　　
　　周镐为军统和蒋介石卖命,却招来无妄之灾,出狱之后,又得不到重用,本来对蒋介石和保密局一肚子牢骚,加上国民党在胜利后对各地的接收与“劫收”无异,接收人员大搞“五子登科”,即大肆搜刮房子、车子、票子、料子、婊子,乌烟瘴气、腐化透顶,丧失民心,周镐认为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是早晚的事情。
　　就在周镐一肚子怨气和牢骚无处发泄时,突然有一天,徐楚光来看望他,有朋自远方来,周镐十分高兴。
　　徐楚光是湖北浠水人,浠水与周镐的家乡罗田毗邻,算小同乡,他和周镐又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他是1927入党的共产党员,在鄂豫皖边区直属团筹备处负责训练工作,直属连连长。后被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派到国民党军队中搞策反;曾随宣侠父等去广西,做争取桂系部队的工作。抗战时期,徐楚光受党的委派,在孙殿英第五军教导大队工作,身份是中校教育长。经过他的团结教育,近千名青年进入抗大一分校学习。1942年3月,党组织派徐楚光打入汪伪军事集团,任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司上校秘书,和周镐一直有交往,但周镐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华中局改为华东局,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机关设在山东临沂。另组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机关设在淮安。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副书记谭震林。为了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华中分局决定成立第三工作委员会,简称“三工委”,由徐楚光担任主任。
　　国共和谈破裂,内战风云突起。华中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把开展对京沪徐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策反列为重要工作。徐楚光经过考虑,认为周镐是争取的目标之一,于是主动登门。
　　经过徐楚光的分析与开导,周镐表示自愿申请加入共产党,愿意为党的事业工作、奋斗。
　　徐楚光向上级汇报周镐的情况,经华中分局领导人的同意,1946年10月,周镐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同时被任命为京沪徐杭特派员,归徐楚光的“三工委”领导。
　　抗战胜利后,为了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孙良诚部伪军被蒋介石收编,此时正在驻防苏北仪征、瓜洲一带。
　　孙良诚是原西北军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深受冯玉祥的赏识和器重。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良诚任国民党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1942年4月,他率部投降汪精卫集团,当上了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下辖三万人。 1944年9月,孙良诚率部移防江苏北部,孙就任汪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孙良诚部到苏北后,不断受到新四军的打击。但共产党对孙良诚部还是采取了争取的措施。
　　1945年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曾派十八集团军秘书长、晋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部长申伯纯,持毛泽东的亲笔信,由孙良诚驻开封办事处主任黄溥尔陪同,千里迢迢赶到扬州与孙良诚会谈,分析形势,晓以大义,动员孙部相机起义。中共党员朱振山住在孙良诚所部第五军王清瀚处做联系人。4月6日,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代政委饶漱石专门发电报给苏中、苏北军区,指出:首先要把敌军工作的重心放在分化争取孙良诚部上。5月下旬,新四军又派敌工干部周天亚等人,到扬州说服孙良诚起义。
　　尽管共产党和新四军对孙良诚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但孙良诚下不了决心,始终持犹豫观望态度。
　　1945年10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向河北解放区发动进攻,中共成功策反原西北军高树勋部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前线举行起义,给蒋介石以极大的打击。邯郸起义也极大地鼓舞了各区的策反工作。
　　华中分局也十分重视对西北军的争取工作,专门成立了“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周镐因为曾经是孙良诚部的总参议,和孙良诚有一定的交情,他向徐楚光自荐前往策反孙部。
　　徐楚光认为能动员孙良诚起义,当然是件大好事,于是很快上报华中分局,很快得到上级的同意,并让他们报上策反方案。
　　就在徐楚光、周镐紧张地做准备工作时,天有不测风云。这个策反计划被“三工委”京镇特派员刘蕴章所知悉。刘蕴章曾任汪伪海军政训处处长。抗战胜利后,他伪装进步,跑到解放区,要求参加革命工作。党组织后委任他为“三工委”南(京)、镇(江)特派员。回南京后,刘蕴章又秘密投靠了国民党军统局,成了叛徒。他从交通员那里侦悉了徐楚光和周镐拟定的计划,即密报给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毛人凤本来就怀疑周镐“通共”,得到这一密报后,立即下令第六处对周镐进行严密的监视。
　　周镐对此一无所知,为了有个合法的身份掩护策反工作,向毛人凤提出自己没有太多的事情,想到上海静安寺搞佛教训练团。
　　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毛人凤同意了周镐的请求,并任命他为少将直属组组长。
　　1946年11月下旬,徐楚光到上海秘密约见周镐、刘蕴章等,讨论对孙良诚部策反的具体方案。
　　周镐信心十足,就在他要动身去孙部前,突然,保密局特务把他押送到南京宁海路十九号保密局看守所关押起来。
　　徐楚光得知周镐被捕的信息后,知道内部出了叛徒,下令周镐的交通员和与周镐有联系的所有人员统统转移。周镐在狱中坚不吐实,除了叛徒刘蕴章提供的“罪证”外,保密局找不到其他指证周镐“通共”的证据。加上周镐在保密局里熟人也不少,他与二处副处长黄逸公的关系很铁,黄逸公去找毛人凤说情,愿意出面担保,于是在1947年1月,周镐被开释回家。
　　
　　三
　　
　　由于周镐的被捕,党组织调动了徐楚光的工作,派他去湘鄂赣地区搞武装斗争。原“三工委”的工作,改由副主任郭润身负责,归属华中分局第六工作委员会(简称“六工委”)领导。
　　周镐出狱后,很快与郭润身接上了关系。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是继续争取孙良诚的暂编二十五师。周镐正考虑以什么身份再去孙部时,突然有一天,周镐被毛人凤召见。原来是蒋介石指名道姓让周镐持“总统”手令,前往孙良诚部调查孙与新四军的联系。
　　原来,孙良诚的部下赵祥云在抗战胜利之际在盐城举行了起义,投奔新四军。之后,赵祥云秘密找过孙良诚,动员孙部起义。这件事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认为孙良诚不可靠,但又想利用其反共。他知道周镐曾经在孙良诚处做过总参议,所以蒋介石命令周镐去调查此事。
　　有了蒋介石的提名,毛人凤不敢怠慢,于是重新起用周镐。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周镐可以大摇大摆地前往孙良诚部。
　　周镐到宿迁后,孙良诚立即为他设宴,接风洗尘。周镐向孙出示了蒋介石的手令,白纸黑字,上面清楚地写着:要周镐查明孙良诚私通新四军之事,照实具报。
　　孙良诚看完蒋介石的手令,立时吓得脸色大变,说:“赵祥云是来找过我,可我没答应他嘛。”
　　周镐说:“就算你说的是实话,你是个杂牌军,抗战时又落水投敌,你以为老蒋会相信你?”
　　孙良诚慌了:“那咋办?总参议,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无论如何要替我想个万全之策。”
　　周镐说:“与其被老蒋怀疑和不信任,你还不如找条光明之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嘛,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像你这样,干脆就到共产党那边,或许能得到重用。老蒋说你私通新四军,你就与中共接洽,伺机起义,像你西北军的老弟兄高树勋将军那样也很不错嘛。”
　　万般无奈,孙良诚只得向周镐表示:“治平兄肺腑之言,理当从命,希望兄能为我牵线搭桥。”
　　周镐当即慨然应诺。但是孙良诚又提出一个条件,他说:“我的弟兄跟我多少年了,我必须对我的高级军官的家属做出妥善安置,以减少起义的后顾之忧,希望中共方面能提供一千五百两黄金,以作高级军官家属的安家费用。”
　　周镐想了想,答应说:“我一定把这项要求向中共方面转达,等得到答复后向你汇报。”
　　完成任务后,周镐回到南京,即向蒋介石复命,说:“孙良诚并无勾结新四军的事情,都是些风传。”蒋介石指示周镐要密切注意西北军的动向。就这样,周镐不显山不露水地掩护孙良诚逃过了这一关。之后,周镐又向三工委负责人郭润身汇报了策动孙良诚起义的经过情况,转达了孙提出的要求。
　　郭润身向华中工委的陈丕显汇报了上述情况,华中工委又上报华东局,华东局于9月下旬复电华中工委,同意拨给孙良诚部五百两黄金作为安置军官家眷的费用。但因经费困难,其余以棉花等物资代替,并指示抓紧进行争取孙良诚部起义的工作,力促其成。
　　1947年10月间,蒋介石又接到密报,说孙良诚和李济深有“勾结”,“密谋反蒋”。蒋介石再次指定周镐前往孙部调查,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
　　周镐二次来到宿迁,见了孙良诚,开门见山,说:“这次兄弟我又是奉老蒋之命而来,任务是要查明你‘勾结’李济深,密谋反蒋之事。”
　　孙良诚大发牢骚:“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常言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像咱这样的又不是亲儿子,一有风吹草动,总是受气!老蒋对我百般猜忌,这样下去,叫我如何存身?”
　　周镐说:“老蒋那里我来应付。我看你还是要早下决心,另谋出路。共产党方面已同意拨给黄金五百两,不足之数以棉花等物资替代,以作为高级军官的安家费用。”
　　孙良诚是个老油条,一贯脚踩两只船,混了几十年,从西北军,到国民党军,到汪伪军,又到国民党军,现在又要投奔共产党军,就像戏剧中的绝活,叫变脸。他自嘲说:“我原来是白脸,后来成了黑脸,如今还要抹上一道红色,我岂不成了大花脸?”
　　周镐严肃地说:“什么大花脸不大花脸,我回去只要向老蒋说一句话,你别说队伍没有了,连命能不能保证还难说!”
　　孙良诚一方面向周镐表示:“我一定照总参议的话去做,希望中共方面放心。”同时,一再恳求周镐务必在蒋介石面前“多多美言”、“力予通融”,讲明他与李济深之间没有往来,只是谣言。
　　就在周镐利用蒋介石对孙良诚的猜忌压迫孙良诚,又利用孙良诚对蒋介石的不满,动员他及早起义,投奔解放区之际,意外的变故向他袭来。
　　1947年9月,奉党组织派遣,以华东军区特派员身份负责开展湘鄂赣地区军事斗争的徐楚光,途经武汉准备去大别山时,由于叛徒告密,意外地被武昌公安局逮捕,关押在国民党武汉行辕第二处(情报处)。
　　徐楚光化名席正,自称是上海《申报》的外勤记者。但特务机关很快弄清了他的真实身份。保密局即令武汉方面将徐楚光押送到南京审讯,关押在宁海路保密局看守所。不久,徐楚光的交通员吕祥瑞在郑州被捕,扛不住保密局特务的严刑拷打,供出周镐与徐楚光有联系。毛人凤早就对周镐有怀疑,只是抓不到可靠的证据,现在吕祥瑞供出了周镐与徐楚光的关系,于是立即下令将周镐再次逮捕,关进了宁海路十九号保密局看守所。
　　周镐二进宫,认为此次绝非前次可比,活着的可能性很小,老婆和孩子怎么办?思想压力很大,三天不吃不喝。同牢房的共产党员徐一帆同志劝他:“顶多一死,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周镐在日记中写道“倒反安心了,所谓死内求生……”
　　周镐被捕不久,他的政治交通厉群从解放区秘密回到南京。被潜伏在他住地“蹲坑”的特务抓了起来。敌人把徐楚光、周镐、厉群三人叫到一起当面对质,但徐楚光和厉群有意掩护周镐,就是不吐露实质性的问题,特务抓不到周镐的把柄。
　　就在考虑要不要释放周镐时,没想到原华中“三工委”秘书罗纳也被捕,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叛变了革命,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周镐又一次名列其中。周镐的夫人吴雪亚耗尽钱财,上下活动,后来由两个少将级特务向毛人凤上书作保,周镐死里逃生,终于再一次走出监狱。
　　出狱后的周镐,不久和组织接上关系,然后携全家逃离南京,去了苏北解放区。
　　
　　四
　　
　　1948年9月,济南战役爆发,西北军吴化文部起义,解放军攻破济南城,活捉了王耀武,国民党主力兵团损兵折将。解放军下一个目标是夺取徐州。蒋介石的兵力捉襟见肘,只得对杂牌部队百般拉拢,尤其对具有一定战斗力的西北军孙良诚,加官晋爵,笼络有加。10月,下令将孙良诚的暂编二十五师,扩编为一○七军,直辖徐州“剿总”指挥,全军扩大到一万人以上。徐州“剿总”令孙军驻守睢宁城,担任黄百韬的第七兵团的侧翼。孙良诚受宠若惊,对蒋介石感恩戴德,对他与周镐约定的起义之事,采取一味的敷衍应付的态度。
　　1948年11月初,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向原西北军将领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弃暗投明。蒋介石慌了,立即下令把孙、刘、冯等人召到南京,亲自接见谈话,又是慰问,又是宴请,百般拉拢利诱。要他们表达“忠于党国”的决心。于是,孙良诚等人都发表了拥护蒋介石的通电。即使这样,蒋介石还是密饬军务局长俞济时、政工局长邓文仪,对孙良诚等严加监视。
　　11月4日,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到达徐州召开作战会议,但在研究作战计划时,却将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等西北军将领排斥在外,不让他们了解作战机密。孙良诚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11月6日晚,淮海战役开始。11月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五十九军、七十七军两万余人在贾汪起义。这使解放军山东兵团迅速挥戈南下,截断了黄百韬、孙良诚西逃之路。
　　黄百韬被围以后,急忙给孙良诚去电,指令孙率部进攻宿迁,以解第六十三军在窑湾镇被围之急。孙良诚把电报一摔,说:“黄百韬自己率部往西撤,却要我向东打宿迁,这不是明摆着要牺牲我的部队吗?我的部队编制小,人枪少,哪比得整编师?五十多公里路孤军深入去打宿迁,解别人之围,我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去了也无济于事。”但孙良诚又不敢公然违抗军令,于是他派出一个团,前往睢宁东北十余公里的魏庄,装装样子,以应付黄百韬。
　　此时,苏北兵团兼苏北军区政委陈丕显致电周镐:“盼孙于此时起义。”周镐认为“事急时危”,为人民立功的时刻到了,于是他立即动身,马不停蹄地向孙良诚的驻地睢宁进发。
　　孙良诚原想按照与周镐的约定在睢宁举行起义,可是临时变卦。原来他接到刘峙的电话,叫他迅速率领部队撤往徐州,刘峙从徐州“剿总”调来十多辆大卡车接应。孙良诚感到老蒋还是重视他的,受宠若惊,亲率二六○师沿海郑公路向徐州方向狂跑。
　　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尾随其后攻击前进,第四师在右,第六师在左,第五师居中殿后,迅速包围了孙部。但是,为了尽量减少伤亡,根据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的指示,决定予以争取,要孙良诚率部投诚。
　　周镐于12日下午经过长途奔波,急匆匆地赶到了邢圩附近。他立即派人给孙良诚送去一封亲笔信,洽商部队投诚问题。正在包围圈中的孙良诚,正惶惶不可终日,看完信后,立即派了易副官前来接应周镐。周镐随同易副官徒步前往孙部,通过封锁线时,忽然遭到冷枪,一颗子弹顺着头皮飞过,差点儿送了性命。但是周镐并没有打退堂鼓,冒着危险,于黄昏到达了孙良诚的军部。
　　孙良诚一见周镐来到,一把握住周镐的手,连声说:“总参议来得正好!当此关键时刻,务望总参议给孙某指出一条万全之策。”
　　周镐顾不上喘息,说:“少公早就准备率部举义,缘何反反复复,动摇不定?古人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矣!少公如此失信,使我有何脸面去见中共领导人为你说项?”
　　孙良诚强词夺理:“我好歹也在军旅中混了多年,什么阵势没见过,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能走这条路的,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我手下这些老弟兄,还望总参议理解。另外,我手下这么多人和枪,对方总得说点啥吧?不谈条件谁傻啊?”
　　周镐说:“当初双方确实已商定了起义的时机和条件,但少公一再违反协议,错过了多少良机!现在解放军大军压境,贵部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此情势下,只有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
　　孙良诚反问说:“我们约定的是起义,不是投诚,你们不能失信!”
　　周镐严肃地指出:“原来我们洽谈好的是你们全军集中睢宁,然后通电起义。是你背信弃义,要把部队带到徐州去。现在,你们已经被我军包围,再谈起义,为时晚矣!除了放下武器投诚,别无选择。你再考虑一下,尽快答复我,不然解放军一攻击就来不及了。”
　　周镐从孙良诚处出来,又悄悄找到副军长王清瀚,请王密切配合自己行动,迫使孙良诚率部投诚。王清瀚立即瞒着孙良诚召开了一个会议,将军部和二六○师的师、团级军官找来,就地予以软禁。
　　这样一来,孙良诚几乎成了光杆司令。此时,他接到报告,得知自己的宝贝疙瘩――教导团已被解放军缴械,知道无路可走。
　　事到如今,孙良诚长叹一声:“投诚就投诚吧,还有什么说的。”
　　13日下午,周镐陪同五师政委方中铎,一同来到邢圩,接受一○七军投诚。在副军长王清瀚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该军顺利地放下了武器。
　　孙良诚一○七军的投诚,使徐州东南方向门户洞开,为我军进逼徐州,侧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使其不能东援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几天以后,黄百韬兵团十二万人在碾庄圩被我军全部歼灭,兵团司令黄百韬被击毙。
　　
　　五
　　
　　11月15日,周镐陪同孙良诚、王清瀚、杜辅庭等人,乘车前往宿迁县城。抵达时已是夜幕降临。周镐立即面见陈丕显政委,陈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表扬,并指示他暂时陪孙良诚等人小住。
　　19日,陈丕显接见周镐,交代了处理孙部善后的有关问题,并指示周镐和孙良诚、王清瀚一起,策动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起义。
　　孙良诚和刘汝明都是河北人。1912年两人联袂参加冯玉祥部队,以兄弟相称,私谊甚厚。现在,要策动刘汝明部举行战场起义。在周镐看来,如果让孙良诚去策反,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可说是很大的。
　　11月20日清晨4时半,周镐带着孙良诚、王清瀚等人顶着初冬的寒风,摸黑上路。连续几天的长途跋涉,于11月26日抵达安徽境内。周镐请孙良诚、王清瀚给刘汝明、刘汝珍兄弟修书一封,立即派人送给江淮军区政委曹荻秋,请曹派专人送给刘汝明。
　　12月5日,周镐一行抵达刚解放不久的宿县(今宿州市),见到曹荻秋,曹向周镐介绍了战局的最新发展。周镐心情非常激动,认为策动刘汝明部战场起义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12月9日,乌云密布,天色阴沉,下起了小雨。周镐派祝元福、尹燕俊两人打前站,前往蚌埠见刘汝明。
　　尹燕俊原是孙良诚的亲信副官。就在尹燕俊动身之前,孙良诚悄悄地说:“你跟我多年,我没有亏待过你。我想离开这里,但没法出去。明天你去给刘司令官送信,我信上说的是敷衍话,叫他起义是假的,救我出险才是真情。请他念我们拜把兄弟的交情,派人来此接头,把我弄出去。”说毕,还塞给尹燕俊一笔钱。尹当即表示:不负军长所托。
　　尹燕俊见了刘汝明,交上了孙良诚的信,并说明了孙良诚的用意。刘汝明决定将计就计,回了一封信,佯称同意起义。
　　22日下午尹燕俊从蚌埠返回,将刘汝明给孙良诚的信交给周镐。信上说:“关于起义事宜,愿作考虑,即请贵方派出代表,来我处谈判。”
　　周镐立即派人去宿县将孙良诚接来前方。那几天,雨雪霏霏,气候严寒,周镐心急如焚,生怕失去了争取刘汝明部起义的大好机会。他于25日致函华野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副司令员皮定均,请他们报告粟裕司令员,准备接防蚌埠。周镐认为策动刘汝明部战场起义,已接近成功的边缘,很快可以得手了。
　　粟裕却认为此事如果太过于顺利,可能有问题。他于12月9日电令曹荻秋转告周镐:孙良诚、王清瀚给刘汝明的信已送去。但因两军对峙,戒备很严,行人不易通过,故而孙、王不必前去。
　　可惜的是周镐未能执行粟裕的指示,还是决定亲自陪同孙良诚、王清翰前往蚌埠。
　　12月27日,曹荻秋派人持亲笔信给周镐,明确指示:对刘汝明部的内部策反,华野也有很重要的“关系”,要俟华野复电后,再进行之。即要周镐听候上级的统一部署,不要操之过急。
　　但周镐立功心切,急于求成,对各种复杂情况缺乏通盘考虑,对领导的指示也未能细心体会。当刘汝明回信后,周镐并未察觉这是个圈套,并立即向上级汇报,主动请缨,要求随孙良诚等人进蚌埠与刘汝明谈判。曹荻秋等经过研究,最终还是同意周镐等人前往蚌埠。
　　12月5日一早,周镐、孙良诚、王清瀚、祝福元等人匆匆上路,当天下午渡过淮河,傍晚时分到达了刘汝明部防地田家庵。
　　该团团长刘铁钧是刘汝明的儿子,奉父亲之命,在此迎候孙良诚等人。周镐进入刘团部以后,略事休息。不一会儿,刘汝明从蚌埠打来电话,询问孙、王等到达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后,刘汝明邀请孙良诚和王清瀚去蚌埠叙谈;而中共方面派来的谈判代表,刘汝明告知暂留在刘铁钧的团部稍等。
　　孙良诚等进了蚌埠以后,刘汝明立即将周镐前来策反一事上报给蒋介石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与此同时,他派二处处长陶纪元,将周镐和孙良诚、王清瀚、祝元福等人,押解南京。
　　周镐被押到南京后,仍被关押在宁海路十九号保密局看守所。蒋介石、毛人凤对周镐的背叛,十分恼怒,批示对周镐“立即处决”。
　　孙良诚出卖周镐后,被羁押于军法局,幸亏孙在西北军的老同事、当时担任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尽力在蒋介石面前保释,孙良诚才被释放。解放军席卷京沪杭地区后,孙良诚从无锡逃到上海,蛰居在第四个小老婆处。后被解放军查获,送到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通常称高俘团)学习。1951年底的一天,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孙良诚突然口吐白沫,昏倒在地。医生诊断为中风。虽然孙良诚总算保住了性命,却在次年3月6日病死于山东禹城韩庄。
　　周镐等烈士被保密局杀害后,尸骨无存。但是共和国不会忘却为创建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1965年11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送上报告,报告中说:“对周治平(周镐)的情况,曹荻秋同志(曹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比较了解……1949年1月遭蒋匪军保密局杀害。根据上述情况,经我们研究,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于1965年12月28日批复:同意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并对其遗属予以照顾。
　　如今,周镐烈士的遗像,高高地悬挂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陈列大厅里。遗像下面展出的是他们留下的几件珍贵遗物,供人们前来瞻仰、悼念,追思他们的功绩,祝愿烈士们安眠。烈士有知,亦可笑慰于九泉之下了。■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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