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对工到杂文作家:杂文作家
时间：2019-04-24 03:24: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苏文洋简介 生于1956年10月。属猴，性格以猴气为主。小学、中学在十年动乱中度过，后来插队、当工人。在报社工作期间，上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函授学院，获得大专、大本学历。后读过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班，因外语障碍，未获毕业证书。现为高级记者，担任《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北京市杂文学会副会长。曾荣获“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北京市劳动模范”等称号。
○记者：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入《北京晚报》社，之前当过仓库保管员，从事过印刷、校对等工作，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经历？
●苏文洋：我进入《北京晚报》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晚报》在十年动乱开始（1966年）时就停刊了，1980年2月5日复刊。我1979年底从北京日报社农村部调到《北京晚报》筹备复刊。复刊后，先后担任过一版编辑、记者、评论员。除了有三年时间离开《北京晚报》担任《北京现代商报》（现已更名为《北京商报》）总编辑外，一直在这家报社工作。
仓库保管员——印刷——校对，是我调到《北京晚报》前的主要人生经历。1973年我在北京五中初中毕业后，即到北京郊区平谷县王辛庄公社王辛庄大队插队落户。大队分为一、二两个小队。插队一年后，我担任了第二生产队保管员，主要保管二队的全部生产工具和粮食（上交公粮之后的社员口粮和种子粮）。我几乎所有农活都干过，属于“知道分子”。我当保管员，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队长分派给我一位老农，和我一起经常在晴天把粮食（主要是小麦、玉米）从仓库里倒腾到外边的水泥地场院过风，晒晒太阳，防止发霉。这位老农一进仓库，耗子（老鼠）就吓得“堆尿（sui）”了，他像猫一样把耗子捡起来活着吃了，看得我目瞪口呆。二是当保管员一年后我离开农村时，需要交待清楚队里的全部物品。清点犁、耙、麻袋等等东西时，别的东西一件不少，唯独粮食过秤时亏了一万多斤。我大吃一惊，心中忐忑不安。后来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放我一马”，理由是“亏多少他也不可能背（偷）到自己家里去”。后来有老乡告诉我，亏空的原因一是粮食入库时还不干，一过风，一晒太阳，分量自然就减了。二是麦收前队里两次给社员分口粮，我总是拿个瓢，每秤都给添一点，看着每家来分粮食的社员都高兴而去，我却不知道自己是在“挖”人民公社的墙角，“集体”受到了损失。
1975年，我从农村被招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分配到院办公室铅印室当印刷工人。在这里工作了整整三年，不但掌握了全部印刷技能，也对铸字、排字、排版、装订等工序有了基本了解，还“近水楼台”地看了三年中外军事理论研究书籍、资料和研究成果。
之后，我从军科被调到北京日报总编室校对科上了两年班。当校对员的第三天，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初校时，将星期日二版头条文章最后的套话——“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错校为“继承华主席遗志……”，从排字工到值班副总编，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员都受到了处分，唯独放过了我，因为我刚干这项工作三天。当时，全市挨门挨户收缴报纸，重新补发改正后的新报，可见影响之大。由此，我知道校对的责任重大。通过这些年的亲身体会，我觉得搞文字工作的人干上两年校对，对减少差错率很有好处。我们现在的书报差错太多，有的到了惨不忍睹的境地，好像出错无人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记者：提到您供职的《北京晚报》，与杂文有关的一件大事不得不说，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邓拓先生开设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在全国报刊中掀起了一股杂文热潮。从五十年前的《燕山夜话》到现在的《北京论语》，可以说《北京晚报》有着悠久的杂文传统。您在主持创办《北京论语》的时候，是本着怎样的一种理念？
●苏文洋：您说得很对。《北京晚报》确实可以说有着悠久的杂文传统。这个传统始自邓拓先生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那是划时代的杂文大家之作。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拿《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开刀的，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和写杂文的人都知道。《北京晚报》复刊后，曾经办过《百家言》和《一夕谈》两个杂文专栏，非常受读者欢迎，颇有开思想解放之先河，引领杂文重出江湖之气势。可惜随着时代变迁、人事代谢，这两个非常精彩的杂文专栏未能坚持办下去。我主持创办的《北京论语》，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那就是向《北京晚报》悠久的杂文传统和杂文前辈致敬，不能说有多少继承和光大。我的心和他们是相同（通）的，但我的能力和我走过的路与他们有极大的不同。我和我的同一代人几乎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尽管小时候换过几次“奶瓶”，但“奶水”成分却一次比一次“狼性”更多，“人性”更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不能说自己有什么理念，惟愿我们的后代能够喝上正常的“人奶”或“牛奶”。倘若他们连“狼奶”都喝不上，直接喝“地沟油”，那是所有杂文作家的集体悲哀。
○记者：嬉笑怒骂，笔锋犀利是您的文字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这种文字风格是如何形成的？您在性格中是否同样有着杂文辛辣幽默的因子呢？
●苏文洋： 您和很多读者一样，以为我的文字嬉笑怒骂、笔锋犀利。其实不然。我常说我是踩着刹车、拉着手刹在写作。我怎么能开快车呢？我连博客、微博都不开，就是怕没有“领导把关”，一不留神说了过头话。我的第一“领导”、第一“把关人”在我家里“潜伏”多年，我半夜写完稿，她居然能够知道我何时写完，又趁我酣然补觉之际，爬起床来在我的稿子上大加删改。她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是货真价实的睡在我身边的“赫鲁晓夫”。一篇稿子，挖空心思，精彩的得意之笔也不过一两处而已，经她这么“修正”，还能剩下多少嬉笑怒骂、笔锋犀利？她替我的单位领导干了很多他们想干而没有顾得上干的“把关”工作，可惜我的领导们不知道，从不赏她一分一厘，而她却乐此不疲。眼见她就要退休回家，有更多的精力、更大的热情对我实行“修正主义”，呜呼！夫复何言。家有“匹妇”，我岂敢逞匹夫之勇。
我的性格中，似乎杂文辛辣幽默的因子并不多，多的是相声的一些因子。相声大师苏文茂老师是我的本家，论辈分，我们都是“文”字辈；论年龄，他是长者。倒退二十年，我会坚决改行拜师学说相声，现在“说”比“写”值钱，于丹再怎么“写”也不如她一“说”成名，写《论语》的永远赶不上说《论语》的挣钱多。
○记者：您称自己的写作是“吃杂粮，每天下好蛋”。有人说您创造了苏式杂文体，恕我直言，您的文字有的杂文元素较大，另一部分时评元素多些。不过行家认为，不论哪一部分，都可当杂文读，您对此有何评说？
●苏文洋：“吃杂粮，每天下好蛋”源于我的生活经验。小时候，家里养鸡，放养的鸡，连石子都吃，我爷爷还把猪骨头砸碎给鸡吃，鸡才不下软蛋。那些“软蛋式杂文”可能跟缺钙有关。
苏式杂文体是没有的。今年初，北京市杂文学会改选，徐惟诚、段丙仁等学会老领导和北京杂文界同仁们委我以副会长之职，我表示要从头学起，好好学会写杂文。我的所谓杂文，大都是报纸所需的“急就章”，来不及像那些杂文大家一样仔细推敲，反复斟酌。读者要当杂文看，也只能对读者说声抱歉，我凑合写，您凑合看。
○记者：您的杂文作品题材广泛，经济、文化、教育、民生等领域均有涉猎，尤其是对垄断行业的揭露，对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的解读，深入浅出、入木三分。您对题材的取舍有哪些心得？
●苏文洋：《北京晚报》是张“小报”。当“小报记者”，除了天生的行政级别低这个不足外，其他优点不少。一个人当几个人用，逼着你各行各业都涉猎。除了外交、军事题材不敢轻易碰触之外，别的题材我都有兴趣。我不是说我对外交、军事题材没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这两方面的题材“专属领地”成分过于强大，目前还是不碰为佳。
垄断行（企）业竟然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我就不能不站出来说话。谁也拦不住我对垄断行（企）业的揭露。我的目的在于社会进步，不能让少数垄断行（企）业拖住社会进步的脚步。
其实，题材广泛也还是在“家事、国事、天下事”这个大范围里。每天要写一篇时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写作班子，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味，不能不勉为其难，换着花样来。好比单位机关食堂主厨，总要调剂一下菜谱。写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怎么写才是费思量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