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陈独秀故居 [陈独秀与江津邓氏家族的传奇交往]

　　 　　2008年5月27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逝世六十六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献给六十六年前这段令人唏嘘感慨的日子…… 　　――题记
　　
　　六十六年后的一次特别聚会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守着陈独秀落下最后一口气的就有邓敬苏、邓敬兰姐妹的父亲邓燮康和叔祖邓蟾秋。陈独秀逝世六十六年后，他的孙女陈红终于与从未谋过面的邓敬苏、邓敬兰姐妹见面了。2008年4月24至26日，她们先后从成都、西安以及北京向重庆集中。27日一大早就赶往江津，到陈独秀墓园遗址“康庄”和旧居石墙院以及聚奎中学“鹤年堂”凭吊先人。我作为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的负责人，全程陪同。
　　邓家大仁大义，出棺出地出力将这位卷在政治漩涡中的陈先生安葬，邓氏姐妹还是安葬后葬仪中的两个揭墓人。六十多年风风雨雨，陈、邓两家后代天南海北，有的甚至移居海外，无法也是无从联系和相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从“黑五类子女”中解脱出来的陈红，开始四处寻找邓家后代，而邓家姐妹也在四下打听陈独秀的后人……
　　200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教授、政协委员陈红接到著名核医学专家曲婉莹打来的电话，说她读到一本叫《康乐芬芳》的书，主笔叫邓敬苏、邓敬兰。邓敬苏是军内有名的表演艺术家，曾受到周恩来等领导的接见，先后在总政文工团和成都军区工作，师职干部，1986年离休。邓敬兰是军内知名核医学专家、博导和文职将军，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离休。邓敬兰与曲婉莹虽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北京，但都是国内研究核医学的权威，相互熟悉。邓敬兰本是将这本书作为礼品寄给曲婉莹的，曲在读到书中的一段文字后突然想起前些年就在全国政协会上认识的陈独秀孙女陈红，邓敬兰和她姐姐不就正是陈红多年要找的人吗？于是她拨通了陈红的手机。
　　
　　陈红立即将《康乐芬芳》找来阅读，她含着泪水将书中的一篇叫《安葬陈独秀》的短文读完。邓敬苏在文章中记录了她与妹妹邓敬兰在陈独秀葬仪上为其揭墓的情形，还有照片。陈红早知祖父陈独秀流寓江津时得到宽仁厚爱的邓氏家族的帮助，连逝世后的棺材和葬地都是邓家支持的，但邓家后人一直杳无音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政协会还没有结束，成都军区某家属院邓敬苏住宅内的电话突然响了……
　　终于找到了，终于认识了，终于聚会了。六十六年，几度春草尽，几度夕阳红。在江北国际机场，当陈红一走出出站口，前来接机的邓敬苏、邓敬兰姐妹本能地认出了她，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陈红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陈红和邓氏姐妹们来到江津，找到了六十六年前安葬陈独秀的“康庄”，陈独秀尸骨于1947年2月迁埋安徽老家怀宁（安庆）后，这里建起了衣冠冢。六十六年风雨如磐，这里因为滑坡，已坍塌倾颓，没有了坟茔，只有一片芳草，江津党史部门为此专门在此立了标志。站在这里，大家默默无语，只进行拍照和录像，陈红凝视着这一畦绿草，凝视着这绿草下的红土，这就是曾经埋葬了祖父陈独秀的泥土啊……
　　来到鹤山坪陈独秀旧居石墙院，这里已由当地政府部门修建成“陈独秀陈列室”，对游人开放。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个故事。这里展出的一件件文物，给了陈独秀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给了后人莫大的慰藉。展室里有一些照片是反映邓家和陈独秀关系的。走进一间间展室，轻抚着当年陈独秀用过的床、桌、椅，陈红和邓氏姐妹无不感到亲切和感慨……
　　到了近六十里外的白沙黑石山聚奎中学，大家的心情更加轻松愉快。这所中华名校前身就是邓家祖辈在清末时创办的聚奎书院，后来邓家每年都要捐资助学，邓家人一直是校长或校董。陈独秀到江津后，邓蟾秋请他到学校在“鹤年堂”（礼堂）作演讲，还休养一个多月，聚奎中学见证了当年邓氏叔侄与陈独秀的这番交情。
　　在聚会上，陈红向邓家姐妹赠送了对联。这对联是她还在北京时就与丈夫一起深思熟虑拟成的――
　　诸前辈，急公好义葬独秀，疏赀办学育英豪，大德必寿，青史永留；
　　众后生，诚恳奋进爱中华，人财两旺皆有成，盛乎百世，康乐芬芳。
　　落款：独秀孙女陈红（祯荣）谒陵敬献
　　
　　古道热肠的“四邓”
　　
　　
　　陈独秀在江津生活四年，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四年。在这四年中，他离不开江津的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和安徽怀宁同乡、世交邓仲纯、邓季宣兄弟的帮助。
　　1938年年初，日军相继占领武汉、长沙。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蜂拥来到陪都重庆。在逃难的人群中，有一体态清瘦，身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的老者，在一名年轻女性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挤上长沙到重庆的轮船，他就是曾被共产党宣布开除党籍、又被国民党关押多年，刚释放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原总书记陈独秀。陪伴而行的年轻女性，是自愿在南京狱中照料他生活起居，出狱后成为他妻子的潘兰珍。7月2日，陈独秀由长沙逃难到了重庆，住进石板街十五号川原公司一个姓黄的熟人家里。几个月的漂泊流落，他显得有些疲惫不堪。在他到达重庆之前，亲母和三儿子陈松年已先期到重庆。
　　此时正是重庆炎热、酷暑难忍的夏天，陈独秀患有高血压，感到非常不适，加上日机空袭频繁，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国民党特务又多，虽然自己已经脱离了共产党，但国民党对其仍不放心，处处监视他的行动，使得他非常沮丧。于是，产生了离开重庆的打算。8月3日，他迁到了江津。他来江津，这还与早期就来江津的安徽怀宁同乡邓仲纯、邓季宣兄弟有关。
　　邓氏兄弟与陈独秀是同乡，两家是世交。邓季宣与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不仅是留法同学，而且两家还有亲戚关系，陈独秀二姐小女儿的婆婆就是邓仲纯、邓季宣的姐姐。
　　邓仲纯和邓季宣一家从安徽迁居江津后，举目无亲。他们与江津邓蟾秋、邓燮康叔侄本不同嗣，但是“同门”，就认作同宗。在江津邓氏叔侄帮助下，邓仲纯在黄荆街开办了“延年医院”，生意很好，邓季宣任国立九中（安徽公学）总教务主任兼高中部第一分校校长，终于在江津站稳脚跟。他们与江津邓氏关系很好，邓敬苏、邓敬兰小姐妹称邓仲纯、邓季宣为“二伯”、“三伯”，他们成了真正的巴渝人家。当时人们称邓氏叔侄和邓氏兄弟为“江津四邓”。
　　早在陈独秀到重庆前，邓氏兄弟就通过各种渠道邀请他到江津居住：“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愿意来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承担。我们盼等着你及嫂夫人的到来……”当时在江津居住的安徽人很多，这里的国立九中里很多师生都是陈独秀的同乡同学或学生。但陈独秀当时考虑到江津是个小县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就有些犹豫。这时，邓氏兄弟再次竭力劝说，陈独秀想到邓氏兄弟的热忱，加上邓是名医，自己体质不好，问医号脉方便，所以就来到了江津。先住在江津东门的郭家公馆，不久就搬到黄荆街八十三号“延年医院”内与邓氏兄弟一同居住。
　　土著邓氏是江津望族，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江津很有名气。陈独秀在江津时，邓蟾秋已六十八岁，邓燮康三十一岁。他们是有名的儒商，又经营着祖上创办的闻名巴蜀的聚奎书院（后改聚奎中学）。蟾秋能诗善文，好学奋进，主贸盐业，又创办江津农工银行，后改名为四川商业银行，积资达六十余万。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被称为厚德之人。其侄邓燮康就是邓敬苏、邓敬兰姐妹的父亲，20年代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29年返乡任聚奎中学（当时该校尚以其祖父邓石泉之名命名为石泉中学）校长，后任农工银行经理、董事长等。一直从事金融业，为人侠义。
　　
　　陈独秀在邓仲纯家住了一段时间，因生活习性与邓仲纯妻不尽相同，就有了一些磕磕碰碰，邓仲纯对陈独秀仍然很好，他虽“惧内”，但仍在背地里劝说妻女要大度包容。陈独秀非常苦闷。为了缓解这种矛盾，邓燮康出面专门将陈独秀请到“康庄”去住一段时间，“康庄”是邓氏叔侄一家当时为防日机轰炸而修在江津城西门外艾坪山下橘林中的一处住所，环境清幽，橘林茂密，依山临水。此时邓家有人外出，正好暂空一房间。陈独秀来到这里，非常喜欢。他曾多次在此吟咏李白的《山中答俗人》――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一次，陈独秀对陪同他的邓蟾秋、邓燮康说出了一句话：“得此佳景，平生足矣。”不想这句话，被邓氏叔侄记住了近四年。
　　回到黄荆街八十三号“延年医院”，陈独秀仍感到邓仲纯妻子有脸色，他不听邓氏兄弟的再三挽留，执意要搬出。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又帮忙进行寻找，费了好大工夫才在县城西三十余里远的施家大院找到一处住所。陈独秀一家住了三十多天，感到这里太吵太闹，无法静心读书和写作，又想换地址。他先了解到鹤山坪杨家的石墙院，最后在邓氏叔侄的协调下，以帮助杨家整理父辈遗著之名于1939年5月27日搬去。在石墙院，他直住到1942年5月27日逝世，整整三年。
　　石墙院离江津城虽有三十多里的绕道山路，但有水路相通，客船非常便捷。
　　陈独秀虽然住在鹤山坪石墙院，但“江津四邓”仍少不了对他进行关心和照顾。当时陈独秀无固定薪水，生活一靠北大同学会的接济，二靠一点微薄的稿费，常有断炊的危险。邓氏叔侄就有意无意中给他一些帮助。陈独秀是一个文人，时常碍于情面而拒收，邓蟾秋却说：“鄙人和侄儿虽然从商不言政治，但慕你陈先生之名已久，你竭力宣传抗日的爱国精神更令我们敬佩不已，请务必收下我们尽地主之谊的一片心意……”对此，陈独秀已尽其所能进行回报，常帮当地百姓写春联、喜联或书信。他与邓家人一起参加一乡邻的婚礼，晚上闹洞房，大家在新房里不分老幼尊卑，一个劲疯闹狂闹，语言近乎庸俗低下，动作近乎粗野鄙蛮，对这民俗他好生奇怪，口占了《乡间闹洞房》一诗：
　　老少不分都一般，
　　大家嬉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嗤我，
　　人到白头转厚颜。
　　
　　1939年7月和1940年八九月份，邓氏叔侄三次邀请陈独秀到风景优美的白沙镇松林坡和黑石山小住疗养，这是邓家的老宅。时值聚奎中学六十周年校庆和邓蟾秋七十寿诞，陈独秀又应邀在聚奎中学“鹤年堂”（礼堂）给师生进行四十分钟的演讲。在邓蟾秋的寿典上，他盛赞邓蟾秋疏财办学之义举。陈独秀在席间说：“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六十万家财，就以十五万赠聚奎（中学），五万办图书馆，自留五万度晚年，其余分赠亲友子侄留学用，真不易矣……”陈独秀、邓仲纯等具名撰写了《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陈独秀还在黑石山鹰嘴圆石上为邓蟾秋留刻了“大德必寿”等颂词。
　　陈独秀在江津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但他没有忘记读书和进行政治研究，他带来了很多书，大多是马列主义的政治书籍。由于特务对他监视得非常严，他只好将这些书全都藏匿在城郊邓燮康的“康庄”楼上墙柜内，每本扉页上都盖有“独秀文存”红章，不想被邓燮康的儿子邓介曾偷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好几本。这个少年知道这些书会“惹祸”，但又相信肯定有用，就将其私自进行藏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他入党，因书上有“独秀文存”红章，才主动交给了组织并进行了“交代”。对此，现已耄耋之年的邓介曾后悔莫及，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呀！不知现在这些书落在何处了。
　　陈独秀蛰居江津后，在国立九中任教务主任兼高中部第一分校校长邓季宣等的帮助下，儿子陈松年终于在国立九中谋到了一份管庶务的差事，有了一份收入。
　　在江津，邓仲纯充当了陈独秀保健医生的角色，医院也成了陈独秀各类信函的中转站。陈独秀的大病小病都由邓仲纯问诊，全是免费。搬到施家大院、石墙院居住后，邓仲纯也是隔三差五去看望他或去看病治病，有时实在太忙，也会差人送药。1940年2月初陈独秀病重，6日到重庆石板街戴家巷宽仁医院治疗，回来后，邓仲纯强留他在“延年医院”内住下观察了几天。陈独秀与邓仲纯的交往并不纯是医患之间的交往，他们的交往是情感上的交往，是心灵之间相互慰藉的交流。
　　陈独秀是学者，是名人，书信往来频繁，最多的是与学生、时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的杨朋升和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辑的台静农之间的往返信函，还有一些报刊寄来的样刊样报、稿费等，这些都是交“四川省江津县城黄荆街八十三号延年医院”转,每一到,邓仲纯立即派院内伙夫迅速送到石墙院,不得有半点延误。正因为此，住在城外乡下的陈独秀才得以与外界保持着联系。
　　
　　厚德葬人杰
　　
　　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听信胡豆花泡开水治高血压的偏方，但因胡豆花发霉变质，饮后中毒腹胀，次日包惠僧来访作陪饮了小酒，过量食用四季豆烧肉，造成呕吐不止，虚汗如浴几日。他立即叫回儿子陈松年，原准备赴渝的邓仲纯得到信息，立即取消行程，赶到石墙院守候。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和邓季宣等多次前往探病。27日晚9时，一代人杰陈独秀溘然辞世。
　　治丧是一件礼数烦琐的大事，人死了不能久停家中，一有吉日得赶紧下葬，没有吉日则“偷埋”，让逝者早点入土为安。潘兰珍整天伤心哭泣，根本拿不出主张，陈独秀的学生和邓氏兄弟是外地人，地方上全然不熟。邓蟾秋、邓燮康自然又成治丧的总指挥，成为大家的主心骨。净身、着寿服、做道场、找道士择日以至于后来的找人抬高肩（棺材）等都由邓氏叔侄安排。邓仲纯、邓季宣、何之瑜等负责接客和账目，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治丧中天大的两件事就是棺材和墓地。“邓燮康等为衣衾棺木寝食不遑，以致舌敝唇焦……”陈独秀一没棺材，二无葬地，棺材是不能现打的，木料是湿的尸体会很快腐蚀，就不能“升天”。他又是外地人，没有土地，买地葬身价格昂贵……在这最为困难的时候，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邓蟾秋主动让出了为自己准备的四川上等香楠木棺。同时，邓氏叔侄想到四年前陈独秀在康庄小住时面对此处景致所说的一句“得此佳景，平生足矣”的话，又主动捐出康庄一处地皮作为墓地。
　　6月1日下午1时30分，在邓蟾秋等的主持下，陈独秀灵柩落圹于生前曾数次“驻足游目之所”的康庄前，了却了他的夙愿。
　　约半年后即1943年1月1日，十二岁的邓敬苏和十一岁的邓敬兰同时被家人从国立九中叫回康庄家中，她们看到院中有许多穿西装或长袍的人，都很体面，还有国民政府的教育次长段锡明和陈独秀儿子陈松年夫妇等，很感奇怪。邓燮康告诉两个女儿说，是让她们参加陈独秀葬礼中的“揭墓仪式”。她俩还小，根本不懂这些事。母亲将她俩叫到屋内梳洗和换上长衫，外罩一件毛衣后说：“你俩就站在墓的两边，听大人指挥，将碑上盖着的红绸揭下来就行了，不准笑……”大家都站在墓前后，邓氏小姐妹一左一右站好后，将红绸揭下来拿在手中，人们都很严肃，她俩更不敢笑，照相后就散了。邓敬苏感到奇怪，石碑上竖写了一排字：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怎么有人姓“独”呢？她问父亲，父亲告诉她说：“他姓陈，是一个大学问家，独秀是他的名字，叫独秀是尊称他的……”她又问：“为什么葬在我们家？好怕呀……”父亲感喟道：“唉，一个外乡人，贫病交加，客死我乡，总不能让他无葬身之地吧！”葬仪结束了，潘兰珍还扶住一棵橘子树哭得非常伤心，母亲和邓仲纯、邓季宣都来劝慰她不要怄坏了身体，说大家会在日后的生活中帮助她的。最后，潘兰珍在邓家住了几天。
　　国立九中历史教师、陈独秀生前联系人何之瑜在1943年2月20日的《访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后记中说：“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鼎山虎踞，几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先生之灵，可以安矣。”
　　
　　
　　陈红的故事
　　
　　陈独秀葬仪后不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就离开江津到重庆从事实业，业绩颇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于1953年、1978年逝世。邓仲纯、邓季宣在抗战胜利后便离开江津，后杳无音信。邓敬苏、邓敬兰也随父母、叔公到了重庆，不久就到南京等地读书，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地下党的工作，后来两人都成为人民解放军，两人先后于1986年、2006年离休。
　　陈红生活道路坎坷，她是一路不平地走来的……
　　陈红的父亲陈鹤年是陈独秀最小的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当时就是三大学生领袖之一，他早就想投身革命队伍中，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一生。然而，由于父亲陈独秀的影响，1938年年底，他只能带着妻子许桂馨到了香港。不久便生下二女儿陈祯荣（陈红）。1950年，才八岁的陈祯荣就和姐姐一起离开父母到内地。她的生活是充满辛酸和恐怖的。“文革”的岁月不堪回首，父母在香港，祖父又是陈独秀，她成了“黑五类儿孙”，她有写不完的检讨，各种政治活动没有她的份，还常遭别人的欺凌。每次填表，不论是政治上的、工作业务上的还是纯粹生活上的，组织上对她都有特殊的苛求：必须写清与陈独秀的关系……一次，她在向红卫兵作思想汇报时，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的大实话，便被“造反派”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于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押了半年。亲人和她划清了界限，离她而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全面拨乱反正。陈祯荣再也不是“黑五类子孙”了，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红，表明自己已是清清白白、红红正正的。1985年，与父母分别了整整三十五年后，陈红终于到香港见到父母，此时她已四十三岁，眼眶里的泪水早已流干。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陈独秀开始得到更为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评价，其子孙已开始得到公正的待遇。陈红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资深教授，全国知名的中药生物学权威专家，全国第九届、十届、十一届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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