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施放毒气罪行实录] 武汉会战日本屠城了么
时间：2019-04-22 03:16: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侵华日军残暴无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不仅如此，侵华日军还漠视国际公法，对中国军民残酷使用毒气武器，在敌后战场上如此，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也不例外。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战史档案中，可以查阅到日军在淞沪抗战、徐州会战等战役中大量使用毒气武器，致无数中国军民惨遭毒杀的许多文字记载。仅在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就不下十次地使用毒气弹。
（一）
1938年，侵华日军在完成进攻武汉的军事准备后，日军大本营于同年8月正式下达进攻武汉的作战命令，日军随即在江北和江南分5路向武汉推进。国民党军为保卫武汉集中90个师的兵力，与日军对峙。从中旬起，激烈战斗在江南和江北同时展开。
武汉会战打响后，坐镇武汉指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前线作战部队电报来往频繁。这些电文集中反映了国民党军队遭遇连连惨败，丢城失地，直至武汉失守的全过程，为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留下了可信的史料。在这些电文中，还多次提及到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毒气武器，以赢取战场优势等情况。这又为今人揭露侵华日军悍然使用毒气武器的罪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8年7月22日晚，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出动5个师团，分左右两路，从大江南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还出动海军航空兵二个联队九十余架飞机助战，实施轰炸扫射。中国方面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铁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予敌一零六师团重创。8月10日，第二兵团所部在瑞昌东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波田支队激战。8月13日，第九战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亲率两个师部队投入战斗，在瑞昌反攻以波田支队打头阵的日军主力第九师团。中国军队士气高昂，浴血奋战，多次与敌军短兵相接，拼刺刀。在行将攻克丁家山、马鞍山之际，日军施放毒气。孙部中毒官兵甚多，渐行不支被迫退守至蜈蚣山、周家垄一带休整布防。经医疗队抢救，救活430余名中毒官兵，另有310余官兵已牺牲在战场上和撤退途中。孙桐萱紧急电告陈诚，请求急调防化学部队来军中助战守，陈诚告以防化部队编制太少不敷分配。至少十天后方可抽调一个中队防化兵来瑞昌助战（但后来并未调来），孙桐萱与几位师旅长徒叹奈何！8月21日，日军在进犯蜈蚣山等地时，又释放毒气。22日，孙部于大屋等地又遭日军毒气袭击……这些事实反映在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于22日致电蒋介石的电文中“……昨敌攻我蜈蚣山之役，竟施放催泪性毒气，呈深蓝色，我中毒者二十余人。”“今晨敌使用窒息性毒气向我大屋、何城子镇进犯，我八十一师守兵两营中毒，口鼻出血，除三人逃出外，余均壮烈牺牲……”可见中国军队的伤亡相当惨重，而且由于防化学战技术落后，又缺乏准备，军队对毒气来袭都缺乏自我保护手段，一时军心惶惶，无不对日军兽性切齿痛恨。
（二）
这儿要说明的是侵华日军早就蓄谋在战争中使用毒气武器。其陆军部队至少有八个师团配备有化学兵大队，备有毒气炮、毒气投掷筒等违禁武器。1937年八一三淞沪大战中，日军遭到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的猛烈抵抗，战事持续三个月之久，其间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我88师阵地时就少量使用过毒气。华中派遣军参谋长朝香宫亲王、副参谋长冢田攻中将及柳川平之助中将等日酋均力主在前线成规模地施放毒气，以求取胜。但遭到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大将的反对，他并非有心恪守国际法，而是担心引发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因从沪战打响开始，美苏英法德等多国驻华使馆均派出武官作为观察员从南京赴上海前线观战，及时向自己国家政府报告战况。况且上海租界区欧美侨民商人多达万人以上。他们都密切关注战事进展。日军若加大使用毒气武器，则必将遭受严厉谴责。这令松井石根有所忌惮。
1937年12月3日，团团包围南京的日军六个师团发起全线猛攻。第九师团便是参战部队之一。中国守军在城南雨花台、城东光华门和孝陵卫一线英勇抗击，死战不退，予日寇以杀伤。其中守卫中山陵园和紫金山上的教导总队（国军教导师堪称全军之精锐）在山上依据险要地势，以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多次击退进攻之敌。在山下督战的日酋冢田攻悍然下令十六师团的化学兵大队释放毒气，造成守军死伤惨重，丢失全城最险要的制高阵地。
可以说自诩为拥有“武士道精神”的帝国皇军在侵华战争中之所以多次打胜仗，除了官兵训练有素，凶残善战，装备精良，火力强大外，每每的还倚持释放毒气（后来还开展细菌战）等极野蛮，极不人道的手段，夺得可耻的胜利。相比而言，直到1935年6月，经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上将再三建议，蒋介石才下令拨款30万元在南京孝陵卫组建防化兵部队（共二个团，对外称中央军校特别学兵 队），任命留德军官李忍涛上校为部队长，致力于对抗化学毒气战的研究，但该部队势孤力弱，不能形成有威慑力的战力。到1937年“七七”泸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国民党军队各军、师只有不足五个师配备了防化兵队，防毒面具仅7000副。与日军相比，悬殊达十五比一，也正因此，侵华日军有恃无恐，并在进犯中国内地的战争中毫无顾忌地使用毒气武器……其时，关麟征指挥的三十二集团军已从山东西部战场抽调到湖北，参加武汉保卫战。关的基本部队五十二军能征善战，在1938年初参加了轰动一时的台儿庄大战。他率部随汤恩伯的二十军团投入战斗。他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布阵，率部队在向城洪山镇一线狙击正面之敌，配合正面作战。3月24日，关麟征指挥部队向盘踞在津浦铁路台枣支线的日军第十师团发动进攻，取得胜利。接下来的战斗中，五十二军打得都很积极主动，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的防守战，战功赫赫。徐州会战后，李宗仁审时度势，指挥第五战区五十万大军分三路西撤入皖北、皖中，以避免战略上的被动。关麟征已以战功升任三十二军团长，在台儿庄大战时期与关较量过的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称：“关麟征一个军应视普通支那十个军。”评价极高，且流露出言不由衷的戒惧之心。1938年春夏之交，国民党统帅部鉴于鄂东南和赣北战况危急，急调关的三十二集团军参战。当时，日军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所属第九师团担任主攻。关麟征率部在瑞昌、阳新的亭子山、磨山、虾蟆洞一带狙击日军。关麟征命令部队依山形，在每个山头修筑工事，把几个山头组成一个棋盘阵地，一个山头受敌军攻击，其它山头可以立即配合出击歼灭敌人，因此日军进攻十几天，寸土未得，遗尸累累，士气低落，日军广播说：“我皇军在瑞昌附近，遭遇最强劲之敌。”接下来日酋冈村宁次下令，主力第九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在三十几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丧心病狂地下令施放毒气，以飞机向中军阵地投放毒气炸弹千余枚，又利用风向，向中军阵地射出成千发毒气炮弹，造成中国军队严重伤亡，纷纷逃离壕沟工事，向后撤退，成连成营的官兵因头痛、失明、剧烈咳嗽而晕厥甚至倒地死去，现场惨不忍睹。日军则趁机冲向中军阵地，以刺刀、东洋刀对失去战斗力的中国中毒官兵滥行杀戮，插上太阳旗。孙桐萱、关麟征一时无计可施，急令全军后撤，瑞昌的失守又导致南浔线和庐山西边的商震部二十军团、吴奇伟部第九集团军限于战略上的被动，为防被日军四个主力师团包围。这两个集团军十余万部队被迫后撤。陈诚为了挽回战场上的被动，急令三十一集团军和三十二集团军狙击从赣北马头镇和若溪进攻的该路日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马头镇陷落。8月24日，该路日军再占富池口时，第二兵团续调第二军、第五十三军、第七十五军、第九十八军驰援。双方大军相持于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后日军二个联队，苦战月余，日军于10月5日占领若溪，续陷辛镇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咸宁，武汉保卫战进入最紧急关头。日军施行野蛮至极的毒气战无疑为取胜而制造了有利条件。
（三）
1938年8月下旬，鄂皖边区战场上战云弥空，8月29日日军攻占皖西重镇六安后，渡淠河进攻中国军队并使用毒气。其前锋直川步兵联队在进攻中均配备有防毒面具，以防因风向变动而被自己一方施放的毒气伤害。30日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于学忠致电蒋介石称“……艳亥（29日）六安淠河东岸敌初以催泪性毒弹向我淠河西岸射击，强行渡河。三十日晨一时改用窒息弹，我一一四师之一排全部牺牲。”蒋介石忧心忡忡，特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苏联军事顾问加尔布诺夫建议前线部队必须进行防化学武器的教育，配备夹有过滤层棉絮的防毒面罩，并在重庆成都等地紧急成立防毒面具制造工厂，争取在一个月内生产出二万副防毒面具供前线部队使用，参加会议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长何应钦等皆以为此建议可行。但问题在于大后方严重缺乏活性碳粉、特制尼龙布等主要原料。蒋介石请求加尔布诺夫将军向斯大林请示，可否提供紧急援助。这位将军答应了|（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事不了了之）。当时，中央日报军事专版派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记者仇章正巧在五十二军淠河西侧防区采访，亲临了可怕的毒气战，并写成专题报道。据此专稿披露：“……29日那天上午，我正随着一一四师政训处联络参谋赴淠河西茶亭山前线采访。这儿山丘起伏，林草茂密。山坡下七八十米处为公路，通向鄂省境内，地势险要。一一四师一个团二千多久经战阵的官兵沿山岗林地布防。五十三军为东北军官兵们怀着国仇家恨，作战勇敢。冯团长颇有经验，他在两天前已下令炸断淠河上钢筋水泥桥，以遏阻敌军快速推进，又在茶亭山一线三山丘上设立高射机枪阵地，用以对付敌机。沿河岸堤边则设立头一道防线，放有三个排官兵。29日上午12时许，敌军炮兵开火掩护前锋敌军二百余人以橡皮艇和驳船强渡淠河。我军奋勇还击，敌军隔河施放毒气炮弹数十发。据守距断桥最近处河堤上的一派官兵猝不及防，纷纷中毒倒地，失去作战力。敌军趁机渡过河，其余两个排官兵见势不妙，只得丢弃工事，向后奔跑。冯团长接报，急派卫生小队趋前，欲救出中毒官兵，但被敌军炮火封锁，只得退回，沿河边已是黄雾弥漫，随风扩散，茶亭山一线守军旋受威胁。冯团长急命官兵们以湿毛巾掩面部以减轻毒害，未等到敌军进入火力范围，他即下令全线开火，但敌军又施放毒气炮弹若干，以杀伤我军。冲在最前方的敌军官兵均戴有防毒面具，敌骑兵突击队所驭战马亦配有防毒套具，可见蓄谋已久。”
“我军官兵初见此阵势，战心动摇，纷纷逃出工事，向西撤退。当日，后退十余里。幸得师部急派出配备部分防毒面具的友军据险助战，以十余挺轻重机枪依次开火，才暂时阻遏住敌军凌厉攻势……”很显然，日军的毒气战给中国军队造成很大伤害，导致阵地连连失守，许多官兵心理上也受到影响。这一点令记者仇章印象很深。
9月12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致电蒋介石，转呈四十四师等部报告称：“灰日（10日）戍派员率领卫生队赴松扬桥南一带收拾伤亡，行抵全即湾附近，沿途看见有中毒至死亡水牛多头，先行人员亦相继晕倒，即施救回部。”据三十二师王师长修身报称“灰亥派遣军士斥候在五里墩、十里铺附近侦察敌情，行至中途中毒抬回。”“据此，松扬桥间以南高地敌已完全布毒。”9月16日，敌以炮火毒气猛攻潢川。18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致电蒋介石，转述前线战况，称：“围攻潢川之敌，连日以步、炮、空联合向我进攻……并使用毒瓦斯弹，我军伤亡重大……”“我已敌已历数昼夜，因敌不断增援，使用大量瓦斯弹，我官兵中毒甚多……”“我以密集炮火攻城，并大放毒瓦斯，全程弥漫如烟……”
9月26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及军令部长徐永昌称：“敬日（24日）敌竟日炮火攻击许家冲三一师工兵阵地……敌接近我阵地时，戴防毒面具，以毒气罐对我掷放。”
9月27日，李品仙致电蒋介石：“我四八军之一部，乘敌不备，一鼓将香山敌之坚固阵地攻下，后骆驼山之敌即来增援，如是肉搏争夺，得失三次，至拂晓后，敌用毒瓦斯反攻，我军死亡颇多……”同日，陈诚致电蒋介石：“何师（第十六师）攻击王家铺附近窜入之敌……激战至晚，敌机、炮轰击至烈，并射毒瓦斯甚多……”
9月28日，李品仙致电蒋介石称：“敌……阻我南下。我军猛攻，士气旺盛，这次攻克敌各阵地所费时间极为迅速，但敌到重要关头，即放毒气弹。我以防毒具不完备，每为敌之中伤。”
日本侵略军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毒气武器，为满足前方大量需要，从后方又源源将毒气武器运往前线。这在9月14日蒋介石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白崇禧的电报中有所反映：“据报：烟俊军部近接东京训令，限九月二十日攻下武汉。将增添空军及化学部队，期结战局。近派运输舰由（朝）鲜运来烟幕、机枪、各种毒气甚多，业已运入长江。惟催泪弹有白边一道，窒息性炮弹有黄边两道，并有毒气手榴弹。均于冬日（2日）下午一时由沪运往九江。……希转饬所属注意，预为防范。”
1938年10月上旬，右路日军主力已侵至广济一线，逼近武昌。左路日军第一零一师团、第一零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江西德安。薛岳指挥的第一兵团以第九、第二十集团军在德安北部马回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敌人以有力打击。紧接着第一兵团再调第四、第二十二、第六十六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敌四个联队。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参战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筹划新的战役。空前激烈的武汉会战至此宣告结束。据抗战胜利后1947年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战史档案的不完全统计：武汉会战期间，死于侵华日军毒气武器攻击的中国军队官兵即达七千三百余人，这是一个血淋淋的令人震惊的数字！
侵华日军本性凶残，违反日内瓦国际公约在中国战场上使用毒气，国民政府在国内外媒体和国际性会议上作了揭露。8月26日，徐永昌致电向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周佛海建议：“对于敌屡用大量毒气进攻情形，应由中宣部分令香港、上海中外各报特别登载。”“查敌近来屡在山西、中阳、离石一带及马当、小沿河（潜山附近）等地使用窒息性毒气及催泪性毒气，对我军作惨无人道之放射，实大违国际公法。”
12月7日，在日内瓦召开国际联盟会议之际，国民政府向大会提交揭露牒文，公布侵华日军4个月使用毒气11次之证据，请求制止日本暴行。国联秘书处将牒文分送各会员国。16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并在国联发表演说，要求国联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日军使用毒气，国联许多会员国纷纷谴责日军暴行。英国援华会等英国进步团体也力促英国政府在国联会议抗议使用毒气。日军使用毒气遭到国际上的反对，但无耻至极的日本政府却反咬一口，说中国军队对日军施放毒气。国民政府发言人于12月14日辟谣指出：敌军冒天下之大不韪，施放毒气，经我一再揭露，自知将受全世界谴责，惶惧之余，造此谣言，企图蒙蔽世界，不啻自画供状，欲盖弥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