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再出发中国世界都利好【2010:中国奇迹再出发】
时间：2020-07-23 08:05: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破解复杂性难题 记者:温家宝日前表示,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综合国内外的情况,中国经济在今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有哪些? 高善文:在去年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下,目前全球经济基本进入了恢复阶段。但是,全球经济恢复的格局是不平衡的,不同国家恢复进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下一步的政策调整也会有所区别。2009年初各国较为同步地实行了强烈的刺激措施,接下来有些国家的政策要正常化,有些将维持刺激力度,可能有的还要考虑增加刺激力度,步调并不一致。
中国在今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既要逐步实现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又要防止政策退出过快导致经济再次失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政策正常化过程的节奏和步伐。此外,非常强力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在今年要逐步的进行解决。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高房价,房价的问题影响到民生,也影响到经济的恢复和金融体系的安全。还有一个问题是地方融资平台。作为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地方融资平台也要逐步的正常化。有很多项目已经上马,项目的风险如何评估,信贷总量如何控制等等,在操作层面有很大的困难。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更加紧迫,一是如何全面可持续的刺激消费,二是如何培育新的增长点。
记者:当前,食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已经出现。决定今年通胀态势的根本性因素是什么?全年的通胀形势将会如何演变?
孙明春:今年的通胀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一是基数,二是价格的正常性回归。2009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通缩的过程,同期商品价格均有所下跌,今年的通胀则是回归正常的一个过程。近三个月食品价格上涨,有天气的原因,也有春节的原因。但春节过后,已有所回落。今年既不会通缩,也不会遭遇严重通胀,而是保持一个温和的通胀。
这些年通胀水平之所以比较低,主要是因为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价格竞争激烈。但2008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2008年下半年产能增长较缓慢。另外,去年的经济刺激使消费需求上涨强劲,若产能增长继续放缓,而需求增长不放缓的话,产能过剩势必很快消失。我们需要警惕信贷政策过紧可能进一步压低制造业的产能增长,从而加速产能过剩的消失,改变供大于求的现状,推动消费品价格上涨。这样,今年将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通胀。
高善文:判断通胀先要定义通胀的指标,CPI数据是基于抽样统计的样本,主要涵盖的是一般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在这当中,食品的比重是相当高的,占到1/3。CPI是以入户调查为基础的统计数据,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大量的非正式交易没有纳入到调查范畴之内。举例来说,家庭雇佣保姆,这是一种非正式交易,创造了GDP,但是官方统计是很难涵盖的,保姆工资的上升也很难计入到消费支出的篮子当中。基于官方的CPI进行讨论,从表象上看,CPI主要是由食品价格驱动的。中国的核心CPI的波动一直不是很大,而影响食品价格很多因素都有很大的波动,包括天气、疫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原油价格等等,都会影响食品价格的起落。考虑到基数和翘尾因素的影响,今年上半年CPI将保持上升,高点可能会出现在6月份前后,年中高于4%是有可能的。但下半年CPI会逐步的降低,在今年不会有明显的持续通货膨胀压力。
至于通胀到底是由产能决定的还是由货币决定的,学界迄今为止没有比较明确的结论。但是,相对能够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结论是:通胀要短期看产能、长期看货币。预判今年全年的CPI情况,产能的因素还是非常关键的。从绝对量来说,今年产能过剩仍然比较严重,但从动态变化来看,产能过剩的程度在减轻。不同的行业面临的情况不同,国际市场的产能情况也会对一些行业产生影响。中国的经济恢复得更快,对其他国家来说就产生大量的进口需求,我国进口的恢复会对国内的通胀压力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记者:一面是通胀预期,一面是去年开工的项目需要后续资金,货币政策似乎正处于两难境地。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如何定位?如何破解这种政策困境?
孙明春:既然去年已经开工了很多项目,产生了很多刚性需求,包括投资和贷款需求,我们就需要满足它。这些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对中国经济意义深远,不能因为所谓的通胀担心,就把这些项目变成烂尾工程,那既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错误。我们不能用短期的宏观经济周期观点来评价那些中长期项目,不能因为短期经济偏热,就把这些项目砍掉。当前全球需求还比较弱,我们还可以相对低的价格采购原材料,完成这些项目,等到两三年后,全世界的需求再次繁荣,我们很难再以这么便宜的价格进行建设了。
信贷宽松未必会导致通胀,近年来的信贷主要以投资性和生产性贷款为主,在松弛货币的同时也扩大了产能和供应,解除了供给瓶颈,而不像欧盟国家是以直接增加需求的消费信贷和房地产信贷为主。我们对于货币政策的这种传导机制应该有一个认识。货币政策宽松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和生产价格上涨,但不一定会导致消费物价上涨。过去15年里,中国的M2增长率平均为18%,CPI通胀平均仅为2%。事实上,近年来,投资建成了很多基础设施、工业设施,消除了20年前一直困扰我们的短缺问题和供给瓶颈,反而使通胀水平降低了。当然,这其中也包含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因素。总之,我们不能太教条地认为紧货币政策,通胀就会下降,松货币政策,通胀就会上升。
促成消费型社会转型
记者:消费刺激政策对2009年的消费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目前,居民的消费增长正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未来消费刺激政策如何突破阻碍、释放更大的消费增长空间?
高善文: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降低,独生子女正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这造成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民工荒”,二是低端市场中劳动者工资增长明显。这两个方面同时出现可能意味着中国中低端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接近尾声。劳动力转向短缺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需要系统性转变,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下降,服务型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趋势性上升,制造业中的企业可能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技术进步来保持竞争力。
近年来消费在中国GDP中占比不断降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降低。但现在这个过程已经走到了转折点附近。接下来,我国将转入这样一个过程:劳动工资占GDP的比例开始进入上升阶段,带动消费在整个经济当中的上升。我们正迎来巨大的经济结构的变迁。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是发展的必然。在刺激消费方面,去年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今年的消费仍将维持较为强劲的增长,但势头较2009年会有所放缓。目前政府要做的是放眼长远,通过一系列根本性的政策来主导以及促进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实现。目前政府已经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改革,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消费金融等领域都有了政策安排。
迟福林:未来的消费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城市化。2008年我国城镇人均GDP达到了3900美元,表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与此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应在55%-60%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不到46%。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未来5年可提高城市化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考虑到乘数效应,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今后,我国应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想要从根本上扩大内需,必须推进一系列相关改革,首先,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开放垄断行业,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其次,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次,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加大公共产品提供、建立消费型金融体制。最后,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我国现在的消费率总体只有49%左右,低于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15-20个百分点。在未来5-10年,中国的消费率提高8-10个点的可能性很大。当我国的消费率达到55%-60%,就将步入消费主导的发展阶段。
冲破人口瓶颈
记者:“民工荒”的出现让人们再度拷问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如何“倒逼”经济结构转型?
高善文: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制造业扩张的基础上,而制造业的扩张主要是建立在低成本劳动力廉价制造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增长模式正在接近尾声。受益于消费结构升级和重工业化程度抬升,企业部门在过去10年中盈利能力非常强。随着劳动力转向短缺,未来企业的盈利能力会逐步下降,整个经济增长迫切需要转向依靠研发、科技投入、改进管理来支持的轨道上。这样的转型不仅仅是政府的目标和要求,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转变,随着消费的增长和第三产业的兴起,企业处于竞争当中,转型已成为迫不得已、必须面对的问题。以出口企业为例,目前正面临严重的招工难,工人工资要求很高,企业主不得不考虑是转向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开拓,拓展销售渠道和改进管理经验。
孙明春:“民工荒”主要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并没有反映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去年我们新开工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前期主要是拆迁,并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直到去年四季度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投资期、建设期、施工期,开始需要劳动力。各个省都在推进经济刺激政策,所以各个省的劳工需求都很庞大,很多劳工输出省也不再向外输出那么多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年初,出口行业复苏,劳动力输入省就面临劳工短缺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过剩问题解决了,只是去年开工项目较多的滞后反应。所以,今后一两年内,中国的劳工可能仍会偏紧,但这只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多方面的,劳动力成本低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资源价格、环保价格、经济管制等。有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原因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从深水港、高速公路,到开发区的“三通一平”,作为制造业的工厂主,你很难找到像中国这么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影响是超出想像的,比如武汉到广州的高铁开通后,原来十几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三个多小时,很多产业转移将会发生。去年进行了20年来最大的一轮投资,很多基础设施项目完工后,内陆省份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也将增强。
迟福林:金融危机导致了外部需求的萎缩,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投资在短时间的恢复经济增长,是有着积极作用的。但同时我们要看到,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所以,之前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将使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今后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经过30年改革,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以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阶段。居民消费结构从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转变到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从对物质的追求到对人自身发展的追求,消费重点从私人产品转移到公共产品。在新的发展阶段,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了老百姓的根本需求。
所以,过去过度关注总量的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的发展要求,以总量扩张为目标的增长主义应当终结。质量和结构将成为今后改革发展的重点参考指标。
新经济模式下的大国战略
记者: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规划“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综合人口结构、教育体制、科技力量等因素,如何定义中国经济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战略?
迟福林: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选择时期,“十二五”将是推动中国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第二次转型关键的五年。未来三至五年我们是否敢于突破过去30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会不会有所作为,将对中国下一个30年的富民强国具有决定意义。
收入分配改革应成为“十二五”的改革重点,应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不低于15%,同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70%左右。同时,以资源红利的社会共享为目标推进国有资源的重新配置,打破垄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建立起规范化的收租分红制度,提高国有企业上缴租金、税的比重。在劳资关系方面,实施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和工资定期增长制度,保障增加劳动者收入。在城乡统筹方面,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使农民真正享受到土地资产增值的红利。最后,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政府职能转变将成为推进各项改革的基础,政府应从经济建设型主体转向公共服务型主体。只有政府把公共服务做好,整个社会才能走向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在未来几年内,应按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要求,推进公共政策的转型和创新。
孙明春:首先,中国经济在未来7-10年间面临的最大瓶颈是资源、能源瓶颈,我们需要提早准备。其次,环保问题。过去的高增长不仅牺牲了自身福利,而且考虑到哥本哈根会议对碳排放的要求,中国未来也将在这方面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所以,我们需要及早转型,降低碳排放和环境污染。最后,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现在,东部很多制造业在往中部转移,东部则需要向更高端的制造业、服务业方向发展,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东部转型升级的相当重要的一环。
我们需要有一个大国思维,承担大国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采用的是一种小国开放经济的思路,其特点是经济规模较小、受国外影响较大,而我们自身的政策并不影响全球,所以不用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别国的影响。但今年,中国经济可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不得不去考虑中国政策对世界的影响,如中国的电力消耗,在5-7年内可能居世界第一,届时我们将面临的资源瓶颈也会成为全世界的瓶颈;再如我们现在持有的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持有的美国国债占其全部规模的25%,我们采取任何措施都将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也会影响到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考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用大国思维来思考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
高善文:中国的转型之路要把过去30年,出口导向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模式,转向“消费驱动的、内生增长的、依靠科技进步驱动的发展模式”中。这一转折对于中国经济是意义重大的,一旦完成,将会影响未来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格局。以5-10年的时间视野来看,我们正处在这一转折点附近。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实现这个转折和跨越,中国就可能陷入中低收入的陷阱。比较典型的前鉴是拉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增长非常高,八九十年代停下来了,国民的收入水平维持在中低位。实现结构转型的成功例子也很多,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是实现了这个跨越以后才进入发达状态的,比如日本、韩国、德国。对于中国来说,在收入水平足够高之前,我们已经先要面临人口的压力,转型来得更快,时间更紧迫。我们要在去产能化的过程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兴的战略性产业。
低碳经济是目前新经济的一个焦点,各国处在比较接近的起跑线上,我们争先是有机会的。新能源汽车的到来,将会使内燃机技术遭到淘汰,必将展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在这当中我们必须抓住战略机遇,努力实现跨越。
(3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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