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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黄金饰看企沙归难侨的身份认同】企沙

    时间:2020-03-26 07:46: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人们对于黄金饰品的热衷由来已久,然而与他族群对于黄金饰品偏好不同的是,企沙归难侨对于黄金饰品偏好的背后实则是其对自我身份认同困惑的表现,更是对自我身份不确定性的一种有效保障。
      关键词:黄金饰品;企沙归难侨;身份认同;越南华侨
      
      身份认同一直是学术界在认同研究方面的重要内容,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林林种种,而就归难侨专门进行的身份认同研究并不多见。2007年年底笔者在广西防城港企沙镇华侨渔村调研过程中,发现黄金饰于企沙归难侨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而这些作用和意义的背后,实则是他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
      
      一、企沙归难侨
      
      企沙归难侨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受东南亚“排华事件”的影响,被迫回国,而被中国政府为安置在广西防城港企沙镇华侨渔村的归难侨。企沙镇华侨渔村下辖27个生产小组,1979年企沙华侨渔业大队建立之初共有1800人,200户,全部是从越南归来的难侨渔民。以船为家,打渔为生的特殊生活方式使得企沙归难侨与企沙镇当地非归难侨族群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进而使其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表现出极大的困惑。
      
      二、黄金饰与企沙归难侨
      
      在民族学、人类学的定义解释中,风俗习惯它常指的是一个特定民族在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风尚和习俗。[1]黄金作为一种佩戴的饰品、婚姻嫁娶中的礼品、经济储蓄的方式,是企沙归难侨尤为突出的风俗习惯。
      (一)黄金饰与企沙归难侨装束
      在企沙镇的调查中,笔者发现:区分归难侨和当地其他族群身份最直接有效的判别方法就是从外形上识别。用当地一位非归难侨受访者的话来说:
      在街上,只要你看到那些戴着黄金首饰的人,十之八九就是他们华侨了。我们当地人基本上是不这么戴的。①
      的确如此,企沙归难侨对于黄金饰品有着特别的偏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企沙华侨渔村上到80岁老人,下到满月婴儿,无一例外都有着至少一件属于自己的黄金饰品。它们或是耳环,或是戒指,或是手镯,或是项链,甚至有金牙之类。黄金饰品与归难侨的装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它是企沙归难侨一种外在区别于企沙当地非归难侨的特征。也正是这在当地人看来极为“显富”的装束,成为一定程度上判别其归难侨身份的有效途径。
      (二)黄金饰与企沙归难侨风俗
      黄金饰品作为企沙归难侨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它既是渔民自我的一种装饰,也是渔民用于人情往来的一种礼物。正基于此,它在企沙归难侨的婚礼和其他重要的节日习俗上都频频出现。据调查:依据归难侨的习俗,每个孩子在在满月时,亲人就会为其戴上一件黄金打制的饰品,女孩长到一定的年龄就必须被穿上耳洞,戴上黄金打制的耳环。
      除了上述习俗,黄金饰品在企沙归难侨的婚姻习俗中,更是不可或缺。常言道:“婚姻乃人生大事。”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婚姻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企沙归难侨自然如此。对于他们有着特殊意义的黄金饰品俨然成为了其婚礼习俗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归难侨的婚礼嫁妆中,黄金无论多寡都是女方家人赠予新人的心意。在婚宴的敬茶仪式中,亲人对于新人黄金饰品的赠送也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新娘的父母、叔婶、兄嫂,还是新娘的弟妹,他们都会特别为这对新人早早准备好一件特别的黄金饰品(或是戒指,或是手镯,也或是项链等),在敬茶仪式中亲自为新人戴上,并致以最甜美的祝福。
      (三)黄金饰与企沙归难侨储蓄
      企沙归难侨对于黄金饰品的偏好,不仅表现在他们把黄金作为一种装饰物品和风俗习惯,更表现在他们将黄金作为一种储蓄方式。储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储蓄多指储蓄存款,它是指:“城乡居民将暂时不用或结余的货币收入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一种存款活动。”而广义上的储蓄则通常是指:“西方经济学通行的储蓄概念是,储蓄是货币收入中没有被用于消费的部分。这种储蓄不仅包括个人储蓄,还包括公司储蓄、政府储蓄。储蓄的内容有在银行的存款、购买的有价证券及手持现金等。”[2]
      随着企沙镇农村经济的发展,人们除了生活消费支出,还能有一部分资金盈余。选择将这一部分资金存入银行,或者投资再生产,不免成为许多企沙村落农民的选择。然而,对于企沙归难侨而言,盈余资金却另有用处。这就是将现今兑换成黄金。在企沙归难侨每当有盈余的资金,就会去购买黄金,或将其打成饰品,在家储藏或赠与亲人。习惯于将现今兑换成黄金储藏或佩戴是归难侨区别于当地族群的特点之一。与企沙归难侨的黄金储蓄方式相比,企沙镇当地其他族群将钱存入银行,或是投资置业的储蓄方式则更迎合现代社会对于盈余资金支配方式的潮流。
      
      三、企沙归难侨身份的困惑
      
      与企沙镇当地人对于自我身份的明确性相比,企沙归难侨对于自我身份的思考中,仍存在着“我是谁,哪是家”困惑。
      对于“我是谁”的思考多见于国内外社会学的研究之中,代表人物有库利、乔治・米德和弗洛伊德等。其中社会学中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乔治・米德认为,自我意识是随着符号使用能力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他把“自我”分为“主我”和“客我”两个部分。“主我”是自发的、能动的,为自我和人格的发展提供动力;“客我”是内化了的社会要求和期待,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3]同样的,企沙镇华侨渔村归难侨对于“自我”的思考和认识也是其在社会化过程中“主我”与“客我”之间一个连续不断的互动和相互建构的过程。
      毋庸置疑,在越南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在对于“自我”思考和认识的过程较企沙镇当地社会其他族群的自我认同更为复杂。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企沙归难侨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大致存在三种类型。他们既有对于中国华侨华人身份的确信不疑,又有对于越南归难侨身份的困惑。
      (一)从越南华侨到企沙华侨
      企沙归难侨出生在越南,且已有四代世居越南的归难侨并不少见。据他们描述,在越南华人通常有属于自己的华人居住区,他们便和自己的父辈以及其他的华人世代居住在越南的华人区。从那个时候起,居住区的每一个华人都深知自己“华人”这样一种身份。虽然他们与周边的越南人有着友好的往来,且他们除了拥有“越南华侨”这一身份外,自觉与越南人差别甚微。被迫回国后,他们作为归难侨被安置在企沙华侨渔村,随后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了中国公民。但这样的回国方式使得他们被冠以“越南归难侨”的称谓。
      因此,在企沙华侨渔村的走访中,笔者常常可以听见诸如此类的界定:“我们企沙华侨”、“他们本地人”、“他们企沙华侨”、“我们当地人”等等。显然,企沙华侨渔村的归难侨和企沙镇其他非华侨渔民或农民群体对于自我身份和对方身份的界定,更多是基于企沙镇华侨渔村的归难侨有着不同于企沙镇当地人的经历和记忆。也是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和记忆促成了企沙镇华侨渔村归难侨从“越南华侨”到“企沙华侨”身份的转换,与此同时在与当地社会其他族群的族际互动中也更好地完成了这样一个身份的转换,进而确定了“企沙华侨”这样一种回国后的身份。
      (二)我是越南人
      而在企沙镇华侨渔村中,仍存在很大一部分居住在海上的企沙归难侨,由于他们长期在海上生活,与当地社会其他族群的族际互动极为有限,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也难以获得一种转换的过程和机会。他们更多的还是生活在自己人的圈子之中,于是一些“土生土长”的归难侨就会延续自己是越南人的身份认同。
      在笔者的调查中,虽然绝大多数人表示出相同或者类似于从“越南华侨”到“企沙华侨”的情感判断和价值认同。但也有少数渔民因为对于越南有着更为深刻的情感,即便经历被迫回国的艰辛过程,即便定居企沙后的生活安逸,他们还是会常常怀念在越南的生活,他们甚至坚持认为自己是越南人。
      以企沙归难侨郭某刚刚过世的爷爷为例。据郭某说,郭大爷是在越南出生并生活了近60年。自1978年被迫举家回到中国后,他一直很怀念越南的生活,虽然在越南的生活远比在中国要艰辛。回国的近30年里,郭大爷也曾几次回越南探访以前的好友。在郭某看来她爷爷的思想里,一直认为自己是越南人,所以当他深知自己不久于人世时,他还期望着能再去越南看看,甚至希望自己能在越南去世,或者埋葬在越南。虽然在越南的时候他也和其他的“华人”一样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国。
      (三)我到底是谁
      和上述两种对于自我身份认同比较明晰的情况不同的还有这样一种少数情况。他们在“越南华侨”、“企沙华侨”、“中国人”、“越南人”的身份中徘徊。
      在笔者的调查中,归难侨吴某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她也是出生、成长在越南。25岁时,随同丈夫一起回到中国。在她认为,回国前生活在越南,虽然在生活区域上,他们和当地人在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分,他们也从小就清楚自己“华人”的身份,且与越南本地人和谐共处。但就她个人感觉当时就是越南人了。被迫回国后,他们这批从越南回来的归难侨集体被安置在企沙华侨渔村,与企沙当地村落同样有着较为严格的地域界限。且他们同样深知自己归难侨的身份是周边村民所没有的。正是因为前后两种这样类似的境遇,吴某在与笔者的言谈中,一方面表现出对过去在越南生活的怀念,另一方面对现今国内安定生活状况的满意。但因为被越南政府的驱逐经历,让有着安定生活的她依旧无法掩饰对未来生活担忧和恐惧。这位姓吴某的归难侨说道:
      虽然现在我们企沙华侨渔民和本地的人相处得也很好,但是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像以前在越南一样,又因为我们在越南居住过,是从越南来的,而把我们再次赶回越南。要是到时候越南也不要我们,我们还能去哪呢?②
      归难侨吴某的话不免更为直接地展示出,由“我是谁”而延伸地追问“哪是家”。其实,对于个人的自我思考和族群的自我认同一样,当不无法弄明白“我是谁”时,也就难以找到“家”的方向。亦如许多归难侨经过30年的企沙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国内的生活,对于中国政府当年能接纳并安置他们,他们满怀感激之情。企沙华侨渔村已经成为他们现在切切实实的家。而在回国之前,对于生养他们的居住地有着家一般浓烈的感情,在他们看来越南居住地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他们有同样有了难以割舍的情感。正因如此,当越南政府将在越南居住多年的他们驱逐回中国时,许多华侨渔民的内心表示出极大的不理解和困惑。于是有些归难侨就会想:“哪才是自己的家呢?”
      对于企沙华侨渔村这个社区内的成员而言,从越南到中国这种地域的转换,从“华侨”到归难侨这种身份的转换,这两种转换的实现无疑都促成了该族群由外至内的震动。这样一种震动使得其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更加模糊或更为清晰,对于自己内心世界国家的归属感日渐模糊或者清晰。然而,生活在企沙的其他族群却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进而也就难以产生对于自我身份以及国家认同的模糊感。
      
      四、黄金饰与企沙归难侨的身份认同
      
      由此可见,企沙归难侨对于黄金饰品偏好的背后实则是其身份认同的困惑,也正是因为其对自我身份的困惑才使得企沙归难侨将黄金作为家庭的储蓄方式和族群重要习俗的必需品。正如企沙归难侨黄某所言:
      我们不像其他的企沙当地人,在岸上有自己的房产、田地或者工作,我们有的只是一艘渔船和常年海上打渔的生活。我们出海打渔的风险都很高,都担心是否遇到沉船的厄运。所以,储存黄金是最好、最方便的办法,无论我们的船去到哪里,只要上岸我们都能兑换成现金使用,就算我们沉船,只要命还在,黄金就还在,我们上岸后还有机会重新置业。③
      长期海上漂泊的生活方式,以及黄金具有的特殊的商品和货币属性,共同促成了企沙归难侨对于黄金饰品的特别偏好。
      
      五、结语
      
      综上所述,企沙归难侨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源自于其特别的经济生活方式和出国回国的历史经历,而其对于黄金饰品的偏好则是为其不确定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保障。正如英国著名的功能人类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的马凌诺夫斯基主张文化功能观一样。在他认为文化实际上是作为满足人类需要的一种手段。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企沙归难侨对于黄金饰品和黄金储蓄方式的偏好,也正是因为这种偏好满足了他们对于生活的一种需要,对于自我身份认同困惑的一种保障,也正是这样的需要才促使其将此偏好转内化为本族群特有的文化现象,并固守和沿袭着这样一种价值认同和文化行为。
      
      参考文献
      [1]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2]http://baike.省略/view/51832.htm.
      [3]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注释:
      ①2008年1月8日笔者与企沙镇当地商人陈某的访谈录。
      ②2008年1月9日笔者与企沙归难侨吴某的访谈录。
      ③2008年1月12日笔者与企沙归难侨黄某的访谈录。
      
      基金项目:本论文系广西民族大学2008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gxun-chx0827)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蒋婉(1984- ),女,广西桂林人,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族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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