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吗？|中国需要文艺复兴
时间：2020-07-19 07:23: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6年11月底，温家宝总理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中，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我们已经具备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基础”，进而指出“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温家宝对正在民族复兴的中国的走向进行了精辟分析，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寄予了厚望。
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题为《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文章，乐观地预言中国正处于“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文章一出，应者迭起，思想界沉寂的湖水开始波澜翻滚。而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语气激动。毕竟，这是中国自“五四”以来，一个牵动着思想文化界的长久主题。
分化的启蒙目标
胡适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的眼中，上世纪80年代是继“五四”之后中国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这种观点并非个例，许多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界人士比如作家张贤亮、梁晓声等人也均持同样看法。
思想史专业毕业的许纪霖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已经在大学里教书，是“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亲历者，对比20多年前的历史，他对此次关于文艺复兴的讨论感受复杂。他首先是感到惊讶，“感觉时光好像倒退了20年，我觉得该文对文艺复兴的期盼，对个人本位的诉求如此强烈，而且充满乐观，差不多是上世纪80年代的感受。时光倒退20年，1986年的时候我也抱着这样的心态。”
许纪霖赞同继续发扬人的权利，但是他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同样存在着两种情形：一方面一些群体权利很匮乏，另一方面与权利意识相应的公共责任意识更匮乏。“文艺复兴推进的个人的觉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如胡适所说的‘负责任的健康的个人主义’，反而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杨朱式的个人主义，‘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
因此，在许看来，启蒙没有错，问题是启什么蒙。上世纪80年代启蒙有一个共同阵营，但在90年代产生了分化，90年代末著名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就是启蒙阵营的内部分化，他们各自看到了一些合理性，但对优先性的认识不同，一方认为公平更重要，一方认为自由更重要。启蒙的共同性已经失去，有了多重目标，用“万众一心”的方式来选择一个共同目标已经不可能了。在“万众一心”，四个字上，许加重了语气。
文化问题仍很严重
更多的学者在作出限定的前提下对文艺复兴的提法表示认同。“如果把那篇文章归结为一点：中国需要精神文明，在这个含义上，推动一场文艺复兴，我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非常关注这场讨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如不出意外是在向一个经济大国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人的普遍社会心理仍然有很多问题，不具备一种大国国民的心态。”
“中国人的社会心理问题”具体指什么？徐友渔说：“这有很多表现，比如价值观的混乱，道德的滑坡，有一点钱就产生虚骄之气等等。”
“这场讨论的好处在于他提出的问题与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有所不同，那场讨论主要是文化人谈人文精神失落，被人们误解或批评为自己被社会边缘化后的一种反弹。该文作者是政治学者，他谈的是人文和文艺，但出发点和归宿是在制度安排的层面。”
复旦大学72岁高龄的西方哲学史家刘放桐也注意到了这场刚刚开始的讨论，他的观点与徐友渔形成呼应。“中国的文化问题仍很严重，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影响非常厉害。”
刘放桐认为：“……‘五四’的时候讲科学和民主，但碰到了特殊情况，中断了。从这方面讲文艺复兴是可以发扬的。”
未竟的五四
在一些史家看来，中国历史上，先秦、魏晋南北朝、汉唐、明朝中后期等几个历史时期在个性的解放、张扬上均做过一些努力，百家争鸣、魏晋风骨、汉唐的人文荟萃、明朝的市井风流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不过，“古代的太远了不好说，离我们较近又与文艺复兴最具可比性的应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徐友渔说。
但是，徐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仍然有很大差距：一是对文艺复兴理解的深度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将在个体解放这点上做得很不到位，胡适做过一些努力，呼吁个体的自由、解放，提倡“易卜生主义”，但是很快就被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的整体主义的声音压下去了。
另一个差距，徐的看法与许纪霖相似，“文艺复兴在西方结出了很多制度成果，而新文化运动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徐看来，这种差距背后的原因值得关注，因为它对当今仍有启发。“……当时中国碰到这么多问题，尤其是日本的侵略。‘救亡压倒了启蒙’。要应付侵略，必须牺牲一些个人自由，加强国家、领袖的权力，强调意志统一的一面，这是必要的，但与发扬每个人价值的文艺复兴精神背道而驰。可以说，日本的侵略使得中华民族的精神启蒙中断了。”
另一个原因，文艺复兴是西方划时代的事情，但中国学习他们的时候，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处于一个最低谷的时期，调整期，这个时候，中国一些原来大力主张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开始认为中国比西方好得多，强得多，他写的《欧游心影录》就认为西方需要中国去拯救。梁甚至说，千千万万的西方人等着我们用中国文化去超度。
几十年浸淫于哲学研究的刘放桐深有感慨，“‘五四’的许多未完成的事情我们还需要接着做，而根本的目标还是要形成制度保证。”
文艺复兴的历史条件
当下的中国具备一场新的文艺复兴的条件吗？《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认为今天的中国“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作者主要的依据是：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润。
“商品经济有个买方和卖方，在市场上，买方和卖方是平等的。劳动者在市场上是自由的，这使他们摆脱了人身依附，所以每个人才得以讲自由平等。这是文艺复兴的大前提。没有商品经济就没有文艺复兴。”
北京大学西方哲学教授赵敦华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条件：宽松的思想环境。“当时的欧洲处于分裂状态，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文艺复兴之前和之后对思想的控制都比较严，之前是中世纪的神权压制，之后是王权的压制。但是，在文艺复兴这段时间，思想控制相对比较宽松。”
复兴与传统
赵敦华更愿意谈论“文化复兴”，而不是“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是西方的一个特定概念”。甚至对“复兴”这个词，他也持保留意见，“‘复兴’这个词好像我们以前做得很好，很辉煌，其实并非如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古代文化进行创新的问题，而不是复兴的问题。”
这一观点得到徐友渔的认同：文艺复兴把几千年前的事说得很美妙，但它是否就是把古代的东西进行复兴，也未必。中国人也懂得这一套，康有为要改革，也会弄个《孔子改制考》，玩儿托古改制。所以复兴这个词有恢复传统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用古已有之的东西来说事。
鉴于这种认识，赵敦华认为不管“文艺复兴”还是“文化复兴”，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创新才是如今思想文化界需要做的事情”，他说，“北大办国学班，有攻读博士学位的国学班，也有面向社会的国学班，我们并不是要复古，而是把国学当作一种现代文化来看待。”
创新的同时包含着舍弃，“古希腊文化中确实有不少人文的、伸张个人价值的东西，与中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不一样，别人可以恢复希腊，我们怎么恢复‘君臣大义’那一套？”徐友渔说。
“还要有宽松的条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复兴时期有一句口号叫‘为艺术而艺术’。”赵敦华说。而在宽松的条件下，还需要文艺界人士的努力，“现在流行的是快餐文化、草根文化、很通俗但是比较肤浅，文化的复兴‘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两方面都需要，但是现在需要更多的精品。”
（摘自《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5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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