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国理论学术新见要览_党的基本理论知识2018

　　马克思主义哲学 　　 　　○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当代意义 　　学者们的方法论自觉明显加强，对研究方法的讲究使得对许多问题的讨论有可能在更为深刻和普遍的层面上展开。具体来说：
　　围绕着如何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当代意义，有学者提出应该特别注重当年马克思哲学“出场”时的学术史、“思想史”背景，重视其原始文本及原始语言，借鉴国际同行的成果，力求能够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具有国际水准并积极进行国际对话。
　　有学者则认为，过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对之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宣传，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从现实实践的发展要求看，这种思路的缺陷已经明显表现了出来，必须予以改变，只有从三者内在关联的整体性角度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只有从这种整体性角度才能有效防止屡反屡犯久治不愈的教条主义弊病，实现其洞见历史把握现实的指导功能。
　　还有学者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是科学和价值内在统一的原则，是建基于历史性的实践批判和批判实践的双向批判精神和超越性建构意识，“返本”是为了“开新”，必须以当下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精神下广征资源，综合利用，积极展开多学科的对话，提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观点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特别重视“中国经验”的研究，克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关心不重视、只讨论所谓“哲学问题”的缺陷。
　　
　　○ 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公正观
　　公平正义问题是近年来多学科共同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哲学界一方面着意挖掘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文本资源，梳理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厘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另一方面，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方法，结合哲学史的资源和其他学科讨论的情况，试图给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主要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公正观？有学者主张，公平正义都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看法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马克思对当时奢谈这些观念的学者予以了辛辣的讽刺，称之为“陈腐观念”、“陈词滥调”，对科学地认识现实没有任何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不需要也反对从公平正义角度谈论问题。另一些学者则反对这种看法，认为马克思虽然对当时那些奢谈公平正义的学者多有讥讽，但这是受当时的具体语境规定的特殊现象，不能作为马克思一般地反对讨论公正问题的根据，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它的历史非正义性或不公正性的批判，他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扬弃资本主义不公正的基础上。公平正义与社会主义内在联系在一起，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即使马克思那里没有完整的公正理论，我们也应该根据他的一贯思想和方法，创立社会主义的公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
　　（作者马俊峰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社会心理学
　　
　　○ 富士康事件与校园血案引发学者对“社会安全阀”的关注
　　富士康“连跳”事件和校园血案使“社会安全阀”这一概念重新进入大众视野。有学者认为，各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故称社会安全阀制度。
　　有学者认为，导致富士康事件和校园血案的原因是因社会结构失衡,导致下层社会成员的紧张情绪,利益诉求受阻，他们希望通过一定的途径或借助于一定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气愤或不满,希望向社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采取了极端行为。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预防诸如此类案件的发生不是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心理保健所能完成的，而是有赖于整个社会的重视与参与。作为政府，必须提供弱势群体主张权利的正常渠道并保障其畅通有效；社会机构，应该在民间调解方面有所作为，同时有必要为民众提供心理宣泄的合理途径；而媒体和舆论必须有客观和辩证的态度，理性地对待有关问题。
　　
　　○ “跟风”心理受到研究者重视
　　2010年，由张悟本事件引发了国人对跟风心理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引发了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各种“风潮”让人目不暇接。从“国学热”、“选秀热”到“张悟本现象”，一浪高过一浪。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人跟风程度“非常严重”，表明随大流、跟风已成为一种普遍心态。学者认为，跟风会束缚思维、抑制个性发展、扼杀创造力，从而使我们在生活方式、文明习惯乃至人生境界等方面陷入流行化、浮躁化、庸俗化。还有学者认为，“跟风潮”频频出现，源于信息不对称、信仰缺失及从众心理等因素，这或许是新生活秩序生长与重建的一个必然阵痛环节。学者们提出，公众要增强主观能动性与独立性，形成对事物独立的思维与对比，克服盲目的、丧失个性的心理顽疾。我们只有培养出更加合格的现代公民、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更具创新精神的中国文化，整个社会才能告别跟风，走向成熟，更自信，更富有个性，更和谐进步。
　　（作者向春玲、章敏敏系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中央党校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经 济 学
　　
　　○ 关注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问题
　　收入分配不合理及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工资增幅不宜过高，因为增加工资就会进一步推动通胀、影响就业、影响企业生存发展。有学者认为，通胀一般都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或是某些方面商品供求短缺和囤积居奇垄断市场所造成的。要实现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就得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没有意愿消费,而是一些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没有能力消费。有学者认为，目前初次分配存在很大问题，一方面劳动收入被长期压低，劳动力体制转型不到位，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另一个方面，在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分配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在下降。而要努力提高上述两大比重，需要加快改革步伐，比如破除垄断，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在一次分配中政府要发挥作用，理顺各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关系，妥善协调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关系。因通货膨胀已使部分工薪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下降，要加大补贴力度，强制推高工薪阶层工资的增速，使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高于通胀水平。
　　（作者孙咏梅系中国人民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历 史 学
　　
　　○ 如何看待“历史热”与历史知识社会化
　　近年来，先是热播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然后是电视讲史与网络写史的风靡一时，还有对历史的各种点评与解释。2010年，“历史热”不仅已经悄然形成，而且成为公众话题。“历史热”固然反映了公众对获得历史知识的渴望和对历史的兴趣与爱好，然而“历史热”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对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历史学的严肃性与科学性提出了挑战。通俗史学与专业研究之间沟通，史学大众化过程中的趣味与真实、普及与提高，对历史应当充满敬意还是任意曲解媚俗以满足商业利益的需求，诸如此类的有关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社会化的各种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历史知识被用于各种形式的介绍、宣传和传播中，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及其产品受到社会公众的较多关注，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目前在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过程中掺杂的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存在着许多问题，引起了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社会化是一件非常严肃和有意义的工作，如何看待“历史热”、怎样处理好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社会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今年史学界的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作者张越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伦 理 学
　　
　　○ 多元与共识、民族与普世的研究热闹异常
　　在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任何民族的当代和未来发展都将无法摆脱世界历史的语境，这就使得如何处理多元文化与普遍共识、民族精神和普世伦理的关系成为伦理学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当今世界,愈是承认和尊重差异,也就愈是需要寻求共识。差异是事实,而共识也有某种客观的根据。因而，在多元社会中，承认差异的存在而寻求共识的努力在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或许，“求同存异”“和谐共处”不仅仅是理想，更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
　　（作者郭清香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党 建 篇
　　
　　○ 干部制度应破除“以官选官的模式”
　　近年来，中央连出新规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引发理论界强烈关注。学者围绕中央反腐倡廉惩防格局，从反腐败的起点、根基、环境、参与主体等方面进行探讨。有学者坚持认为，治本之策在强化权力监督与相互制约；更多学者坚持从加强教育、群众参与、组织介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制度构建等多个角度，为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言献策。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研究呈现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方法的特点，最为突出的是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实现权力相对制衡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结合民主发展和反腐倡廉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很多。有学者从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的乱象出发，分析其中原因，并提出，制度建设的根本路径，应破除“以官选官的模式”和“以人为中心的逻辑”的弊端，优化选拔机制，应从制度上形成制约机制。有学者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文化底蕴，深化对用人导向和用人标准的研究。也有学者强调，借鉴国外公务员管理中公务与事务分离、资历与绩效结合、工资平等经验和原则，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 基层党组织：发现问题、验证理论、萃取经验的“试验田”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建设的承载者和落脚点，由此也长期成为理论界发现问题、验证理论、萃取经验的试验田。学者的视野集中在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变、作用途径创新、自身建设等方面，重点又放在基层民主的经验和方法、基层负责人的选用、党员和组织活动的开展等问题上。尤其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后，机关事业、农村社区、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新社会组织的相关工作条例逐步修订，学者围绕新话语、新思路、新方式进行理论探讨。同时，围绕基层党组织在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等方面的典型经验的调研报告，也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不断取得新认识。基层党建理论与实践创新呈现出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即从基层实践中寻找创新办法，把创新成果再用到基层去。
　　(作者李俊伟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
　　
　　党 史 篇
　　
　　○ “波澜壮阔、艰难曲折”：蕴涵着如何全面地看待党的历史
　　2010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的要求，这大大推动了党史研究。有的学者指出：党的历史可以用“波澜壮阔、艰难曲折”八个字来概括，这八个字着重讲如何全面地看待党的历史。首先，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进行的不懈奋斗。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就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成果；就是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而发展壮大的基本经验。其次，要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在中国这个有着异常特殊国情的国家，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艰难探索，胜利付出了代价，一个时期甚至是“惨烈的代价”。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文革”之路不行，是歧途，不能再走了，拐个弯，拨乱反正，就是历史转折，就有了改革开放，这就是辩证思维。学者还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注意防止三种倾向：一是党史的虚无主义倾向，即对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只讲错误一方面，将一个个错误串糖葫芦似的连贯起来，从而使党丑陋化、妖魔化。二是党史研究的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倾向。比如，对党的曲折和挫折要实事求是地讲，对领导人的错误也要如实反映，但并不等于要绘声绘色地去描写和渲染某些细节。三是写党史的纪实虚构主义倾向。在党史纪实性著作中，这种倾向特别明显，个别著作胡编乱侃的戏说，将党史完全演义化了。
　　
　　○ 张闻天历史性贡献的史实得到新发掘
　　人物研究一直是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2010年出版的《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是一部人物研究方面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既发掘了一些关于张闻天历史性贡献的史实，又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观点。一是在张闻天是否作过名副其实的“总书记”的问题上，作者运用历史事实和人证物证，证明了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历史事实。二是对党史学界普遍所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或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的观点予以证伪。三是详细地分析了张闻天作为党的总书记在中国现代史上几次转折性事件（如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四是关于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作者认为，张闻天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楷模、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开拓者。
　　（作者汪云生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副教授）
　　政治学篇
　　
　　○ 政治体制改革：状况、路径、内容、突破口成为争论的热点
　　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提出，学者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改革的路径、改革的内容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尘埃落定，剩下的主要体制性障碍就在政治体制领域，抓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非常紧迫。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本站不住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社会安定团结，战胜了诸多罕见的艰难险阻，不仅说明我国的政治体制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足以表明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勃勃生机。
　　关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有论者提出是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内容主要包括围绕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让公民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党政关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关于改革的路径，有学者提出,主要是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以完善基层民主选举为改革的突破口。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观点，反映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人们的政治诉求在不断增强的同时，差异化也在加强。
　　
　　○ 管理、引导网民和网络舆论：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我国网民的快速增加，网络群体大量涌现，网络事件层出不穷，各种网络名词广泛流行，网络公民社会开始崛起。如何管理、引导网民和网络舆论，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有学者指出，网络民意是现实民意在网络上的延伸，对于推动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完善政府公共管理、促进民主政治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网络民意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决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政府如果无视网络民意存在，那么就会闭目塞听，如果过于相信网络民意，则可能会偏听偏信。政府利用网络民意完善决策，应从提高对网络民意的整合和引导能力、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加强网络民意的引导和监督等几方面努力解决。
　　（作者田改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社会学篇
　　
　　○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着力点是什么
　　在对民生的理解上，一些学者强调要区分广义的民生和狭义的民生，前者包括同民众生存发展相关的所有领域和方面，后者特指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一些学者强调当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是狭义的民生。一些学者对当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着力点或范围进行了研究，比较广泛的共识就是要着力解决“五有”方面的突出问题。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五有”的基础上还应该增加“业有所就”的目标。因为“劳有所得”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就业问题，但实际上就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就业是民生之本。
　　
　　○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社会结构始终是社会学者关注的重点。现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差，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畸形尴尬状况。这是当今中国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久解不决的结构性原因。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有的学者对急剧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造成了持续的结构紧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出现了种种断裂的迹象和利益博弈的局面，这种断裂必须依靠大力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来改变。
　　随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不断增加，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中产阶层问题，并通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进行比较，提出要客观认识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产生、来源、构成，以及阶层认知、利益分配、政治参与等问题，要重视中国中产阶层的功能。同时，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社会流动与精英再生产等问题也引起了众多关注。
　　
　　○ 如何化解我国进入“高风险社会”后面临的难题
　　现代世界正面临着风险全球化的困境，现代社会结构正在经历着从财富分配逻辑向风险分配逻辑的转变。有学者提出，中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奶粉事件、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危机事件的频发，更是让理论界日益关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问题。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时空压缩”社会加速转型期，中国目前存在多元化、复杂化的转型风险，即中国社会不但面临着贫富分化等传统风险，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灾难、恐怖主义、全球性金融危机等现代性风险。因此，有学者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应当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多元协商的民主机制，正确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共同面对中国特殊发展阶段的风险；政府应该努力构建合理的风险分配格局，完善现代风险治理机制（如各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扶助弱势群体应对风险的机制。
　　（作者青连斌、戴天逸系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硕士研究生）
　　
　　人口学篇
　　
　　○ 户籍制度改革：探索以身份证管理代替户籍管理的趋势
　　2010年各地在城乡一体化的原则下进一步改革了现行户籍制度。除中小城市在逐渐放开户籍外，在大城市之中，重庆市、成都市的改革引发了全国性的热议。重庆市规定，如能够具有以下三个条件之一，则可落户主城区：第一，购买了商品住房；第二，务工经商五年以上，具有合法稳定住所；第三，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积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应该说，其中的第二个条件――务工经商五年，可以让绝大多数农民工如期转户。在重庆市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成都市颁发了《关于全域成都统一城乡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第一次提出落户城区的农民可以保留相应的土地权益。按照成都市的规划，其在2012年年底前，将建立起以身份证号码为标识的，集居住、婚育、就业、纳税、信用、社保等信息于一体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应该说，成都市的改革在学理上更加代表将来中国的户籍改革之路。毕竟，“户口”的本质就在于为户籍登记者提供人口信息标识。所以，以身份证管理代替户籍管理的趋势，应该为各大城市所效仿。
　　
　　○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谁是城市化的目标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与1980年以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以下几个非常显著的人口学特征：第一，他们大多取得了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学历；第二，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与女性的占比相差无几――也就是说，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都各占大约50%左右的比重，甚至于在某些特大城市中，女性所占的比重要超过男性――这是世界移民史业已证明的迁移趋势；第三，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制造业之中。也有学者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高学历、高消费、高工作要求、低吃苦耐劳精神。在这里需要明确说明的是：除学历高这点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其他项描述，在大样本调查中难以得到验证。另外，截止到目前，在所有进城工作的流动农民工当中，新生代大约只占不到50%的比重。因此，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的时候，要将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同等视之，切不可有所偏颇。城市化的目标群体，恰恰应该是老一代农民工。因为那些在城市生活与就业中难以适应的老一代农民工，基本已经回到了农村――这是一个市场与社会的选择过程，而能够继续留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往往是那些人力资本较多的农民工。
　　（作者张翼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行政管理学篇
　　
　　○ 关于下一步“大部门制”改革的主要议题
　　关于近年推行的“大部门制”改革，大部分学者认为：从2008年开始的第六次行政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正确举措。但从已有的实践看，尚有待于正确认识“大部门制”本质。应在过去两年经验基础上，侧重进行机制创新，认真研究和借鉴部分国家“大部门制”和独立机构的经验；引入合约式管理方法，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工作模式；按照小决策、大执行的要求，加大一线与窗口服务人员比例，真正解决官僚机构多、执行机构少，决策人员多、执行人员少的弊端。这是下一步“大部门制”改革的主要议题。
　　
　　○ 事业单位改革应引入“合约式”管理模式
　　事业单位改革是目前的一大难题。多数学者认为，事业单位的三类区分法是合理的，但是操作性有待于加强。一些学者提出，可以将事业单位改革与“大部门制”改革结合起来，将其中一些继续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机构，通过引入“合约式”管理模式，将它们改制为独立执行机构；在内部管理上，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在事业单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并完善相应的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将它们转换为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针对不同的事业单位给出明确的改革政策导向和实施办法。
　　
　　○ 如何让问责制走向合法化、合理化和法规化
　　在推行问责制方面，专家们的建议是如何使其走向合法化、合理化和法规化。首先要按照责权利的边界明确责任主体，进而根据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以及法律责任的不同，来明确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并将问责制与绩效评估结合，将问责制与行政监察和审计结合，将问责制与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结合；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要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予以明细公开和接受监督，建设“阳光政府”；从担任领导职务公务员的收入透明做起，创造条件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于谎报、瞒报行为的惩治等环节进行制度设计。
　　（作者马庆钰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传媒学篇
　　
　　○ “三善”：执政党与媒体关系的新表述
　　如何实现政府对信息开放与媒体的互动是近年社会关注的热点。2010年伊始，李长春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凝聚力量，推动工作的积极作用。这里的“三善”可以说是执政党与媒体关系的最新表述，意味着政府从自上而下的管理者调整为平等相待的服务者。从对媒体“控制者”的角色调整为“使用者”的角色，也意味着要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职能转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政府开放式的媒体管理思路还体现在从2009年开始的、正在进入深水区的新闻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上。到2010年年底，全国有528家出版社要完成转企改制。新闻出版单位经体制改革后成为文化企业，将逐步提升宣传工作理念，需遵从商业理性及传媒市场规律，新闻出版的社会化或将成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头力量。
　　
　　○ 微博：传媒模式的重大变化
　　电子信息技术的成熟与广泛应用正在推动我国传媒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微博的爆发和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电子手持终端的迅速普及，使得传统的传媒样态发生变更，主要体现在：一是传统媒体工作模式发生改变。以微博、BBS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媒介与受众之间的需求在共同完成媒介产品的向度上趋于一致，受众个体对媒介的依赖也转化为媒介对受众的相互依赖。二是“自媒体”的勃兴促使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并形成权力话语。在以往发生的新闻事件中，民众的意见表达往往是经由传统媒体传达的，而今年被网民热力追捧的微博――代表了一种新的草根信息传递方式，改变了这一现实。对于一些突发事件和社会公共事件，身在现场的目击者发出及时、准确、连贯的报道，是互联网立体、多点、民主精神的最好诠释。每一个携带智能手持电子终端的个体，都可以成为自主的独立媒体，成为海量信息的移动新载体与信息传播源，这大大模糊了传统媒体的分类与界限，也打破了我国媒体属地层级管理的格局，网络的发展冲击着我国传统管理媒体的方法。
　　
　　○ “网络水军”：新媒体话语权的失范
　　近年来，社会分化严重，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向传媒领域挺进，媒体面临着资本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水军”浮出水面。一些公关公司借助利益集团的资金优势，通过大量的虚假言论，以数量造势，遮蔽信息的真实性，从而误导民众，掌握新媒体话语权。有学者认为，这已经远远不是一个言论自由问题，而是对受众接触信息权力的强行剥夺，将威胁到新媒体领域内国家的文化安全。二是新闻媒体屡遭刑事司法打击。与前些年的新闻民事侵权诉讼官司不同，今年以来，有的地方频频出现“网上追逃”事件，利用刑事司法手段限制、阻吓记者采访和报道。目前，网络新媒体的规制、传媒格局的重大调整，出现一些新闻报道的边界模糊不清状况，以致产生各种媒体乱象以及针对媒体的权力滥用情况，因此,我国亟待大众传播法的出台。
　　（作者孟伟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摘自2010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
　　【本栏责任编辑 宋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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