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的再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时间：2018-12-30 03:39: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翻译不是语言间的机械转换,而是一种再创造活动。由于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翻译过程中的再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再创造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作为实施翻译行为的个体――译者,应具备必要的素质,如此才能在翻译中进行成功的再创造性活动。
关键词: 翻译译者再创造性
谈起翻译之难,很多翻译家都有一本叹不完的苦经,像郁达夫、郭沫若,甚至鲁迅,都在不同的场合,谈过翻译的难处。他们中甚至有人认为,翻译之难,难于创作。有人将翻译中的“忠实”原则绝对化,于是将“忠实”与“再创造”对立起来。认为再创造就是不“忠实”,忠实就不能“再创造”。然而在翻译中,他们又往往苦于可求其貌相似而不可求其神韵,最后又不得不回归到“再创造”这条路上来。
一、再创造性的含义
译者的再创造性是指译者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不完全照搬原作的语言形式和字面意义,而是根据译语的特点和规律,用规范的译语语言形式反映原作中所描绘的客观现实,这种反映是一种能动的反映,好像“原作者用另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对于翻译的“创造性”,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如埃斯卡皮认为:“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从这个角度来讲,翻译无疑具有创造性。
无论哪种理解,我们都可以看到翻译“再创造性”的几个基本特征:
1.这种“再创造”是艰辛的,有时甚至胜过原作的创作。
许均曾在《我和翻译》一文中回忆自己参与翻译译法国文学巨匠普鲁斯特那部被称之为“不可移植”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时这样写道:“花费了近三百个日日夜夜,才勉勉强强地完成了所承译的二十余万字的初稿,其间所经受的痛苦、恐惧,往往使我心力交瘁,尤其那一种唯恐背叛原著的负罪感,使我负载着一个沉重异常的十字架,作品中那长达数十行的‘意识流’连环句式,那声、色、味一应跃然纸上的形象笔触,那妙不可言的隐喻双关,还有那或细腻、或粗犷、或高雅的生花妙笔,岂仅凭兴趣,凭忠诚,率而操笔所能传达亦步亦趋地求文字对应,为两种语言特有的规律与魅力所不容,往往导致貌合神离洒脱大胆地弃其形,求其神,又担心‘创造’出一个貌离神散的畸形儿。更不谈还要不辱使命,追求作品‘形式因素美学价值’的再现,‘文化因素’的移植,‘文学形象’的再创造和‘语用意义’的传达……这般复杂,这般艰辛,这般痛苦,是当初涉足译坛所料不及的。(许均,1997:41)”
2.再创造应有条件,有范围和限度。
再创造是有条件的,要以忠实反映原作描述的客观现实为前提。许均曾将翻译过程总结为:作家―原著―翻译家―译本―读者,在这整个的创造性的活动中,原著的作者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是他提供了整个活动的基础,限定了它的范围,译者的“再创造”活动只能在这一条件下进行。脱离了这个基础和范围,就是创作了。另外,从理论上讲,任何翻译都要求译作与原作等值,所表达的信息相同。因此,译者的再创造只能表现在译语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上,如何使译作的信息尽可能地接近原作的信息。一般说来,只是在遇到因两种语言文化差异引起的翻译困难与障碍时,译者才采用创造性的方法,而且恰到好处,这才是再创造。
3.再创造性强调译者的主体意识。
“译者主体性”,这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术语了。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处在一个中介地位,担当着读者和再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处在接受者的被动地位。但译者是一个积极的读者,力求深入地理解原文,充分挖掘其深层内蕴,细心揣摩作者的意图;二是译者在解读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再创作,以另一种语言体系、思维方式将原文脱胎换骨,使之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再生。这时,译者便成了原文的再创作者,处于主动地位。“再创造”就是强调第二个环节,因此,译者的主体性当然不能忽视了。
二、再创造的目的
再创造性翻译背后的目的性是多种多样的。傅东华是要“替读者省一点力气”;庞德对李白的诗歌进行再创造性翻译是为了配合意象派诗人的诗歌改革运动;严复在译《天演论》时之所以将原作者的思想和斯宾塞的思想有机结合,是因为非如此就无法在译文中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直接运用于人类社会,就不能通过译作达到振聋发聩、“自强保种”的目的。傅斯年也曾明确提出过“译书应有主义”,即“应该译最有用的,对于中国人最有用的”书,应该考虑译作的“效果”。显然,译者进行再创造性翻译往往正是因为他们“态度严谨,一丝不苟”,而不是为了济其“功力不足”的不负责任的做法。
再创造性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可以将不可译性转化为相对可译性。
如,刘禹锡《竹枝词二首》中的第一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晴。”
原诗语寓双关,天然成趣,但译成英语却不能把音义的巧妙结合再现出来。许渊冲先生采用了迂回变通的方法,产生了如下译文:
Between the willows green the river flows along,
My beloved in a boat is heard singing a song.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the east banks in sunshine,
My beloved i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
可见,只有深刻领悟原文,在局限中求自由,在局限中进行再创造,才能最大可能地再现原作。
上述译品都与翻译动机相适应,起到积极的效果。这些富于再创造精神的译品取得的这种成功是“绝对忠实”的译文无法取代的。
三、译者在“再创造”过程中应具备的素质
在了解了“再创造”的含义及目的之后,我们更深刻体会到了翻译中再创造的必要性。作为实施翻译行为的个体――译者,应具备怎样的素质才能在翻译中充分发挥其“再创造性”呢?
1.扎实的语言功底和良好的文化修养。
扎实的语言功底和良好的文化修养对一个译者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译者要想实现再创造,这一点尤为重要。译者首先应对源语和译语有很强的语感,且有敏锐的判断能力和鉴赏能力,同时还要有对这两种语言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和跨文化交流的敏感性。比如:2005年5月,台湾民主党主席宋楚瑜在反驳李登辉对他的指责时说:“你李登辉是既忘了根又忘了本,你是根本不对!”这句话的特点是,“根”和“本”先分开出现后合起来出现,而且都包含有实际的意义。如果要把这个句子翻译成英文,自然也应该把这个特点反映出来。有人将其译为:“You’ve betrayed your national root,and you’ve betrayed your ancestral branch.So you’re wrong root and branch!”习语root and branch是completely/thoroughly的意思,用在这里不但形式上符合要求,意思上也合适。这正是我们追求的“达意、传神和表形”的翻译效果。
2.强烈的责任感。
译者在实现“再创造”的过程中,应当秉承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前面我们讨论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及重要作用,它起着连接读者和作者的媒介作用。“再创造”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忠实原文,背离这个原则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种欺骗。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别一下再创造性翻译与误译的区别。再创造性翻译与误译虽然看上去与原文的语义不符,但是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误译是由于译者的语言水平有限,或是一时疏忽,导致理解有误,并进一步导致错误的表达。总之,对原作和读者负责,这是译者在实现再创造性翻译时应铭记在心的。
3.要有“叛逆”精神。
从“忠诚”到“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 忠诚”在实践中常常令译者顾此失彼,而“叛逆”在理智上又让译者难以接受。这种两难的窘境是每一个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会遇到的。翻译的“叛逆”性质,源自于语言的转换。一部文学作品即使是原作也不可能把它的作者意图完整无误地传达给它的读者,因为“每个接受者都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去理解、接受作品的”(谢天振,1999:141)。在这里,谢天振强调接受主体的不同,对原作的理解与接受也有异,因此,叛逆也不可避免。如果考虑到读者和接受环境的作用,这种“叛逆”似乎更是合理的了。谢天振在其《译介学》里引入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
创造与叛逆在翻译中其实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有了“创造性”的限定,“叛逆”则必须有度了,倘若“叛逆”失度,翻译必将走向它的反面,在失度的“叛逆”中失去方向,最终违背其担当的神圣使命。
四、结语
“再创造”并不排斥忠实,它忠实于原文的“真精神”和内容实质,其结果往往是使原文能够更长久、更有意义地存在于新的文化语境中,是对原文文本成功的再语境化。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只有充分考虑到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综合上述各种变通手段才能忠实传达原作的意义、信息、内涵和原作的艺术境界。翻译的本质要求译作忠实于原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译作对原作亦步亦趋,生搬硬套,而恰恰要求译者要发挥其创造性,采取各种再创造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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