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共青团员”对胡耀邦的深情回忆] 爷爷深情地回忆过去的往事
时间：2020-08-16 07:19: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在甘肃任团省委书记时结识了胡耀邦同志，并在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与耀邦同志有过多次交往。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境遇下，我亲身感受到耀邦同志活跃、真实、谦逊、大度和光明磊落等多方面的人格魅力。在我的眼里，耀邦同志既是位充满活力和正义感的伟大政治家，又是一位亲切、和蔼、富有人情味的兄长。如今，耀邦同志已离我们而去十八年了，但他永远生动地活在我的心里。
劫后重逢，富强胡同话旧谈新
我是山西省灵石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任晋绥解放区吕梁剧社社员、分队长，与彦克、李力、马烽、莫耶等文艺人物共同从事革命文艺宣传工作。后来又赴延安参加过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学习。在历经八年的抗战生活之后，在解放战争中又先后任汾阳晋剧团指导员、灵石五区和隰县城关区委书记、甘肃武都县委宣传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我先后两次在甘肃团省委工作，任秘书长、副书记、书记等职。20世纪80年代后到省人大工作，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离休。
我第一次见胡耀邦同志，是他初任团中央书记一年后的1953年。当时，我任甘肃团省委副书记，是团中央候补委员。在去北京参加第三次团代会中，听耀邦作报告是那样流利、生动和神采飞扬，感觉他特别有才，充满朝气和活力，心生敬意。大会之余，也常看到耀邦一点架子也没有，与代表们站在院子里说笑，关系特别融洽。
后来，我离开团省委，1963年又回到团省委工作，任团省委书记。11月，团中央派五人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国庆，经耀邦书记亲自选定甘肃和云南两省的团省委书记参加，我有幸代表团中央去阿尔巴尼亚祝贺国庆。
1964年6月召开第九次团代会，我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这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毛、刘、周、朱等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幕式。耀邦作了《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工作报告。作报告时，他仍然像十年前一样充满活力，讲话铿锵有力，富有号召力和感染力，而且显得更为成熟和有气度。他和代表们一起吃饭，还多次到代表们居住的房间探望。耀邦与我握手的时候，我感觉特别有力量，他脸上是真诚而爽朗的笑，让人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和亲切。
两年后“文革”开始，我也受到批斗，罪名是“三胡的黑干将”。当时耀邦也被打倒，剃了“阴阳头”，但他骨头很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拒不交代有什么“罪”，所以受到很残酷的折磨。
1976年，我被“解放”，担任了靖远矿区铁路指挥领导职务，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派我去北京汇报工作并申请投资。工作结束后，我想起了十二年没有再见过面的共青团老领导耀邦同志，决定千方百计要找到他，见上一面，看他经过“文革”磨难之后是否还好。
经打听得知，耀邦这时已被邓小平点名 “解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党委工作。
听说耀邦还住在团中央家属院，地址是富强胡同五号，我就绕来绕去地找到了那个极普通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很窄，前院住的是耀邦家，后院住的是胡克实家。
敲门后，是耀邦的大孩子德平来开的门。我脚刚迈进门，耀邦就出来迎接了。他穿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灰色的布裤，神情还是像当年那样爽朗和热情，但额头上和眼角已有了许多皱纹，也有了白发，显得憔悴了许多。想到他和我一样刚刚经过一场“文革”劫难，我立刻一阵心酸……耀邦紧紧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笑着说：“老共青团员大难不死，又相见了。”
耀邦让我在狭窄的小客厅里坐下后，就拉抽屉、翻柜子，满屋子找东西。我问他：“您找什么？”耀邦指了指随我一同来的亲戚小女孩说：“我们喝茶，给娃娃找点吃的。”他后来终于从别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小罐，高兴地从里面倒出几颗桂圆，对小女孩说：“小娃娃，吃这个，这个比牛奶糖好吃！”
这时，耀邦才坐下来，关切地问我是不是也受到了批斗，现在出来工作没有，还有身体、家庭情况等，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问这问那，关心至周。他还问到他认识的甘肃的其他一些人的情况，还有甘肃的经济形势。他听着、沉思着，很少插话，能感觉出他心中对国家形势担忧的一种沉重。听我说完，耀邦沉思着说：“党的干部，要在有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但对当时北京的各种传言，如“四人帮”、“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的身后事及科学院的事，耀邦却只字不提。看得出，他没有一点怨恨和不平，更没有激愤的言辞，他是那样坦然、宁静和平和，他甚至没有谈到他受过何样的磨难以及我后来才知道的腰伤。大难过后，他那种宁静致远、受辱不怨的风度，让我非常感慨和敬佩。我想，只有胸怀宽广、不计恩怨得失、品格高尚的人，才会这样心静如水，我心里越发对耀邦多了几分崇敬。
在告别的时候，耀邦一直把我送到了小院的大门口，拉着手好久不放，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一定来家里坐坐。回来的路上，我想，耀邦率真、和气、一腔热情的性格一点儿都没变。
与“老共青团员”喜相聚
在这次拜访过耀邦之后几个月，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7年3月，耀邦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1980年，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内最高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一段时间，中央高层变动很大，耀邦成为一颗耀眼的星在迅速上升。他非常忙碌，先是在中央党校发起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在中组部顶着压力挑战禁区，亲自接待上访者，平反冤假错案，解救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在这段时间里，我只在耀邦任中组部长时见过他一次，当时是去北京开会，顺便捎去省里几位老同志的申诉材料给耀邦。耀邦当时还住在富强胡同，屋子里到处堆着各地来的上诉信函，客厅里坐着好多上访的老干部。因为见耀邦那么忙，见面后，与他简单寒暄了几句，转交了材料，我就告辞了。
三年后的1981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耀邦已是党中央主席了。在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同在党校学习的当年的几位老团省委书记，很想看望一下耀邦，但知道他特别忙，不便打扰，就联名写了封问候信，委托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耀邦的夫人李昭转递给耀邦。
没想到第二天，耀邦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让我们几个人不要出去，说马上有车来接，耀邦同志要接见我们。
我记得那天是7月26日，北京的天很热，一辆小面包车接我们来到中南海。
大家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落座，耀邦就推门进来了。他笑呵呵地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一和大家握手，还是那样有力地摇着，好久才松手，大家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在共青团工作的当年。
坐定后，互相问候寒暄了一阵，耀邦指着湖南的同志说：“湖南上访人员最多，政策落实迟了，‘左’的东西消除得不够，思想扭转不快，落实政策阻力很大，给大家平反总要留个小尾巴，说人家‘你总还是有错误嘛’。我去年去了一次，说你把人家搞过头了，两相抵消吧！今年还不错，农业政策落实了，这样就好，对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大家后来问到全国的形势，耀邦高兴地说，农业不错，工业不太理想，宁夏生产尤其不好，减产百分之二十。他说他准备明年去那里。他说，抓经济的事发了紧急电报，要求各省委书记亲自动手写三千字的报告，谈明年的安排，并要求抓好今年最后的四个月。接着耀邦掰着指头说各省的升降幅度，说得很快，数字、百分比记得清清楚楚，令大家十分惊讶。耀邦还郑重地说：“生产搞不上去，我们站不住脚。”又说：“我在六中全会上就讲两件事，一是要搞好经济生产建设，一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治安，一年不懈地抓几次，人民群众就会满意。”
耀邦那天谈话兴致很高，最后谈到农业土地承包问题，他神情有点严肃地说：“阻力很大，进度不快，很多地方包不下去，主要是有些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又说：“我们要求每个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抓，胆子放大，出了问题是中央的，你们只要包下去，很快就会看到成效的。”
听到这里，我问耀邦同志：“我回去后可否向省委汇报这个意见？”耀邦马上说：“可以呀！你就这样对宋平同志讲，你当通讯员。”
不觉之间，三个小时过去，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耀邦看了一下表说：“一早上就接你们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三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于是大家跟耀邦来到一个简陋的小餐厅。坐定后，耀邦同志在服务员递过来的单子上用笔画了一个钩，一会儿服务员就端上来一个盘子，里面是四盘菜一盆汤。耀邦笑着对大家说：“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来，大家动筷子。”菜也并不复杂，一盘红烧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虾米炒萝卜，还有一盘素炒油菜，汤是西红�鸡蛋汤。菜可能是大锅菜，比较软，但很好吃。五个人吃这么几个菜，勉强够。耀邦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说笑，像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在高位。吃完饭，服务员收我们每人半斤粮票，钱由耀邦付。中央机关后勤管理的严谨和廉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吃完饭，耀邦让我们到中南海四处转一转。我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乐得耀邦如此体恤，就在中南海走了走，参观了毛主席办公和住过的“丰泽园”，还有光绪皇帝被软禁过的阁楼等。之后，我们就去与耀邦告别，耀邦正在与人谈话，急忙从会客室出来送我们，在与我握手时，他说：“甘肃，我还是西征时去的，以后一定要再去的。”
回到甘肃，我把耀邦接见我们时的谈话向宋平书记和省委作了汇报，甘肃按照耀邦同志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意见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突破，在全国走在了前头。
最后一面
1982年9月，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几次视察西北，也特意重点走访了甘肃。他来到许多贫困山区，坐在田头和农民们亲切交谈，了解土地承包后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是1983年7月，他西去甘肃、青海基层走访视察长达二十天，行程近万里。当时我任甘肃省人大副主任，记得已经六十八岁的耀邦在甘肃期间不辞辛苦，早出晚归，满满当当地视察了七天，先后访问了陇南、陇东、陇中许多县、乡和田野山村。所到之处，他非常动感情地拉着穷苦农民的泥手嘘寒问暖，了解情况。经过在基层的走访调查和听取农民的意见，最后他向甘肃省委明确提出甘肃治穷致富的战略思路应该是：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他还提出了种草种树的十条具体办法和措施，要求甘肃“反弹琵琶”（借用敦煌壁画的启发），“动员群众大造声势，地动山摇地去搞”。他为此而郑重地为甘肃题了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
其实，早在1956年3月，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就主持发起过陕、甘、晋、豫和内蒙古五省（区）青年造林运动，后来扩展到全国拉开了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任总书记之后，他在甘肃再次倡导植树种草，引导农民治穷致富，使甘肃大地迅速掀起一场绿化运动，并坚持了二十多年，取得很大成果。甘肃人民感激耀邦，在兰州北山徐家山专为他立了一座碑，上面刻上了当年他的亲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1988年秋，我去北京开会。这时耀邦同志已辞了总书记职务一年多了。我很想念他，不知道他心情可好，身体怎么样，于是想再去看他。我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当年的“老共青团员”任景德一同去。
耀邦任总书记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的会计司胡同，辞了总书记后仍住在那里。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院子不大，但却整洁有致，有很多的花草植物。
耀邦同志一听有客人来访，很快从书房里出来迎接：“噢，是李文辉。”耀邦快人快语地说，显得很高兴。我发现，这时的耀邦明显地瘦了，头上已有了不少白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台上台下一个样，耀邦任何时候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一见面，一样的握手方式，一样的亲切热情，一样的见老朋友式的问长问短。
耀邦发现我手里的小纸箱，问：“这是干啥？”我急忙说：“百合，兰州的百合，刚上市的，给你补补身体……”耀邦感叹着说：“好远的路，不容易带啊！”随后把我们让进了客厅坐下。
面对我们的问候，耀邦同志轻松开朗地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地拍打了两下膝盖说，“估计还是关节炎，骨质增生可能也有一点。”我说：“还有‘文革’中挨斗受的腰伤呢！现在怎么样？”耀邦无所谓地说：“也没大问题，每天在按摩，不要紧。”他告诉我们，他已向政治局请了假，准备去湖南休养一段时间，顺便搞点调查研究，后天就要动身。“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说完这句话，耀邦庆幸地向我们亲切微笑着。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发现耀邦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他说话不多，也不太像过去那样一见面就问这问那，多数时候是静静地听对方说，还时常不自觉地出现凝眉思索的表情。
听我们谈当时的抢购风和飞涨的物价，还有银行的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以及担心经济形势恶化等，耀邦时常陷入沉默。停了一会儿，耀邦弹了弹手上的烟灰，平静地说：“形势会好的，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是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只要这一条不变，经济会走出低谷的，其他方面……”他笑了笑说，“很多文件不给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们一样，很多情况是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的。”
听耀邦说身体没什么大的毛病，我就建议他每天多在院里活动活动，注意健身和保养。耀邦说：“闲下来也好，可以静下心来多读点书。《马列全集》‘文革’时就在读，后来挑起担子就撂下了，现在又可以读了……重新读，又有了新的体会。”耀邦还告诉我们，他还读点史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什么的，还有《周恩来传》，有时他还练练书法，写写诗，感觉对静心养身很有好处。
要告别的时候，耀邦要我等一下，急忙跑到别的屋子里拿来两筒茶叶，硬塞给我：“你一定要拿着，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我吃你的百合，你喝我的茶，大家都保重，这样就好……”
从耀邦家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今天怎么没和耀邦合个影，觉得有点遗憾。同行的任景德说：“是啊……下回吧，等他从湖南疗养回来以后，你再来北京时。”但没想到这成了我见耀邦同志的最后一面，合个影的愿望也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因为耀邦从湖南回到北京后一个月，也就是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了。我从电视新闻里得知这个噩耗，难过得几天都吃不下饭，人像病了一场。如今想起最后一次在耀邦家听他说的“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那句话，恍然觉得那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谶语。
耀邦去世后，我到北京去看望过两次李昭。每每谈起耀邦，李昭缱绻之情难抑。她曾对我说：“你知道的，耀邦自认为他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但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且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好人，一个极其真实、善良、无私而心地透亮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更是我敬爱的老师！”
耀邦同志是个大好人，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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