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最早提出鲁迅是人不是神】 鲁迅先生说过搞笑的话
时间：2020-08-16 07:19: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时，鲁迅便已成为它的热心读者。他们自此相识相交，共同担当思想启蒙的重任，成为那一代进步青年的精神领袖。他们之间虽不算莫逆之交，却也是交往颇多，相互间既是心仪神往，又多有误解批评。细究陈独秀一生，乃民国狂士，所嘲讽者多矣，什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均成为其詈骂的对象，唯独对于鲁迅，才是心中折服。鲁迅逝世后，他又是最早提出，真实的鲁迅是人不是神。
《新青年》同仁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9月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就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也由上海迁来北京。次年3月，《新青年》改为北大文科的刊物，鲁迅也应邀参加《新青年》编委会，成为这个群体的成员之一，并由此而结识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新青年》集聚起一批文化精英，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给北大吹来一股自由、清新的风，改变着旧北大老气横秋、腐败不堪的面貌，自然招来守旧势力的嫉恨和排斥。鲁迅极为关心《新青年》的生存命运，他在致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可见其殷殷关切的心情。
《新青年》自创刊以来，发表了许多开创新风的艺术作品，曾使国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却没有上乘之作。真正能创作出使民众振聋发聩、久传不衰的经典作品的，是鲁迅，而这要归功于陈独秀。
鲁迅原在教育部供事，目睹现实政治的黑暗昏昧，亲历官场衙门的狗苟蝇营，已是失望至极。于是，他在公暇之际唯有抄写古碑，打发无聊的时光，用鲁迅的话说，那时“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陈独秀读过鲁迅的文章，当他在北大编辑《新青年》时，便有意结识鲁迅。他知道北大教授钱玄同是鲁迅的朋友，便让钱玄同拜访鲁迅，希望鲁迅也能为《新青年》做些事情。钱玄同来到鲁迅的补树书屋，不经意地翻阅着鲁迅抄写的碑文，希望老友尽快从抄古碑、读佛经的自我麻醉中解脱出来，换一种状态，投入新的生活。他告诉鲁迅，陈独秀和他正在编辑的《新青年》，需要朋友的支持，如果鲁迅能做点文章，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鲁迅受到启发和鼓舞，这才走出补树书屋，决意拿起笔投入战斗。
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1920年8月7日，鲁迅将创作的小说《风波》寄给陈独秀，很快便在《新青年》上发表。陈独秀致信周作人说：“两先生高兴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他赞叹和夸奖鲁迅的小说，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还说：“豫才兄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1923年9月，鲁迅采纳陈独秀的建议，把他的十几篇作品编成集子，题名为《呐喊》。直至鲁迅逝世前，尽管他们之间已成割席，互有不快，陈独秀依然推崇鲁迅的文学创作。他对友人说：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都算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他还说：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的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而鲁迅在与陈独秀的交往中，对其坦诚的个性则有着尤为深刻的记忆，他说：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外面是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1927年1月，鲁迅应中山大学的邀请，来到广州。此时广州已成为革命的后方，中山大学也有“革命摇篮”之称。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极为重视鲁迅的到来，他召来共产党员、中山大学学生徐文雅、毕磊等，指示一定要做好接待鲁迅的工作。鲁迅到中山大学后，得到共产党员的关心和帮助，他十分感激。一天，鲁迅问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他是我的老仁侄。”陈延年也同他的父亲一样，十分佩服鲁迅的人品和文章，并以“父执”相待。这年春，陈延年离开广州前，特意提醒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要继续做好鲁迅的工作，当有人提出鲁迅是否会变化时，陈延年十分肯定地说：“越到环境不好的时候，他就越能站到我们这边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真实的鲁迅是人不是神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在上海被捕，全国各界人士为之关注，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发起营救。鲁迅对此也投入了关注之情。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时，有人问：“先生对陈独秀怎么看？国民党为什么要逮捕他？”鲁迅明确回答：“陈独秀早离开了革命阵线。国民党逮捕他，并不是杀害他，而是要利用他组织一个合法的党，跟共产党进行斗争。”次年，鲁迅在回答美国作家斯诺的提问时，还将陈独秀列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可见，鲁迅对陈独秀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作用，还是持公允和客观的态度的。
1936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后，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认为这个口号有“不明了性”的缺陷。为此，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于是，鲁迅立刻受到众多的“左派”青年的围攻，上海党的一些领导人容不得鲁迅的不同意见，动辄以“托派”、“内奸”等大帽子压抑、恫吓。鲁迅对此十分气愤，批评他们是“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并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内奸’”的作风表示抗议。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见，以为鲁迅也和自己在同一战线上。6月3日，他以陈仲山的名义给鲁迅去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而对鲁迅进行拉拢。重病中的鲁迅阅读此信后，立即口述复信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陈独秀在狱中闻知此事后，大为不满，他认为陈其昌拉拢鲁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批评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于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当然，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政治分歧，陈独秀还是坚持认为，鲁迅作为“《新青年》作者之一人”，他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鲁迅逝世后，陈独秀在《宇宙风》发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文章说：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打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当时，两个口号之争余波未息，陈独秀也和鲁迅一样，不能认同“国防文学”的口号，他说：
“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上，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陈独秀对于鲁迅虽然心存芥蒂，但是，在审视鲁迅一生时，他还是能够抒发一些持平之论，不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度。■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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