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调彷徨] 宏调

　　如果进一步采取刺激措施,容易推高通胀,造成经济过热,大半年来的宏观调控、结构调整成果将毁于一旦;如果对经济增速下滑置之不理,万一下滑过快,必将伤及就业,造成一系列新问题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0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二季度同比增速为10.3%。在一季度GDP增速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短周期的顶点――11.9%――并略呈过热之后,二季度增速出现下滑势头。
　　7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二季度增速回落,除了基数的因素之外,还有主动调控的原因。
　　早在去年底今年初,中央两大核心智库――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分别发布《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和《中国经济报告》,均做出了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将呈“前高后低”的预测。
　　对更多人而言,感受到经济晴雨表的变化,始自今年4月、5月间。财政收入、货币供应、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速、价格指数、港口运输量等各项增速均在这一时期出现下滑。
　　6月底,PMI(经理人采购指数)下滑更加剧了人们的担心。
　　决策层的行止言谈中亦传递出凝重信息。6月底到7月上旬,温家宝分别来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调研,其间多次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增多,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局面。往年多于7月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亦被提前在6月底召开数次。
　　据参加分析会的人士介绍,政策建议大体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意味着经济过热苗头的调整,并非坏事。如果经济增速能够保持在9%-11%的区间,就应该“咬牙挺住,坚持结构调整”。
　　另一派认为,如果二季度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则可以考虑对宏观调控政策做出适度微调。而广为炒作的刺激政策卷土重来论调,在这一轮政策建言中几乎没有市场。
　　今年二季度经济数据显示,GDP仍维持高速增长,CPI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同时,投资增速由去年11月38.8%的高点下滑至今年上半年的25.0%,但出口增速高达35.2%,消费增速高达18.2%,足以弥合投资增速下滑影响。“宏观调控进入观望期。”北京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表示。
　　在经历了大半年的紧缩政策之后,宏观调控何去何从,尚无定论。如果进一步采取刺激措施,容易推高通胀,造成经济过热,大半年来的宏观调控、结构调整成果将毁于一旦;如果对经济增速下滑置之不理,万一下滑过快,必将伤及就业,造成一系列新问题。
　　棋至中盘,宏观调控下一步彷徨难断,正处在决策的十字路口。
　　
　　叠加效应的杀伤力
　　彷徨之中,中央部委加大了调研力度。二季度以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人社部、住建部、国土资源部均有多个调研组前往各地考察。中财办一位人士表示,这是为了实地“勘测”密集出台的政策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对实体经济的“杀伤程度”。
　　在卢锋看来,以“紧缩”为特征的宏调早在一年前已经启动。去年6月19日,证监会重启新股发行,市场流动性开始紧缩。进而,央行和银监会收紧信贷闸门。6月信贷投放量尚为1.53万亿元,7月则骤降至3559亿元。2009年上半年信贷月均超过1万亿元,下半年则在3000亿-4000亿元之间。
　　进入2010年,信贷投放量在上半年就趋紧。1月、2月和5月,央行分别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直至17%,逼近17.5%的历史高点。
　　与此同时,央行在5月底之前一直在公开市场上回笼资金,银监会则要求大型银行再增加0.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目前,中国全部商业银行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已经从2003年的负2.98%,提升到2009年一季度末的11.1%。
　　澳新银行中国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研判,上半年新增信贷4.6万亿元左右,占今年新增信贷目标60%左右――而在正常年份,上半年新增信贷差不多处于全年目标的66%-75%区间。
　　信贷紧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首当其冲。作为年承接天量信贷的主力军,至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同比增长70.4%。
　　2010年5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债务核实、分类清理、严管放贷、制止违规担保成为关键词。
　　而2009年3月以来一路冲高的房价,也开始成为中央政府调控的对象。2010年4月中旬,中央启动“房产新政”,二套房四成首付,利率1.1倍,银行停供三套房,房地产市场交易量迅速萎缩。
　　其中,北京、上海、深圳三大核心城市成交量分别同比下滑53%、68%和62%,开始出现量跌价挺局面。7月15日,盛来运对媒体表示,全国房地产销售价格6月环比下降0.1%。
　　因出口增速回升较快,出口退税政策亦开始出现回调;而因应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经济过热苗头、二季度节能减排压力骤增而开启的新一轮过剩产能清理,亦彰显“紧缩”格局。
　　不过,除了于2010年6月姗姗来迟的新一轮汇率改革,体现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鲜有作为,加息更是一推再推。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私下里称之为“不牵牛鼻子,只好搬牛腿”。“行政手段过多,必然产生政策的叠加效应,对经济有所误伤。”卢锋分析说,“比如有保有压,赖以依附的就是‘万能’的政府官员。”根据卢锋的统计,新时期宏观调控工具已达24种之多。
　　刘元春表示,在多重政策叠加之下,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在下半年明显下滑,本次调控带来的投资下滑可能会达到10%左右,其中住宅投资和土地类投资下降可能高达15%左右,进而对GDP增速放缓产生强力拉动作用。根据人大经济学院的测算,保障性住房投资远远不足以弥补这一缺口。
　　
　　下半年不确定性增加
　　前述中财办人士表示,在这一轮“偏紧”政策密集出炉之际,国际经济形势尚处在危机后的回升期。但在“房产新政”推出之后,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盟债务危机,不仅令国际经济的复苏、同时也令中国经济的复苏平生变数。
　　根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的统计,眼下,欧盟成员国平均赤字率已突破6%,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的平均数已突破85%,均远远超越了3%和60%的双警戒线。而美国赤字率接近10%,债务率接近100%,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然到了必须退出的阶段,这无疑将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冲击。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课题组的测算,国际库存周期将在三季度呈现逆转之势,东亚地区今年上半年超高出口增长率将“深度下滑”。
　　刘元春表示,OECD(经合组织)综合领先指数是中国出口增长很好的先行指标,前者正常领先后者4个月左右,目前OECD综合领先指数虽然依然持续攀升,但上涨速度已经度过其高点。
　　同时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洲的流动性、消费指数、就业指数出现逆转,欧洲宏观经济景气将在5月见顶,6月出现明显回落。刘元春认为,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出口在未来两个月左右将依然保持较高水平,但到10月下滑趋势将十分明显。
　　如果说两年前的金融危机属于“严冬”,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则在今年上半年后半段就已经提前感受到了“秋意”。2009年1月开始,中国出口订单指数强劲反弹,于2009年四季度进入高涨。
　　这种局面在2010年3月开始出现回调,3月-6月出口订单指数下滑了2.8%。这种下滑的趋势与2010年几次广交会订单签订的情况基本一致,107期广交会比106期出口成交微增2.1%,且订单多以短订单为主。
　　令出口企业极为关注的BDI指数(即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亦从今年5月的4209点高位,一路下滑至7月的不足2000点。
　　眼下国际经济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美欧刺激政策并未带来实质复苏,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客观上要求刺激政策延续;另一方面,债务危机迫在眉睫,客观上要求刺激政策退出。此次G20峰会在刺激政策退出方面即未达成任何共识。西方在摇摆之间,中国则处“两难”境地。
　　
　　博弈宏调松动
　　宏调彷徨之际,不同利益集团的政策取向出现分野。
　　7月的第二个周末,4名房地产商被召至一位决策高层处,就“房产新政”建言献计。一位房地产商称,目前房地产投资紧缩,已不宜再出台新的打压房地产的政策措施,同时建议考虑对已经收窄的房地产融资渠道予以松绑。
　　这并非仅是4个房地产商的个人意见。根据新浪网的调查,全国260个大中城市均有不同程度放松三套房政策的迹象,尤其是上海、杭州等地,第四套房贷款也不难拿到,而对房产新政的细则配套落实,3个月来似乎仅有北京一地在严格执行。
　　一场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正在紧张地展开。一方面,央行获知银行间市场已趋紧张,5月底以来开始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货币净投放操作,至截稿时已连续8周进行资金净投放,累计近万亿元。
　　另一方面,接近中财办的权威人士表示,中央在出台“紧缩”政策之前,并非没有摸底,了解到的情况是:房地产商已然未雨绸缪,提前回笼资金,资金链足够撑到2010年年底。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尽管同比增速回落,但仍处在快速上升的时期。到今年5月底,各级政府在银行存款达2.2万亿元。
　　在直接融资渠道收窄的情况下,相关利益集团采取了暗度陈仓之策。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银信合作(银行与信托)高达2.6万亿元之多,加之4.6万亿元正常渠道的信贷,上半年信贷依旧丰盈。也因此,甫入下半年,银监会就在7月2日暂时叫停了一切银信合作。
　　一方要松,通过相关媒体喊话:房地产市场调控有关政策可能取消“三套房贷放开”“国资委授意央企拿地”,引起各界关注。另一方面则要紧,7月12日,住建部、银监会、国资委几乎同时分别回应,均表示坚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资委亦同时否认授意房地产央企扩张拿地。
　　 “但是,形势比人强”,一位学者说,“如果房地产市场深度下滑,相信中央一定不会置之不理,现在强硬表态的部委到时也只好转向。”换言之,他对这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看好后者。与他持有同一观点的观察家,远远不止一位。
　　
　　对策“弹药箱”
　　在中国大陆经济增速放缓之际,曾有国外媒体评述说,中国的政策子弹已经接近打光,意指宏观调控手段面临“两难”格局,进退维谷。
　　但前述中财办人士并不认可这一观点。他表示,从性质上区分,中央起码还有两套“组合拳”可以打。
　　第一套“组合拳”是对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微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考察长江以南地区时表示,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预见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有的事情可以缓一缓,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有的事情可以理一理先后顺序,比如土地供应、出口退税;有的事情则可以把握力度,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
　　接近中财办的知情人士分析指出,更多的时候,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货币供应量不足,则需要适度放松信贷闸门;如果是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则需要下调利率;如果是准入门槛太高,就需要细化‘民资36条’的细则”。
　　第二套“组合拳”则属于“围魏救赵”之策。7月5日,中央启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6822亿元的天量财政投入,覆盖了23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根据以往财政投资“调概算”的经验,最终的投入可望达到8000亿元左右,“等于在4万亿元的基础上追加了一大笔投资,可以起到引导民间资本投入、进而弥补投资增速下滑的作用。”中财办人士表示。
　　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的研究,1995年-2008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5.2%上升到31.9%,企业所占比重由8.9%上升到13.3%,居民所占比重从65.9%下降到54.8%。
　　2008年后,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格局并没有得到改变,从2008年到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由6.1万亿元增长到6.8万亿元,增长11.65%,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别为9.8%和8.5%。“在政府和企业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势必会将较多的资金用于投资。”马晓河指出。
　　换言之,投资增速即使目前放缓,亦会很快攀升。“美国经济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想找到新的增长点殊为不易;而中国经济只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西部大开发也罢、城镇化也罢,投资略为倾斜,加上近来表现上佳的消费增速,GDP就上去了。”马晓河说。
　　
　　经济趋缓的调控之道
　　
　　去年末今年初,在国内货币供应过多压力前提下,出现了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地方债务系统性风险问题突出、银行资产质量面临较大风险以及通胀预期明显上升的情况。
　　在此背景下,加强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的管理,迫在眉睫。为此,从年初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截至目前,调控效果正逐步呈现,总体是有效的。
　　
　　形势变化为何如此之快
　　今年中国的GDP增长一季度为11.7%,二季度10.3%,增速明显减缓。同时国内多数机构预测,三四季度的增速还将逐季回落,四季度可能回落至9%以下。其他一些经济指标也在掉头下行,特别是一些经济领先指标。
　　经济增速呈现“前高后低”趋势,既受去年增长基数的影响,也是今年宏观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
　　推动中国经济形势在短期内趋稳的主要因素是三大政策变量:一是房地产政策,二是地方融资平台整顿,三是限制过剩产能、能耗的政策。配合这三大政策的落实,央行在资金关口上按7.5万亿元信贷规模目标进行控制。在技术操作层面,银监会新推的“三办法一指引”贷款管理模式变化,使贷款的派生系数明显下降,起到了央行紧缩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的调控作用。
　　但前一段时间,国内外多数机构的预测是,全年的经济增长仍能保持在9%-10%的区间。CPI的上涨将在三季度见顶,全年上涨介于3.1%-3.4%之间,不会出现失控状况。
　　应该说,目前这种趋势既是市场早已预料的,也是宏观调控政策的成果,体现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意图。从趋势看,明年经济增长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甚于今年。但从总体看,今年经济出事的可能性很小,相对而言,仍会给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机遇。
　　下半年的政策趋向,应坚持上半年调控方向不动摇,坚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连续性、稳定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原则,同时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在确保社会能承受的经济增速前提下,进一步把握好调控节奏、力度,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换言之,调控的方向要坚持,调控的技术要灵活。
　　
　　继续回归常态的货币政策
　　基于去年新增贷款高达9.5万亿元,增速约31%的异常状况,今年初央行提出全年贷款控制在7.5万亿元,增速为18.8%。此增速并不慢,货币政策仍是适度宽松。因为在2004年-2008年五年中,GDP呈两位数增长,贷款平均增速才13.8%。今年GDP若为9%左右,贷款增速却比前五年平均仍高出5个百分点。
　　下半年仍应坚守年初提出的7.5万亿元新增信贷目标。需要注意的新现象是,在严格控制贷款后,最近急速发展的“银信合作”融资动态。截至5月底,“银信合作”规模已达2万亿元,对此应加以监管。在30年改革开放历史中,这方面教训太深刻。几次宏观失控、经济过热,往往都是控制了银行贷款,却疏忽了非银行贷款形成的市场融资。
　　针对已连续7个月的负利率状况,应给出正利率的信号。但为防止在经济增速下滑时一次性加息给市场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不如乘势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允许存款利率适度上浮(实际上各银行已在变相上浮)。
　　最近启动的恢复弹性汇率调整,海内外反应较好。下半年应按有关部署,在做好相应过渡性安排后,按照官方对外说的汇率制度改革方向予以实施,进一步增加汇率的弹性。这既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也可从总体上减轻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压力。
　　
　　精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
　　中国经济在去年全球范围内率先复苏,地方融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初步统计,省、地、县各级地方政府约8000家融资平台,约有7.3万亿元银行贷款,相当部分由各级地方人大、政府做了“不合法”的担保,现正在清理中。在此过程中,应当要求各级政府重新落实、追加担保。不能追加的,银行应停止继续贷款。从中国的国情可以想到,有相当部分的项目贷款,相关地方政府是难以追加担保的。其结果,已开工项目的后续贷款被中断,半拉子工程及银行不良贷款将涌现。
　　为此,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整顿,切忌简单化。一定要做好实地调研,寻找到尽可能减少引起经济震荡的办法,分类处置,精细操作。
　　可以考虑,在要求各地政府想方设法追加有效担保的同时,调整政策,引导他们通过资产置换、债转股、股权转让以及变卖政府在其他金融机构控股的股权等各种方式,妥善处置好担保、还本、付息工作。在做到控制新开工项目的同时,对已开工的项目,尽可能不让其资金链中断。同时,对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市场规范操作,在向社会公布独立、健全的财务信息基础上,鼓励发行市政项目债券,筹集建设资金。
　　
　　坚持房地产调控正确方向
　　上半年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清晰的。要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其政策效应也在逐步体现,估计到九十月,效应将进一步凸显。但目前市场上(包括部分地方政府)仍有相当大的力量,认为中央政府出于GDP增速下滑的压力,又会改变政策,届时房价会有更大反弹。因此,不少人对中央政策的坚定性,持观望与怀疑态度。
　　为此,下半年房市调控政策需要考虑:1.坚持上半年的调控方向:打击投资、投机购房,加快社会保障房的建设。
　　为消除市场的观望与怀疑,确保中国房市的健康发展,首先应该认真反思中国十几年房市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向社会明确,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坚持以消费品为主导的健康发展方向。
　　目前的矛盾焦点,集中表现在房价上,但是背后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国房市到底应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应以这次调控为契机,进一步明确消费品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同时抓紧长期化、制度化建设,包括土地供应、保障房与租赁房建设、财税政策和商品房开发监管等。通过制度的完善,应做到政府对房市的管理,不应也不会再去盯着某一时期的房价水平。
　　2.要严肃纪律,限定时间,加强检查,要求各地政府尽快落实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并分派到下属各市县。应鼓励用各种方法,努力完成今年保障性住房的任务,以替补今年一般商品房投资下降后的投资缺口问题。
　　3.鉴于房产税(物业税)的征收涉及千家万户,情况极其复杂,操作技术要求又高,因此整体方案出台的时间肯定较慢。与其如此,为了真正遏制住炒房行为,不如调高交易所得税率,不仅操作相对方便、能尽快出台,而且见效快。至于房产税,仍可继续进行细致的测算、研究与试点。
　　4.考虑到今年“三大政策”同时出台对经济的叠加影响,对于房地产市场中已多年累积的各种问题及泡沫的解决,下一步重点要把握好调控的策略与节奏,应准备花两年左右时间予以解决,不能太急。操之过急只能给整个宏观调控造成被动。对中国房市应坚持消费品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尽快明确地昭示市场、昭示社会。对于民间过多的闲资,应尽快地开各种“正门”予以引导,不能因为民间闲资过多而纵容放大资产市场的操作。
　　
　　推进人民币“走出去”
　　针对南欧四国,包括最近正在暴露风险的中东欧国家及其他地区国家在危机中的资金需求,中国在以美元投资、贷款方式换取石油、矿藏资源的同时,应尽可能去寻找机会,或者与美元的对外支持相搭配,对向中国有进口需求的国家,以人民币对外投资、贸易融资和买方信贷等方式,鼓励外方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商品、服务及大型机电设备。
　　在短期内,这有利于消化国内的部分过剩产能,从长期看,有利于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铺垫基础。特别是在人家危机当头,拉人一把,有利于中国政治、外交整体战略的实施。
　　
　　放宽民营、盘活国资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如何在采取上述短期政策的同时,抓紧启动相关长期性制度改革研究,至关重要。特别对有些已有把握的制度应抓紧落实,这对解决短期问题同样重要。
　　这些制度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服务行业税率的税制改革;涉及结构调整中城镇化建设这一重要“抓手”的有关制度改革,其中包括进城农民工的户籍、教育、医疗,以及中小城市服务行业投资门槛的降低等等。
　　这里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应该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对照新公布的“非公36条”,抓紧制定落实细则。让民间富裕的资金寻找到投资出路,既能减轻炒房资金的压力,又可减轻地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压力,同时也可起到替代今年可能因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而形成的投资缺口的作用。
　　二是应通过盘活、撬动国有资本存量,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由此可采取以下两条措施:适当提高和扩大中央、地方企业国有资产分红的比例和范围;在研究好中国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战略控股原则的基础上,除对仍需保持绝对和相对控股比例的股份外,其余股份可有部署地在市场上标售、套现,集中用于加快社保体系建设,救穷人、扩消费、促增长、稳社会。
　　这不仅可以减缓近期部分产能的相对过剩、帮助民间富余资金找到投资出路,而且有利于中国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形成国内自身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有助于中国经济尽快地度过当前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痛苦期。(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本组文章摘自《财经》杂志2010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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