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词二首题 [辛弃疾词二首赏析]

　　在介绍辛弃疾下面两首词作前，先从词这种诗歌样式在艺术风格上发展变化的角度，简括地介绍一下有关宋词豪放派中苏轼、辛弃疾两位巨擘的异同，供读者阅读和评析两词时的参考。 　　前贤论述宋代词人，大都按照他们词作的风格区分为婉约、豪放两大派。虽然这种两分法只是粗线条的，但在没有更科学、更精确的区分法前，两分法依然可以做为我们研究宋词的一种依据。
　　总的来说，词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不断传承着初期――唐五代词作广泛一致的风格，及至宋代，又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等等背景的影响，婉约词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只是到了北宋苏轼的笔下，豪放风格的典型词作才正式出现，所以后来的许多词论者，不仅认为苏氏是开创豪放词风的鼻祖，而且一直将他的词作笼统地归为豪放一派。其实检点苏氏的全部词作，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极少数作品的风格堪称豪放外，其他绝大多数作品仍与传统的婉约词作风格相同、相似或相近。另有一部分作品则虽有异于正统的或典型的婉约词，似也不能径称之为豪放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永遇乐》(明月如霜)、《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而用旷达、旷放之类词语来形容也许更为贴近。准此，我们必须以辩证的眼光来作具体分析和评判：在词的发展史上，苏氏的一些典范作品确实开创了豪放一派，从这一角度来说，将其词作归入豪放派也无不可；但我们还应遵循具体作品具体分析的方法，绝不能因此形而上学地以为苏氏的词作全部或相当一部分属于豪放风格，否则就只能是不符事实的臆想、臆断了。
　　苏轼之后末代豪放派最重要的巨匠自非辛弃疾莫属。辛氏的词风受到苏词的影响，这点没有什么异议。同苏氏一样，真正豪放的词作在辛氏词集中的数量和所占比例并不特别大，不过却大大超过苏词。不仅如此，由于时代和个性有异所带来的影响，具体分析，比较苏、辛两人豪放词作的内容和形式，还是有很多区别的――自风格言之，苏旷放，辛豪强；苏清刚，辛雄浑；苏一气流走，辛沉郁顿挫；苏属于高人逸士，辛则是人中龙虎……自内容言之，苏词相对于婉约派词人的作品，固然不妨说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但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之广度、深度都远远不能与辛词同日而语。再就两家所写婉约风格词作来看，与苏氏同时代的胡寅就说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酒边词序》)，晁无咎更直言苏词“短于情”(见王若虚《滹南诗话》)；而和辛氏同为南宋豪放派词人的刘克庄则以为辛词的“�丽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后村诗话》)，清人邹�谟更赞誉道：“稼轩词中调、短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远志斋词衷》)至于辛氏那些介乎豪放、婉约之间的词章，人们在阅读之时，也总会感到字里行间常常蕴涵着一种气魄雄大、意境沉郁的力量，与苏氏同类词作颇异其趣。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辛弃疾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 英雄泪?
　　【赏析】
　　这是辛弃疾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历来受到宋词研究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激赏。辛词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在其增订三版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中，修订了以前的看法，将此词的作年由辛氏首次通判建康时(宋孝宗乾道四年或五年，公元1168或1169年)改为第二次复任建康通判时(孝宗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理由是该词“充满牢骚愤激之气，且有‘树犹如此’之语，疑非首次官建康时作。盖南归之初，自身之前途功业如何，尚难测度；嗣后乃仍复沉滞下僚，满腹经纶，迄无所用，迨重至建康，登高眺远，胸中积郁乃不能不一吐为快矣。”言之颇为有理，下文即据此展开对全词的剖析。上片即景起兴，因景生情，具体地说，也就是当作者登上赏心亭后，其所见所闻的种种客观景物，勾起了他内心蓄之已久的复杂感情――忧愁，悲愤，苦闷，以至无可奈何等等。起首二句，先总写眼前所见无际的秋色和不断东流的江水。秋天的景物往往呈肃杀之气，因而也往往容易使骚人迁客产生悲凉的情绪，从宋玉《九辩》的“悲哉秋之为气也”开始，抒发这类感情的作品可谓指不胜屈，此词也不例外。“遥岑”三句，接写远山。“遥岑远目”采用倒装句法，是词律平仄的需要；“远目”二字，其直接宾语固然是“遥岑”，又何尝不是为了勾连首二句从而起到衔接上下文的作用。“献愁”两句，接着以拟人化的手法，将远方的群山比喻为满面愁恨，或梳着螺壳般的发髻(指圆顶山)，或在头上插着玉簪(指尖顶山)的诸多女子。作者不先写自己胸中的悲愤之情，而是借对自然景物的白描和形象化的摹写来加以暗示，其目的即在为下文逐步揭示这种感情埋下伏笔，做好铺垫。“落日”两句，再写黄昏时分在楼头的所见所闻。“落日”、“断鸿”，所用字、词皆带有浓重的悲凉色彩，虽属写实，其手法和作用则并与上文所析相同。“江南”一句中的“子”字叶韵，故用句号点断属上，其实这句不仅是歇拍四句的主语，也是全词中的主人公，即作者自己。作者生于北方山东济南，二十二岁时在家乡率众二千人起义，随即投奔当时山东最大一支以耿京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共同抗金，其间曾向耿提出与南宋朝廷联合夹击金军的建议，耿同意，即委派包括作者在内的十一人南下联系。在返程中，得知耿已被叛徒张安国所害，因率领义士数十人直闯金营，生擒安国南下建康献俘，从此便留在了江南任官，故自称“江南游子”。“把吴钩”四句，开始逗出作者登临时生发了深沉的感慨，但并未说明“登临意”的具体内涵，更没有点出生发感慨的原因，从而给读者留下了一系列的悬念。尽管在宋初王禹�的《点绛唇》词中已有“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之句，然而联系辛氏此前和此时的时代背景、思想抱负和仕宦经历，这里所说的“登临意”显然蕴含着更加深广的内容。
　　下片承上正式转入抒情。“休说”两句，用西晋张翰(字季鹰)游宦洛阳，因秋风起而顿时想念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等美味佳肴，便立即辞官返里之事(参见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表达了作者怀念家乡的深切感情。从“休说”、“归未”等遣辞造语，再联系作者一贯的情志和今昔的政治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此时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作者胸怀恢复大志，可是献俘南下后，宋廷只让他先后担任江阴签判、建康府通判之类官职，即如邓广铭先生重订此词的作年为1174年，则在第一次通判建康之后，作者虽又历任司农寺主簿、滁州知州、江东安执司参议官等职，但在朝内外转了四五年后，这时又回到了建康府通判的位置，没有任何升迁；而就在首次担任建康通判前后，作者曾奏进《美芹十论》(1165)，上疏请练民兵以守淮(1170)，作《九议》上宰辅虞允文(1170)，又有奏议上君相论敌国事(1172)等等，宏图睿智，迭次显露，其结果显然是朝廷既未真正采纳他所有抗金复国的计谋、建议，更没有提拔他、重用他，让他有较好的机会实现其雄心壮志。这一切的政治遭际，同他此前从起义到献俘时的初衷有着很大的距离，因此这时油然而生怀乡之念乃是人之常情，此其一。虽有此情，可家乡济南仍在金兵铁蹄的统治之下，怎能像张翰那样，想回乡就回乡呢?无可奈何的心情不难从“休说”、“归未”两词的语气中窥见消息，此其二。进一步推论，作者对其所怀大志一向义无反顾，即使处于逆境之时偶尔一生思乡之情，他也会迅速加以消除并自我否定的，从“休说”二字并联系上下文深入体味，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论断。“求田”三句，用刘备严厉批判许�在世乱之时只顾购置田地房舍的事典，承上进一步表达作者另一种心情：既然有家归不得，又不能、不愿在中原归复前回到故乡，那是不是在报国无路的现状下，求田问舍，享受一番人间富足的生活呢?“怕应”两句，与过片“休说”两句对应，明确表明作者才萌此想、旋即否定的情志。以上五句，只用了两个事典，便将作者登临时极其复杂、矛盾的心情表达、描摹得细致入微，却又言简意丰，沉郁顿挫，极“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的含蓄之致，使读者低回往复，充分感到余韵不尽和回味无穷。“可惜”三句，再作转折：否定了命驾回乡和在南方安享富足生活之想，重新回到现实之后，面对逝者如斯的江水，满面愁恨的群山，以及耳闻目睹的断鸿落日，日益长得高大的树木(用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之语，见《世说新语・言语》)，作者不禁为流光易逝，年华虚度，身沉下僚，壮志难酬的境况而凄凉悲愤，又无可奈何。结拍三句，字面上是说希望此时有劝酒的歌女来揩拭我英雄之泪，似乎不脱英雄美人的窠臼，实质上即是借红颜知己来指代在政治上志同道合的知音，请他们来慰藉我的苦闷，倾听自己的心声，为我一掬同情之泪。这是作者登临之际感情的最终迸发与宣泄，采用的则是类似“卒章显其志”的艺术手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感情十分强烈、激切，却也不像后来许多豪放词作那样张扬、叫嚣，一泻无余，一发不可收拾，而仍然是有节有度，恰似驭者突然挥鞭驱马加速奔驰，声如迅雷不及掩耳，但当鞭梢距离马背只有盈寸之地时，便又闪电般抽回，那鞭声似乎还在耳边长时间萦绕回荡，此之谓雄浑，此之谓沉郁，亦即能放能收，能开能阖，内在既能备具万物、真力弥满，外表又如处子般静婉而不露声色，必如此方可称之为大本领，大手笔。
　　前贤论及中国古代文学的研治，都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三者都是“天下学问之事”(清代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之语)。“义理”接近现代所说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重点则在今天所说的“思想性”。“词章”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文艺创作，但侧重于作品的艺术性。至于“考据”，那基本上却带有科学的性质，其本身并不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而只是为研究文学作品服务的一种手段而已。要准确地、透彻地理解古人作品，首先就要本着“知人论世”的准则，弄清作者所处的大的时代背景及其变化、文学创作的承继源流与师友之间影响的纵向、横向脉络等等，也要弄清作者写作某一篇具体作品时的“本事”(人、事、时、地等等具体背景)，这些往往都需要使用考证的手段；而对作家、作品思想和艺术的研究、评价，则需要进一步兼用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理性地、艺术地来作全面的探讨、比较、剖析，从而得出能够揭示作者作品特色，并令广大读者信服的论断。对辛词的学习和研究更应该牢牢地把握和运用前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上述经验，在此基础上更向纵深方向发展、前进。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赏析】
　　岳珂《�史・稼轩论词》有如下一段记载：“辛稼轩守南徐(京口，今镇江)，已多病谢客。……余时以乙丑(1205)南宫试……既不利，归官下，(辛)时一招去。稼轩有词名，每燕(宴)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拍)髀(bì，大腿)自笑，顾问座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指出词中毛病)，逊谢不可(不许客人谦虚推辞)。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合)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率然对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指典故)多耳。’(稼轩)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座上宾客)曰：‘夫(fu)君(这位先生，指岳珂)实中(zhòng)予痼(真是打中了我这首《永遇乐》词的要害)!’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完成)，其刻意如此。”
　　邓广铭先生在其《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三版《略论辛稼轩及其词》所附的《后记》中认为，上面这段文字记载乃是岳珂“为了炫示自身如何受到辛稼轩的重视而特地写此一段扯谎文字的”，理由有二：一是所有辛词版本都证明，辛氏并未对其所写《永遇乐》一词作任何改动；二是岳珂在他编撰《金陀粹编》中的《鄂王(岳飞)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里面，“不顾史实真相，只为发挥其孝子慈孙的用心(珂为岳飞孙)，而为岳飞编造了许多嘉言懿行(美好的言行)”，由此推论，他在《�史》中的上述记载也“不够真实”。
　　对于邓先生的这一论断，我至今仍将信将疑。关于第一个理由，我个人认为，此词使事用典较多，是因为作品本身的特殊需要，不如此便实在难以完整地表达出作者有关抗金复国的全部谋略和在当时那种特殊背景和处境下的极其复杂的思想感情，因而推敲再三，还是无法改动一字(说详下)。关于第二个理由，似乎也不能因为岳珂在《金陀粹编》中为了某种目的曾编造过不实之辞，便以偏概全，否定他其他文字记载的真实性。如果仅仅怀疑《�史》这段记载中带有某些夸饰甚至虚构的成份，那也许较能使人相信，当然这也还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做出判断。
　　退一步说，即使岳珂所言之事子虚乌有，这段文字也很有价值，因为至少批评稼轩《永遇乐》词用事多肯定是岳氏自己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恰恰准确地揭示了此词的“缺点”和特点，为我们评析全词提供了一把钥匙。
　　众所周知，北宋王朝亡于女真族的金政权后，宋、金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尽管自绍兴和议(1161)与隆兴和议(1164)后，直到辛氏写此词时(1205)，双方相安无事已约四十年之久，但中原沦丧的悲愤，在南宋上上下下许多有志之士的心中仍然深深郁积，念兹在兹，无日或忘，辛弃疾是这样，当时宋廷掌权者韩�胄也是这样，虽说他们两人抗金复国的动机不完全相同。在被迫投闲置散二十年后，辛氏又被宋廷起用，先是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1203)，旋又差知镇江府(1204)，几乎处于抗金的“要冲”之地，这对他来说，无疑是进一步实现其个人夙愿的一个大好时机；而给他提供这一条件的，恰恰就是力主对金用兵的韩�胄。韩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将用兵计划付诸实施，目的之一是想建功立业，巩固自己的权势；辛氏是一贯主张抗金复国的元老大臣之一，韩自然要起复他为自己壮大声势。数年以来，辛氏屡次遣谍至金，细致地侦察敌国的虚实，既据以断言对方“必乱必亡”，又清醒地认识到我方积贫积弱，而敌人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强，决不可在尚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卒出兵。这样，在出兵伐金的大方向方面，辛和韩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战术亦即出兵时间方面的看法却有相当的距离，因而又存在着矛盾。如何在“大同”和不开罪韩的前提下，说服并改变韩的冒险计划，并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肯定是辛氏这一期间动足脑筋的重大问题，笔者以为，《永遇乐》一词，正是辛氏为达到此目的而苦心孤诣地进行创作的。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剖析一下作者此词创作中巧妙而独特的艺术匠心。
　　上片首六句先写历史上曾在镇江建立东吴政权基业的英雄人物孙权，次五句接写早年居住在镇江、后来曾率兵北伐的南朝宋代开国之君刘裕。既然孙、刘两人都与镇江有关，又同是一代创业开国之君，为什么作者不肯节省笔墨，偏要对他们两人都进行歌颂呢?原因很简单：孙权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努力做好各项准备，坚持抗曹而决不投降，终于在赤壁一战大败曹军，使天下鼎足三分的英雄人物，目前非常值得宋廷当权者学习、借鉴，其着重点在绝不向敌人卑躬屈膝、委曲求全这一方面，而南宋朝廷对金政权恰恰一向是采取割让土地、贡纳岁币等手段以求苟安江南半壁的。但仅仅安于敌我双方暂时相安无事，不管中原沦丧，依然年年纳贡，不积极做好北伐的各项准备，并及早发兵北征，作者也认为是万万不可的，所以接着更以浓墨重彩来写与孙权有相异之处的刘裕。异在何处?质言之，孙仅重守势，只是在曹军大举进攻时才被迫奋力抵抗；而刘裕在东晋末年就曾主动出兵北伐，一举消灭了鲜卑贵族统治者建立的南燕、后燕、后秦等割据政权，还一度收复了洛阳、长安等地，其人其事又可作为南宋当权者树立尔后北伐必将成功这一远大战略思想和信心的借鉴。由此可见，歌颂孙权是针对南宋当时孱弱的国势和韩�胄急于北伐的浮躁情绪而发的，歌颂刘裕则是针对将来必须实现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计而发的，其目的即在于借历史人物成功的经验，从正面阐述作者完整的战术、战略思想，对韩�胄进行含蓄的讽谏，因此缺一不可，而决非浪费笔墨。
　　过片三句承上，再以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年间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北伐，企图建立像汉代大将霍去病大败匈奴、封狼居胥山那样的丰功伟绩，结果惨败而归的反面历史教训，进一步提醒韩�胄目前切不可草率用兵。这是在上片肯定孙权于赤壁之战前暂时采取守势的基础上，对韩比较直露的规劝甚至警告。“四十三年”六句分为两层，但有密切的联系。前三句回顾四十三年前自己奉耿京之命南下途中，扬州一带正遭到金主完颜亮大军的蹂躏，宋廷形势岌岌可危，未遑论及收复中原；后三句先以“可堪回首”四字由往昔过渡到今日，不仅感慨四十三年过去了，中原仍未收复，而且更可怕的是，当年扬州一带因金兵大举南下而烽火连天，今天这里的汉族民众竟然在历史上异族统治者魏太武帝的祠庙前鼓乐喧阗，迎神赛会，完全淡忘了中原沦丧的灾难和耻辱，这种“后死无仇可雪”(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中之句)、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不能不使作者万分殷忧，再不及早收拾民心，振作士气，将归复大计付诸实施，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在既不能冒进、又不可拖延的形势下，如何才能妥善地解决矛盾呢?作者在结拍三句中给出了答案，虽未明说，弦外之音则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借用《孟子・公孙丑下》中语)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金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见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而自己正是足以应变的元老大臣，亦即廉颇式的老英雄。然而作者毕竟只是韩�胄为实现其个人政治目的的一个工具，韩并没有真正重用他；相反，当韩自以为北伐胜利可以轻易取得之后，很快便借故先降后罢了作者的官职，使他再次投闲置散。可见作者在结拍处虽然表达了以身许国、老而弥壮的期望和热情，但在字里行间也流露了可能事与愿违的忧虑。尔后的事实证明，他的一切忧虑终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作者被罢官的第二年(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宋廷便正式下诏伐金了，结果不出作者所料，很快就惨遭大败，宋廷不得不屈从于金统治者的胁迫，将韩�胄的首级送给对方求和，这当然是后话了。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归纳两个重要的论断：第一，旧体诗词一般来说篇幅有限，古代作家为了做到“言简意丰”，常常借助使事用典的手法。如上文所析，作者在此词中既要从正面表达自己有关抗金复国的战术和战略思想，又要从反面指出草率北伐的危险后果；既要反对仓卒出兵，又要指出北伐的迫切性，最后还要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如此丰富、复杂的内容，要在〔永遇乐〕这一只有104字的词调中完整地表达出来，不借用大量使事用典的艺术手法是很难做到的。如果说“用事多”影响了作品的形象性，是此词的一个缺点，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第二，如前所述，作者与韩�胄在抗金复国这一方针大计上的观点是一致的，作者在长期投闲置散后得以重新起用，大权在握的韩�胄又是最重要的举荐人物，两人只是在战术思想上有较大矛盾而已。战术思想的相异本不应该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作者回顾当年隆兴北伐失败的历史教训，以及他从谍报中得知金国的军事实力仍很强大的信息后，清醒地认识到用兵的条件和时机都是直接关乎此次北伐成败的关键因素，所以他既不得不通过词这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向韩完整地传达自己的观点，又不得不出之以尽可能委婉曲折的艺术手法向韩进行讽谏，避免因文字直白而影响实际效果。在这种良苦用心的指导下，作者也需要大量使事用典。从这一角度来说，用事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必须指出的是，此词用事虽多却十分贴切，极有针对性，使韩�胄读之，亦当在心领神会之余，虽然最终并没有接受作者的规劝，却也没有理由和借口当面对作者怒形于色。从这方面来说，用事多恰恰又是此词的特点和优点。笔者认为，评论此词，当作如是观。附带说一下，开禧二年五月伐金失败，金兵大举南犯并将索取韩�胃头颅作为议和条件后，宋廷和韩慌了手足，又连续给作者加官进爵，前后至少两次召令他速赴行在(指临安，今杭州）奏事，商议解除燃眉之急的对策，可见这时韩已认识到此前作者的意见确是深谋远虑的金玉良言，惜乎为时已晚，作者不久便赍志以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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