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飙为绿原“摘帽”的前因后果 前因后果
时间：2020-08-16 07:24: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绿原一生历经磨难,但浴火重生,诗花与译韵交相辉映:既以诗魂饮誉海内外,又以译韵声震五大洲。晚年荣获“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等中外大奖。“绿原现象”越来越引起学界关注与探究。
绿原先生驾鹤西归后,在首都文艺界、出版界与学术界举行追思会的会场外竖立着诗人的大幅肖像――眼睛里透出和善、睿智之光,像正在与对面的朋友进行倾心的交谈。看着含笑九泉的诗人巨照,不禁回想起数年前笔者赴京采访诗人时,诗人给我讲述他曾愁眉苦脸二十五载,是耿飙部长为其彻底“摘帽”的情景――
结缘胡风闯文坛
这位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童话”与“政治”诗人,年轻时曾遭受过国民党特务的政治迫害,他后来是怎样成为所谓的“国民党特务”的呢?这得从他与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的交往说起。
绿原本名刘仁甫,1922年11月8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东乡(今武汉市黄陂区六指店街)之下刘湾。他虽然幼失怙恃,却在其兄长的指导下,在家乡接受了良好的诗教启蒙。
在倭寇铁蹄南侵的1938年,年仅十六岁的绿原成了一名流亡学生,离开即将沦陷的家乡,经宜昌到了恩施,进湖北联中读高中。在学校,他爱上了新文学,阅读了大量书刊,尤其是系统地阅读了鲁迅的著作,同时进行写作练习。1939年,绿原在此向重庆的《七月》诗刊编辑部寄去了一篇习作,给主编胡风写了一封投稿信。虽然稿件被退回,但使他欣慰的是,胡风居然给他这个缘悭一面的青年回了一封十分中肯的信。
绿原在胡风的启发下,开始了新诗创作。他为纪念勇敢的《新华日报》报童所写的诗作《送报者》,于1941年8月11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这也是他发表的处女诗作。他的另一些诗作,则见诸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还有战时桂林出版的《诗创作》、《文学杂志》等刊物上。
通过诗歌,绿原结识了很多爱诗、写诗的朋友,最先认识的是青年诗人胡拓、冀�,接着认识了邹荻帆、曾卓等《诗垦地》的朋友。冀氵方、邹荻帆都是湖北人,而曾卓与绿原则是湖北黄陂小同乡。
这时,邹荻帆在(重庆)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绿原正在一家钢铁公司当学徒(练习生)。邹就鼓励绿原报考复旦大学,绿原也想与大家在一起,只是他高中未毕业不具备报考资格。邹荻帆便以他一位失了踪的同班同学周树藩的文凭让绿原报考,绿原因此以“周树藩”之名考入复旦,一直沿用到1948年。从此,他开始同《诗垦地》诸君子团结在一起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风从香港回到桂林,开始筹办“七月诗丛”。一天,绿原正在进行创作,邹荻帆突然兴奋地给他一封信。这是胡风给邹的约稿信,有一段话谈到了绿原。信中说:“绿原先生过去也曾向《七月》投过稿。现在他的诗成熟了,希望他也编一本来参加。”
绿原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遵师友嘱,他夜以继日地把自己的诗作整理出来,给胡风寄了去。到了这年底,绿原的这部诗集、也是他的第一部诗集《童话》出版时,胡风还为其撰写了点评式的图书广告。从此,绿原以一种“童音”的方式,作为“七月”诗派的后期代表之一,以全新的姿态跻身中国诗坛了。
难中隐语埋祸根
不料,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绿原,很快遭遇了人生厄运。
那是1944年,绿原在复旦大学尚未毕业就被国民党当局征调充当来华美军译员。短期译训班结业后,拟被分配到“航空委员会”。可是,因他未随集体参加国民党,被“三青团”团部认为“有思想问题”, 他因此与另几个译员一起被通知改派去“中美合作所”接受洗脑。绿原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就于5月13日向师友胡风写了一封求助信,因虑及当局可能的邮政检查,信文中多以隐语。其大意是: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瓷器口,15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有些改变。我仿佛真的要开始做人了,处世确实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绿原后来回忆说:来不及等胡风回信,当天下午我就到赖家桥乡下去找他。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关,但认为因“思想问题”而改调,无疑是危险的。于是他立即为我决定那儿去不得,并帮助我四下寻找就业的机会。不料这时,冀�从复旦大学章靳以教授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因我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正在对我(以及另几个同样未去报到的学员)进行暗令通缉,通缉令业已下达校方云云。看来我在重庆是待不住了,胡风于是又为我写信找何剑熏,由何介绍我化名到川北岳池县教书去。
绿原因此逃过一劫。为安全起见,他在岳池私立新三中学教书期间,有好几个月与朋友没有任何联系。
不过,在那个僻远的小县城里,绿原却享受了爱情的欢乐。与他青梅竹马的女友罗惠,千里迢迢地从沦陷区家乡到达恩施,又从恩施赶到岳池来与他相会。在国破家亡的患难之中,他们毅然携手共赴人生旅途,绿原从此有了一同奋进的忠诚伴侣。
在几年的流亡生活中,绿原与中国底层的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从来自沦陷区的罗惠口里,他又了解到家乡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内战爆发后,绿原走出带梦幻色彩的童话境界,转而面对着社会现实,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歌声。
当时,在上海、北平、武汉、重庆等地的群众集会上,他的诗经常被青年们朗诵,因此受到文艺界的广泛重视,在大后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著名诗人流沙河在自传中就提到,他当年如何“狂热地”阅读“艾青、田间、绿原的诗”。
哪知,自1955年春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在全国展开。胡风被捕后,绿原1944年致胡风的那封逃过国民党当局追捕的求助信,在胡风家中被搜出,成为他是“美蒋特务”的“证据”。未满三十三岁的绿原,以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
在举国一片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热浪中,报纸上出现一幅漫画,将绿原描绘成一个戴着墨镜、手拿无声手枪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由于绿原根本没去“中美合作所”上班,公安审查后还绿原以清白。但因胡风案件是“钦定”的,所以绿原头上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是不能摘的。结果让绿原蒙冤下狱七年后才无罪释放。
沈醉出书再生事
绿原离开了秦城监狱,虽被“免于起诉”,却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依旧属于“敌我矛盾”。绿原以为,既然公安部门早已查明,今后再也不会有什么“特务”的幽灵缠绕着自己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来作为国民党战犯和绿原一起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军统头目沈醉,出狱后为了表现自己,也附和报刊上的说法,称绿原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领导下的“特务”。他在所写《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62年7月版)一书中写道:“他(注:即刘镇芝,时任“中美合作所”翻译室主任)领导的翻译当中,有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分子绿原和二百多名翻译。”只是当时发行面窄、影响有限,绿原又属于被管制的对象,无法申辩。
为揭开谜底,笔者到北京曾当面向绿原老求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人心情沉重地说:“沈醉当时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专门杀共产党的。而我是受他迫害的!”
其实,“绿原”这个名字,是他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才成为正式名字的。1942年至1948年间,他的名字叫“周树藩”,“绿原”此时只是一个出现在进步文学报刊上的笔名。沈醉不可能认识进步文学报刊上的一个笔名,更不可能见到这个所谓的特务。1960年沈醉在秦城监狱倒是见过绿原本人,但他们却不认识。绿原在《胡风与我》的回忆长文中说:有一件并非“不言而喻”的私信(注:上述“求助信”),十年以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益”,竟被用来帮助虚构了一个“反革命集团”……1955年我在公安部的审讯下,没几天就把那封私信所包含的政治风波讲清楚了,公安部不到几个月也把事实核查清楚了:我不但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连一天译员也没当过。“胡风呢,胡风当时是怎样对你说的?”这也是当时反复问过的问题――我的答案只能是事实:当时他不但没有叫我去那儿,而且积极帮助我及时脱离了虎口。
由此看来,沈醉的说法没有任何凭证,只不过是为了与“人民喉舌保持高度一致”,附和报刊上的说法罢了。
耿飙讲话洗前冤
没过几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了,出狱后的绿原重新在“牛棚”被囚禁,他再次沦为“阶级敌人”、“特务”――成为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中的一员。他必须不断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不断地“劳动改造”。
1969年的中秋节前,尚在“牛棚”的绿原,又随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人员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直至1970年,绿原才被告知“维持1965年的摘帽结论,解除群众监督”。
苦难的人生孕育了绿原的诗歌,他的诗歌记载并升华了他的苦难的心路历程。在那里除了紧张的劳动外,精神上可以稍事放松,因而工余可以读书写字。他陆续整理了《重读〈圣经〉》、《谢谢你》、《母亲为儿子请罪》、《但切不要悲伤》等诗稿,同时开始翻译叔本华美学论文及文化散文。
1974年年底,绿原离开即将结束的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供职于国家出版局。两年后,横行中国的“四人帮”终于被历史抛弃,但是绿原的苦难还没有马上结束。那是1977年4月2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的一篇《“四人帮”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异同论》,在全国各地转载转播,其中又一次宣扬“胡风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绿原是美蒋特务”等诬陷不实之词,一下子又把绿原推到了不容分说的狼狈境地。面对冤情的幽灵长期不散,绿原实在是忍无可忍,毅然向党委提出了申诉。他回忆说:“此刻我倒有胆量为自己辩冤了,于是向所在单位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的党委打报告,说明自己不是‘美蒋特务’,问题且由公安部查清,那篇文章重复这个‘不实之词’,是不实事求是的。对我不太了解的党委既不能完全相信我的报告,但也不能否定它,于是层层上转,一直转到中央联络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耿飙手中。”
在粉碎“四人帮”之初,中宣部尚未恢复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由耿飙总负责,统管宣传舆论阵地。耿飙接到绿原的申诉信后,觉得该是给绿原“摘帽”的时候了。于是,他借在新华社系统作报告的机会,在重申新闻写作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时,特地提到“例如胡风分子绿原并没去过中美合作所,已查清了,就不应再这样说了”云云。正是耿飙部长的一锤定音,此后各大报刊果然再没有重复说绿原是“特务”了。
哪知,到了1979年1月,群众出版社将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仍按1962年版再版,顿时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几乎所有关于军统、戴笠的著作都会征引其内容。许多报刊也进行了转载。
为此,绿原、白杨、童芷苓等人先后致函有关部门,抗议沈醉书中之“特务”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其事实真相1955年公安部早已查明,而且还列举了不久前耿飙部长在“宣传口”的讲话精神,希望还他们以公正。
于是,国家出版局于1979年7月20日,以第三八九号函作出决定,通告群众出版社:“为挽回不良影响,此书应停售销毁,并向白杨等同志致歉。”紧接着,7月24日群众出版社致函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并责成将原文抄转各地新华书店,要求立即停售销毁该书。所以,1980年8月文史资料出版社(今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沈醉、文强著《戴笠其人》一书,所收录的《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7页)作了第一次修订,将1962年“群众版”的说法改为“他(即刘镇芝)领导的翻译人员共有二百多名”。删去了“绿原”等人的名字。至此,一块压在绿原心中长达二十五年的石头才彻底搬掉。
属于诗人的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是来了。绿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闪耀于文坛,其生命之树开始返青,逐渐充满了绿色。
此后,他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心灵深度上,都超过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的前四十年。他因此频频问鼎海内外大奖。1998年8月23日晚,作为首次荣获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殊荣的中国诗人,绿原接过“金环奖”后,高高地擎起,映在他身旁的,是飘扬在欧洲诗歌之乡的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他兴奋地用黄陂方言即席向公众表示:“这个奖不仅是属于我个人的,更是属于中国诗人们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是属于我的祖国的。我将和代表团的同志一起,把这个奖带回国,呈送给我的祖国和人民。”
“诗人的坐标是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代言人是诗的顶峰。”诗人已逝,一切恩怨均已了结。但历史犹在,诗人的诗作、译著,特别是他的诗歌精神,将滋养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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